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俄商租房存货，暨天津运货准用小火轮船拖带两事，向臣商论。臣直答以原约之外，不得增添一事。虽其计无可施，而蓄怒愈深矣。 臣日夜焦思，深恐事难就绪，无可转圜。适俄君自黑海还都，谕令外部，无使中国为难，于无可让中再行设法退让。但经此次相让后，即当定议，外部始不敢固执前议，于十一月二十六日，送来照会两件，节略一件。第一照会，言此次允改各条，中国若仍不允，则不得在俄再议，且将外部许臣商议之事，全行收回；第二照会，言交涉伊犁办法三条。节略中则历叙允改之事，约有七瑞。臣请逐款详其始末。 第一端曰交还伊犁之事。查原约中，伊犁西南两塞分归俄属，南境之帖克斯川地，当南北通衢，尤为险要，若任其割据，俄有归地之名，我无得地之实。缓索之说，诚属万不得已之举。 否则祖宗创业艰难，百战而得之土地，岂忍置为缓图。臣奉命使俄后，通盘筹划，必以界务当重者，一则以伊犁喀什噶尔两境相为联络，伊犁失，则喀什噶尔之势孤。此时不索，再索更待何时！一时以伊犁东南北三界，均与俄兵相接，缓索后不与议界，恐致滋生事端。若竟议界，又嫌迹近弃地，而各虑其得步进步，伊犁虽系缓索，而他事之争执如故也。嗣因挽留布策，非将各事略为放松不可。遂舍西境不提，专论南境，相持不下，始允归还。然犹欲于西南隅割分三分村落，其地长约百里，宽约四十余里。臣检阅舆图，该处拒莫萨山口最近，势难相让。 叠次厉色争辩，方将南境一带地方，全数来归。其西南隅，允照前将军明谊所定之界。 第二端曰喀什噶尔界务。从前该处与俄接壤者，仅正北一面，故明谊定界，只言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亦未将葱岭在俄国语系何山名，照音译出，写入界约。今则迤西安集延故地，尽为俄踞，分界诚未可缓。崇厚原约所载地名，按图悬拟，未足为凭。臣愚以为非简派大员，亲往履勘不可。吉尔斯必欲照崇厚原议者，盖所争在苏约克山口也。臣答以已定界宜仍旧，未定之界可以勘。吉尔斯踌躇良久，谓此事于中国无益，非俄所求，既以原议为不然，不妨置论。臣虑界址不清，则衅端易起，特假他事之欲作罢论者，相为抵制。布策又称原议所分之地，即两国现管之地，臣应之曰：“如此，何妨于约中改为照两国现管之地勘定乎？” 最后吉尔斯乃允写“各派大臣秉公勘定”，不言根据崇厚所定之界矣。 第三端曰埃尔巴哈台界务。查该界经明谊、奎昌等，分定有年，迨崇厚来，俄外部以分清哈萨克为言，于是议改。考之舆图，已占去三百余里矣。臣每提及此事，必抱旧界定论。吉尔斯知臣必不肯照崇厚之议，始允于崇厚、明谊所定两界之间，酌中勘定，专以分清哈萨克为主，所称直线自奎峒山至萨乌尔岭者，即指崇厚所定之界而言也。日后勘界大臣，办理得法，或不至多所侵占。 以上界务三端，臣与外部商改之实在情形也。 第四端曰嘉峪关通商。允许俄商于西安、汉中行走，直达汉口之事。总理衙门驳议，以此条为最重。叠议商务者，亦持此条为最坚。盖以我之内地，向无指定何处，准西商减税行走明文。此端一开，效尤踵至，后患不可胜言。外部窥臣着重在此，许为商改。及询以如何商改之处，则云须各大端商定，再行议及。臣亲诣布策寓所，告以事关大局，倘不见允，则余事尽属空谈。词意激切。布策言于吉尔斯，于是允将嘉峪关通商，仿照天津办理，西安、汉中两路及汉口字样均允删去不提。 第五端曰松花江航船至伯都钠之事。查松花江面，直抵吉林，爱珲城订立条约时，误指混同江为松花江，又无画押之汉文可据，致俄人历年藉为口实。崇厚许以行船至伯都钠，在俄廷尤以为未满志也。现将专条径废，非特于崇厚新约夺其利，直欲为爱珲旧约辩其诬。臣初虑布策据情理以相争，无词可对，故择语气之和平者，立为三策：一、径废专条；二、稍展行船之路，于三姓以下，酌定一处，为之限制；三、仍允至伯都讷，但入境百里，即须纳税，且不许轮船前往。布策均不以为然。 适奉电旨，责臣松劲，于是抱定第一策立言，务期废此条约。 布策犹纠缠不已，吉尔斯恐以细故伤大局，不从其言，遂允将专条废去，声明爱珲条约如何办法，再行商定。 第六端曰添设领事之事。查领事之在西洋各国者，专管商业，其权还在驻扎中国领事官之下，故他国愿设者，主国概不禁阻。