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给自由世界带来灾祸的先例，其影响甚至超过规定价格这一事实本身。我指的是黄金存量的国有化，禁止为了货币目的而为私人占有的黄金，以及在国家和私人契约中废除黄金条款。
1933年和1934年早期，法律要求拥有黄金的私人把他们的黄金移交给联邦政府。政府则以相等于以前的法定价格来补偿他们，而这一法定价格在那时肯定低于市场价格。为了使这一要求有效，在美国国内拥有黄金被认为是非法的，除了用于艺术上的黄金以外。人们很难设想一个对自由企业社会赖以存在的私人财产原则有更大的破坏性的措施。按照人为规定的低价使黄金国有化同菲德尔·卡斯特罗按照人为规定的低价使土地和工厂国有化在原则上是没有差别的。美国在本身从事其中的一个以后又有什么理由来反对另一个呢？然而，关于涉及到黄金的事倚，有些自由企业的支持者的盲目性是如此之大，以致在1960年，亨利·亚历山大，接替j．p．摩根公司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的首脑，提出建议，把美国公民私人拥有黄金的禁令范围扩大到国外拥有的黄金！它的建议波艾森豪威尔总统所采纳，而银行界人氏几乎没有提出抗议。
虽然为了货币的目的而“保存”黄金被当作为借口，禁止私人拥有黄金并不是为了任何这样的货币目的而实施的，不论这个目的本身是好还是坏。实施黄金国有化目的在于使政府从黄金价格的提高中获得全部“帐面上的”利润——或者为了防止私人从中获利。
废弃黄金条款具有类似的目的。这也是破坏自由企业基本原则的一个措施．在完全理解的条件下，双方诚心诚意缔结的契约为了一方的利益而被宣布为无效。
目前的支付和资金外流
在更加一般的水平上来论述国际货币关系，就有必要采区别两个相当不同的问题：国际收支平衡表和黄金外流的危险。两个问题之间的差异能够最简单地通过考虑一个普通商业银行的事例加以说明。银行必须以如此的方式安排其事务，以致它所收进的款项，如手续费、贷款利息、等等，多到足以支付它的开支——工资和薪金、借款的利息、办公费用、股东的收益、等等。也就是说，它必须争取一个足够大的收入帐目。但是，一个收益帐目很不错的银行仍然可能遭受严重的困难，假→JingDianBook.com←使由于任何原因，它的存款者对它丧失信心，而突然同时要求把他们的存款兑现的话。很多健全的银行由于在前一章里所叙述的流动性危机期间这样一种挤兑而被迫倒闭。
这两个问题当然不是没有关系的。银行的存款者对它失去信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银行的收入帐目遭受损失。然而，这两个问题又是非常不同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收入帐目的问题一般出现较慢，而有着相当长的时间来解决它们。它们很少会出其不意地来到。另一方面，挤兑可能会突然地和无中生有地冒出来。
美国的情况是完全相类似的。美国居民和美国政府本身企图以美元购买外汇，以便在别的国家中购买物品和劳务、在外国企业中进行投资、支付借款利息、偿还借款或给别人送礼；不论就私人还是公家而言，都是如此。同时，为了相应的目的，外国人也企图用外币来购买美元。事后，用来换取外币的美元数目恰好等于用外币购买的美元数目——正如售出的鞋子数目恰好等于买进的鞋子数目一样。算术就是算术，一个人购买的是另一个人出售的。但是，却没有东西来保证：按照美元表示的外币价格，某些人要花费的美元数将等于其他人要购买的美元数——正象没有东西来保证：按照任何规定的鞋价，人们要买的鞋子数正好等于其他人要出售的鞋子数一样。事后的等同反映了消除任何事前的差距的某些机制。为了这个目的而得到一个适当的机制的问题相当于银行收入帐目的问题。
此外，美国也具有一个类似银行回避挤兑的问题。美国巳经承担义务，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向外国中央银行和政府出售黄金。外国中央银行、政府和居民在美国拥有大量的款项，其形式为银行存款或能立即变卖成美元的有价证券。任何时候，持有这些款项的人可以通过把美元兑换成黄金的行为对美国财政部造成挤兑风潮。这正是1960年秋天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在将来的不可预测的日子里很可能再要发生的事情（或许会发生在本书出版以前）。
