进行公开的竞争。假使他们是正确的，那末，政府企业会兴旺起来。假使他们错了，那末，人们的福利会由于有私人的机构而得以提高。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只有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为了集中控制本身而相信它的人，才能采取赞成养老金机构国有化这个原则立场。
3·强制购买养老金。在排除了枝节问题之后，我们现在准备面对主要的问题，即：强制个人使用他们目前的一部分收入来购买养老金为他们的老年作准备。
行使这种强迫性的一个可能的理由纯粹是家长主义的。假使人们愿意的话，他们可能单独地去做法律要求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而去做的事情。但是，当他们单独行动时，他们目光短浅并且不为将来着想。“我们”比“他们”头脑清醒，知道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应该在比他们自愿做时更努力来为他们的老年作准备；我们不能个别地来说服他们；但是，我们能够说服51%或者更多的人去强迫所有的人去做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事。这种家长主义是对正常的人使用的，因此，甚至不需要象关心儿童和疯子那样的借口。
这种观点在内部是一致的和合乎逻辑的。相信这个观点的彻底的家长主义者不会由于向他指出在逻辑上的错误而受到劝阻。他是我们在原则上的反对者，并不仅是一个善意而误解的朋友。基本上，他相信独裁，仁爱的独裁，并且还可能是多数主义者，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相信独裁。
我们这些相信自由的人会必然相信个人自己犯错误的自由。假使有人故意喜欢为今日而生活，喜欢为了目前的享乐而使用他的财富，故意选择一个贫穷的老年，那末，我们有什么权利来阻止他这样做呢？我们可以与他争论，设法劝说他，说他是错误的，但是，我们是否有权使用强迫手段来阻止他去做他选择要做的事呢？是否总是存在着他是正确而我们是错误的可能性？谦虚是相信自由的人的显著美德，而骄傲则是家长主义者的。
很少有人是彻底的家长主义者。假使用今天的眼光加以冷静的考察，它是很不使人感兴趣的观点。然而，家长主义的论点曾在象社会保险那样的措施上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以致似乎值得把它明确地加以论述。
根据自由主义者的原则，强制购买养老金的可能的理由之一是，不为将来打算的人不会遭受他们自己行动的后果，但却使别人担负代价。据说我们不会愿意看到贫困的老年人忍受贫困的生活。我们将通过私人和公众的慈善事业来支援他们。因此，不为老年作准备的人会成为公众的负担。强制他去购买养老金是有理由的，其原因不在于他自己得到的好处，而是为了我们其他人得到的好处。
这个论点的份量显然取决于事实。假使90%的人口在没有强制购买养老金的情况下，会在65岁时成为公众的负担，那末，这个论点会有很大的份量。假使只有1%会成为公众的负担，那末，这个论点就没有份量。为什么为了避免1%的人施加于社会的负担，要限制99%的人的自由呢？认为如果不强制购买养老金，社会的大部分会成为公共负担的想法来源于老年和遗族保险方案成立的时候，即：来源于那次大萧条。从1931年到1940年，超过七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年纪较大的劳动者的失业比例则较高。这种经验是史无前例的，而迄今也没有重复发生过。它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人们不为将来着想、不为老年作好准备。正象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这是政府管理不当的后果。假使该方案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话，那末，它是解决一种非常不同的问题的办法，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经验。
三十年代的失业肯定在救济贫困的人、在救济许多成为社会的负担的人上造成了严重问题。但是，年纪大决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很多有劳动能力的人是处于救济和支援的名册之中。随着该方案的不断扩大，直到今天巳有一亿六千万以上的人接受救济金，而它并没有阻止接受公共支援人数的不断增长。
对老年人照顾的私人安排随着时间的变动而大大改变。在一段时期中，子女是人们为他们自己老年作好准备的一个主要手段。当社会变为更加富裕时，富裕的社会改变了它的做法。加在子女身上要照顾他们双親的责任下降，而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以累积财产或私人养老金的形式为老年作准备。最近，超过该法案规定数额以外的养老金计划迅速发展。确实，有些学者相信，目前不断发展的趋势指向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很大一部分的人在他们能工作的年月里尽量俭省，以便为他们自己的老年提供比他们在青春时代享受过的要高的生活水平。我们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趋势是不健康的，但是，假使它反映了社会的爱好，那末，也只有听任它如此。
因此，强制购买养老金为了很少的好处而花费很大的代价。它剥夺了我们对我们相当大部分的收入的控制，要求我们把它用于特殊目的，即：以特殊方式从政府机构那里购买退休养老金。它阻止了出售养老金和发展退休安排的竞争。它造成了巨大的官僚机构，而这种官僚机构靠着它自己的扩大而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向，把它的范围从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延伸到另一领域。所有这一切是为了避免很少的人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