臣此次欲将各城领事删去，外部各官，均以为怪。随将中国不便之处，与之说明。吉尔斯谓领事之设，专为便商起见，系属宾主两益之事，中国既有不便，即仅于乌鲁木齐添设一员如何。臣因其多方相让，碍难再争。而总理衙门电钞编修许景澄折内，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鲁木齐三处，毋设领事，其次争乌鲁木齐、乌里雅苏台两处等语。臣乃复见布策，恳其商改节略内始将乌鲁木齐改为吐鲁蕃，余俟商务兴旺时，再议添设。第七瑞曰天山南北路贸易纳税之事。新疆地方辽阔，兵燹之后，凋敝益深，道远则转运维艰，费重则行销益滞。招商伊始，必限以行走之路，纳税之章，商贩实多未便。阅总理衙门来电，曾言收税为轻，臣因将原约内均不纳税字样，改为暂不纳税，俟商务兴旺，再订税章。查西例纳税之事，本国可以自主，日后商情果有起色后，伊犁等处，亦不妨逐渐开征，以充国库。以上商务四端，臣与俄外部先后商改之实在情形也。此外又有偿款一端，凡商减之事，益于我则损于彼。热梅尼、布策等本有以地易地之请，臣称约章事只可议减，不可议增。彼遂谓中国各路征兵，显欲勾衅，俄遣船备边以相应，耗费卢布一千二百万元，向臣索偿。且言如谓未尝交绥，无索兵费之理，则俄正欲一战，以补糜费等语。臣答以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彼之言虽极恃强，臣之意未为稍屈。旋据总理衙门复电，嘱臣斟酌许之，至多不得逾二百万两偿款，即可商定云云。臣见吉尔斯、热梅尼等始则争易兵费之名，继则争减代守伊犁偿款之数，久之热梅尼谓迟一年收回伊犁，又加还帖克斯川以代守费论，至少亦须加卢布四百万元，臣照会中，但允加代守费卢布二百五十万元，若并归伊犁西境，犹可略议增加。吉尔斯不谈西境，仅称连上年偿款，统算非卢布一千万元不可。臣嫌为数过多，吉尔斯笑曰：“俄国岂以地出售哉？果尔，则以帖克斯川论之，岂仅仅值百万元乎？不过改约多端，俄国一无所得，面子太不光彩。假此以自慰耳。” 臣察其意甚决，乃言热梅尼所说，仅四百万，何得又增百万？吉尔斯无词折辩。故节略内，仍以添偿卢布四百万元定数。查上年崇厚所议兵费偿款，卢布五百万元，合银二百八十余万两，此次俄国认出自华至英汇费，则金磅之价较贱，今前后卢布九百万元而统算之，约计银五百万两以内。 臣综观界务、商务、偿款三大端，悉心计较，与总理衙门来电嘱办之意，大略相同，即摘录照会节略大意，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并与外部说明，俟接奉电旨后，再行画押。一面与布策先行商议法文条约章程底稿，逐日争辩，细意推敲，稍有龃龉，则随时径赴外务部详晰申说。于和平商权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迁就之意。且以有益于中国，无损于俄人等语，开诚布公而告之。于崇厚原订约章字句，陆续有所增减。如条约第三条，删去伊犁已入俄籍之民入华贸易游历，许照俄民利益一段；第四条，俄民在伊犁置有田地，照旧管业，声明伊犁迁出之民，不得援例。且声明俄民管业，既在贸易圈外，应照中国人民一体完纳税饷。兹于第七条伊犁西境安置迁民之处，声明系安置因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以防迁民虽入俄籍，而成有占据伊犁田地之弊；第六条，写明所有前此各案，以防别项需索；第十条，吐鲁蕃非通商口岸而设领事，暨第十三条，张家口无领事而设行栈，均声明他处不得援以为例，以杜效尤；第十五条，修约期限，改五年为十年，章程第二条货色包件下添注牲畜字样，其无执照商民照例惩办，改为从严罚办；第八条，车脚运夫绕越捷径，以避关卡查验，货主不知情分别罚办之下，声明海口通商，及内地不得援以为例。凡此增减之文，皆系微臣与布策商草法文约稿之时，反复力争而得之者。较之总理衙门三月十二日所寄廷臣奏定准驳之议，虽不能悉数相符，然合条约章程计之，则挽回之端似已十得七八。此臣与吉尔斯、布策等商量条约章程底稿。于节略七端之外，又争得防弊数端之实在情形也。