这两个问题在两方面具有联系。首先，正和银行一样，收入帐目的困难是对美国能遵守诺言按35美元一盎司价格出售黄金的能力失去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实际上一直必须向国外借款以便使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帐目保持平衡这一事实是为什么美元持有者有兴趣把美元换成黄金或其他货币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黄金的固定价格是我们用来规定另一批价格的办法——按外币计算的美元价格——而美元的流出是我们用来解决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事前矛盾的办法。
取得国外收支平衡的另一机制
如果我们考察取得国际收支平衡的其他的一些机制，我们对上述两种关系会有较清楚的理解——从许多方面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两个问题中的比较基本的一个。
假设美国在国际收支上大致保持平衡，而某种事态的出现改变了这个形势，譬如说，相对于美国居民想要出售的美元而言，外国人减少了想要买进的美元数量；或者，从另一方面来看，相对于外币持有者想要出售外币换取美元的数目相比，美元持有者想要买进的外币数量增加。这就是说，某种事态的出现可能在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造成“赤字”。这可能来源于国外生产效率的增长或国内效率的减退，可能来源于美国援外开支增加或其他国家开支的减少，或经常会遇到的千千万万种其他的变化。
对于这种干扰，国家仅有四种进行调整的方法，它必须使用这些方法的某种配合方式：
1.美国外币储备可以由于支取而减少，或外国的美币储备可以增加。在实践上，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使它的黄金储备下降，因为黄金可以兑换成为外币，或者它可以借进外币并使它们按它价和美元相交换；或者，外国政府可以按官价出售外币给美国居民从而累积美元。依赖外币储备显然最多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正是由于美国广泛地使用这个权宜之计才造成人们对它的国际收支的平衡的焦虑。
2．可以迫使美国国内价格作出相对于外国价格的降低。这是在纯粹的金本位下主要的调整机制。最初的赤字会造成黄金外流（见上面机制1）；黄金外流会造成货币数量的下降；货币数量的下降会造成国内价格和收入的下降。同时，相反的影响会在国外出现：黄金流入会扩大货币数量，因而提高价格和收入。美国价格的降低和外国价格的上升会使美国货品对外国人更有吸引力，从而提高他们想要购买的美元数量；与此同时，价格的变化会使外国货对美国居民更少吸引力，从而降低了他们想要出售的美元数量。两者的影响都在于减少赤字，从而在没有必要进一步使黄金外流的情况下，恢复国际收支的平衡。
处于现代的管理本位之下，这些影响不是自动发生的。黄金外流可能作为第一步仍然出现，但是，它们不会在流出国中，也不会在流入国中影响货币数量，除非两国货币当局作出如此的决定。今天在每个国家中，中央银行或财政部有权抵销黄金流动的影响，或者有权在没有黄金流动的情况下改变货币数量。因此，只有在遭受赤字的国家当局为了解决它的国际收支问题而愿意造成通货收缩，从而造成失业，或者得到盈余的国家当局愿意造成通货膨胀时，这种机制才会被使用。
3．正如通过国内价格的变动一样，通过外汇率的变动可以达到完全相同的效果。例如，假设在机制（2）下，美国一辆某种牌子的小轿车的价格下跌10%，从2，800美元跌到2，520美元。假使英镑的价格始终保持在2．80美元，这意味着英国的价格（不算运费和其他费用）将从1，000铸跌到900镑。假使一镑的价格从2．80美元上升到3．11美元，英国价格也会发生完全一样的跌落而并不需要美国的价格有任何变化。在过去，英国人必须花1，000铸换取2，800美元，而现在，他只要花900镑就可以得到2800美元。他不会知道这种成本的减少和外汇率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美元价格跌落而造成的成本的减少之间的区别。