十二年十七日，接奉电旨：该大臣提要力争，顾全大体，深为不负委任，即着照此定约画押。约章字句，务须悉心斟酌，勿稍疏忽。臣告知俄外部，转奏俄王，此邦君臣，同深钦感。俄皇谕令外部允废崇厚原定约章，另立新约。又饬催布策速行缮约画押。臣因节略七端之外，所争数端，字句尚未周妥，日夜与布策语谈而笔削之。直至光绪七年正月初九日，始得将法文约章底稿议定。又彼此商定汉文俄文条约章程，各缮二份。而将先订之法文，缮正二份以资考证。逐条参酌，校对无误，于正月二十六日，与外部尚书吉尔斯、前驻京使节布策，公同画押盖印讫。电请总理衙门代奏，仰慰宸廑。 再微臣此番奉使，办事之难，较寻常出使情形，迥不相同。 西人待二等公使之礼，远逊于头等；而视定议复改之任，实重于初议。原约系特派头等全权便宜行事之大臣所订，臣晤吉尔斯、布策诸人，成以是否头等、有无全权相诘。臣答以职居二等，不称全权大臣。乃彼一则曰：“头等所定，岂二等所能改乎？” 再则曰：“全权者所定，尚不可行，岂无全权者所改，转可行乎？” 臣渥承眷遇，岂复希非分之宠荣，且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无论头等二等，虽皆称全权字样，至于遇事请旨，不敢擅行。则无论何等，莫不皆然。前大臣崇厚，误以私心自用，违旨擅行，为便宜行事之权，盖考之中国之宪章，各国之成例，无一而可者也。俄人亦未尝不腹诽之。及至与臣议事，稍有龃龉，则故以无全权非头等之说折臣，每言“使者遇事不敢自主，不如遣使前赴北京议约较为简捷”等语。臣亦知其藉此词以相难，非由衷之言也。但彼国既以无全权而相轻，微臣既不免较崇厚而见绌。此其难一也。 例之万国公法，使臣议约，无不候君主谕旨，不与外部意见相合，而敢擅行画押者。间有定而复改之事，亦不过稍有出入，从无与原约大相径庭者。往岁崇厚急于索地，又急于回京，遽定遽归，诸多未协。外部见臣照会，将约中要领痛行驳斥，莫不诧为奇谈。屡以崇厚违旨擅定之故晓之，奈披闻所未闻，始终不信。此其难二也。 原约所许通商各节，皆布策驻京时向总理衙门求之多年而不可得之。崇厚甘受其绐，求无不应，一经画押，彼遂据为已得之权，再允熟商，彼即市其莫大之惠。吉尔斯贤于布策，而不明中俄商情，经臣布切敷陈，彼仍茫然不解。此其难三也。 泰西臣下，条陈外务，但持正论，不出恶声。不闻有此国臣民，只及彼邦君上者，虽当辩难分争之际，不失雍容揖让之文。此次廷臣奏疏，势难缄秘，传布失真之语，由于译汉为洋，锋棱过峻之词，不免激羞成怒，每谓中国非真心和好，即此可见其端。若于兹时，忍辱改约，则柔懦太甚，将贻笑于国人，见轻于各国等语。臣虽设词慰藉，而俄之君臣，怀憾难消，此其难四也。 自筹兵筹饷，叠见邸钞，而俄之上下，亦惴惴焉。时有戒心，遣兵船以备战，增戍卒以防边。臣抵俄时，彼已势成骑虎，若仍在俄议事，则前次之举动为无名，故欲遣使晋京议约，以归功于海部，无怪一言不合，俄使即以去留相要。维时留之，则挟要必多；不留，则猜嫌滋甚，更恐留而仍去。适示怯而见轻，此其难五也。 俄皇始命布策向臣询明中国意向，予限一月。满限之时，经臣援引总理衙门照会驻京署使凯阳德展限三月之意，复请外部婉奏俄皇，乃许添展两月，与臣议事。我皇上因俄事日逼，意在转圜，一切情形，许臣由电径达总理衙门代奏请旨，已属破格施恩。而事势无常，日期甚促，有时于立谈之顷，须定从违，臣于未经请旨之条，即不敢许之过骤。然既奉转圜之旨，又不得执之过艰，良皆自沪至京，无电线以资迅速，故虽由电请旨，非旬日所能往还。敌廷之询问益多，专对之机权愈滞。 此其难六也。 犹幸我朝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素无纤芥之嫌，未肇边疆之患。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财殚力竭，雅不欲再启衅端，加以圣明俯纳臣言，解放崇厚，以解其疑，办各案以杜其口，故其君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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