实际上，外汇率的变化具有几种方式。在目前的许多国家使用的固定汇率的情况下，它能通过贬值或升值而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政府声明：它将改变它过去规定的外汇比价。另一方面，外汇率根本不需要加以规定。它可以是天天变化的市场的外汇率，正和1950年到1962年加拿大的情况一样。假使这是市场的外汇率，它可以主要由私人交易所决定的真正的自由市场外汇率，如从1952年到1961年间的加拿大的外汇率一样，或者，它可以为政府在市场上所操纵，如英国1931—1939年的情况，和加拿大在1950-1952年以及1961－1962年的情况。
在所有这些手段中，只有自由浮动外汇率才是完全自动调节和不受政府控制的。
4．机制2和3所作出的调整包括由于内部价格或由于外汇率的变化所导致的商品和劳务流动量的变化。另一种办法是：可以使用政府对贸易的直接控制或干预来减少美国企图花费的美元和扩大美国的收入。可以提高关税来阻止进口，可以使用津贴来刺激出口，可以对各种物品施加进口限额，可以控制美国公民或公司在国外的投资，等等，一直到一整套外汇控制的办法。在这个范畴之内，不但必须包括对私人活动的控制，而且还包括旨在于使国际收支平衡的政府方案的变化。可能要求外援的接受者把援助的款项在美国使用掉；武装部队为了节约“美元”，可能以较大的代价不是从国外而是从美国来购买物品——这里使用自相矛盾的字眼——以及其他种种令人感到困惑的办法。
值得注意的重要事情是：将要而且必须使用这四种办法中的一个。复式簿记必须平衡。支出必须等于收入。唯一的问题是怎么做到这一点。
我们发表的国家政策曾经是和继续会是我们不做这些事情。在1961年12月对全国制造商协会的讲演中，肯尼迪总统说，“因此，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我重复这一点，并且使它成为一个直截了当的声明——没有施加外汇控制、使美元贬值、树立贸易障碍或中止我们经济的恢复的企图。”作为一个逻辑问题来考虑，这句话使得仅为两个可能性剩了下来：使其他国家采取我们难以依赖的有关措施，或减少总统和其他官员反复声明不准继续减少的储备。然而，《时代》杂志报导说：从开会的工商业者那里，总统的保证得到了一阵掌声。以我们已经声明的政策而言，我们是处在一个人不敷出的人的地位，而这个人又坚持说；他不可能挣得更多或花费得更少，或者借款，或者从他的资产中取得入不敷出的差额！
由于我们一直不愿意采用任何一种连贯性的政策，我们和我们的贸易伙伴——他们象我们一样作同样的鸵鸟般的声明——被迫使用所有的四个机制。在战后年代的早期，美国储备上升；最近，它们一直在下降。与储备上升这一情况相比，我们更乐意于欢迎通货膨胀。由于黄金外流，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通货收缩的程度要比没有黄金外流时为大。虽然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黄金的官价，我们的贸易伙伴们却改变了他们的官价，从而也改变了它们的货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在造成这些调整时，美国的压力并不是不存在的。最后，我们的贸易伙伴广泛地使用直接控制，而由于是我们而不是他们面临着赤字，我们对国际收支也采取了大范围的直接干预——从减少旅游者能免税带入的外国货的数量——这是细微而有高度象征性的一个步骤——到要求外援开支在美国使用，到要求家属不和海外军人一起生活，到更严格的石油进口的限额。我们也曾不得不降低身分去请求外国政府对加强美国收支平衡采取特殊的措施。
在四个机制中，使用直接控制显然从几乎任何一个观点来看都是最不好的，而且对一个自由社会具有最大的摧毁性．然而由于缺乏任何明确的政策，我们曾逐渐被引入于依赖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控制。我们公开宣传自由贸易的美德，但是，由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无情压力，迫使我们往相反的方向行进，而我们还具有进一步行进的很大的危险。我们可以通过一切可以想象的减少关税的法律。政府可以协商任何次数的关税削减。然而，除非我们采用另一些机制来解决国际收支的赤字，我们不过是用一套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