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彧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儿，弘州人。为人自负有才，刚直敢言，深受世祖的器重。至元十六年(1279)，奉诏与牙纳木到江南访求阴阳占卜之人。第二年从江南回京，向朝廷报告使臣忽都带儿追索原宋朝的财货，烦扰百姓等情形。世祖尚不能判断其言之虚实，故未处理。
十九年，任集贤侍读学士。
彧对世祖说“：阿合马当权时，同朝官员都知他奸恶，但无一人提出要怎么办；阿合马被处死后，这些人又各自表示自己的清白，这是最大的欺骗。前已有令，凡阿合马所用之人统统革职，臣以为就是连守门的小卒也可不留。参知政事阿里，请求准许阿散承袭其父职。如果批准了他的请求，其害又说不完。陛下英明，洞察其奸，拒不允准。臣已陈奏其奸恶行为十余事，请召阿里来廷与他当面辩论。”世祖同意。
不久，奉旨检阅枢密院文牍，于是由刑部尚书拜御史中丞。
彧上书道“：御史台臣僚的职责关系到国家政事之得失，百姓之祸福，百官之邪正，虽王公将相也要纠察。近来有人说只有御史才能进谏，臣认为御史台的官员们都可进谏，这样才对国家有利。选用台察官，若由中书省进行，则必然有偏颇徇私之弊。御史应从本台选择，原来用汉人十六员，今用蒙古人十六员，相互参差巡察为好。”朝廷采纳这意见。
二十年，又以刑部尚书之职上书，提出有关政事的十八条意见：一、广开言路，多选用正人，轮流值班作为朝廷喉舌，以避免结党和堵塞言路之患。二、阿合马专权，台臣不敢纠察其为非作歹，而等到他失败之后，便接二连三地随声附和，徒取讥笑。应选人任用，原阿合马所用的那班人，除蒙古人由皇上决定外，其余的人应当问罪。三、枢密院对军官的取舍、赏罚，原多听阿合马的意见。现在应该择有声望的人来主管枢密，这样才能号令明白赏罚得当。四、翰林院也曾为阿合马颂德。应广泛访求南北年老而有声望的儒生，从中选任翰林学士。五、在执法中应排除罪同而罚异，未伸张公论的不良倾向。六、王公子弟，幼未学习即任显官，他们如何能从政？希望有像左丞许衡这样的人在国子学中任教，则人才辈出。七、今《起居注》所写的不过是一些奏事的目录而已，应挑选蒙古人中之有声望、汉人中持重厚道的人担任其事，轮流值班，凡皇帝的一些重要言行都要记载下来，传于后世。八、各地方官府无法可依，故奸人得为所欲为，应制定律令，作为一代之法律。九、对于处理多余官员，若只裁撤一官或合并一衙门，不是长久之计。应参考廷臣们的意见，制定一持久的成规。十、官僚没有俸禄无以养廉，因此责罚他们爱财是苛求了。请对各路大小官员，有俸者量予增加，无俸者给予俸禄。然不取之于官，而取之于民。官吏有了俸禄，不至于再去剥削百姓，凡负担了官俸的百姓，不再增加他的赋税，这样百姓也乐意。十一、中原百姓流亡到江南以逃避繁重赋役者已有十五万户。离乡背井，流落他方，并非他们情愿如此，是繁重的赋役迫使他们不得不如此。请求特下诏书，号召百姓归乡复业，免除他们今后五年的租税和劳役，以及所欠债务，发还他们原来的产业。各地官吏任满的考核，以其所管辖户口的增减作为升降的依据。凡迁到江南不回来的百姓，与当地百姓一样服劳役。十二、凡丞相安童所升调的良臣，都被阿合马所排除，或散居于各地，或迁到远方，请将他们复职并加提拔。十三、没收奸党的财物，原本为国家所有，不可视为横财而滥用，应如实交国库储存，以备国家每年的财用。十四、上都(开平)是皇帝巡视才到，故设留守司。而大都不同于上都，是朝廷所在，阿合马也设留守司，是为了安置其党徒。现应把留守司改为总管府。十五、中书省右丞有二人，而左丞缺。应减去一右丞而补左丞一人。十六、在外行省不必设丞相、平章，只设左右丞以下官员，这样朝廷力量加重而免于内外力量均衡之弊。有人说不加重地方力量不足以镇压百姓的反抗，这是奸党的欺人之谈。十七、阿剌海牙在湖广掌握了军政大权，把其子侄亲戚都安置在要害位置，当地官吏有十之七八都属他的部属，其权威不在阿合马之下。应罢他的官职，进行清算，其党羽虽无违法乱纪行为，也应转调别的地方，不要让他久据湖广。十八、官吏的选拔与任命，不先考其贤与不贤，这是不应该的。自今以后，凡三品以上官员，必先引见皇帝，考其贤愚，然后授官。这份奏疏进呈后，世祖即命中书省先择其中立即可行者施行，其余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商议后再付诸实行。
崔
彧又陈奏：“江南盗贼的兴起，凡二百余处，都是由于征发水手和造海船弄得民不聊生所激成的。因此，征讨日本的事应暂停止。另外，江西四省军需，应按百姓负担力所能及来征调，不要强迫他们交纳本地所不产的物品。凡向百姓购买，必须付与实际价钱。召募水手，应当本着自愿的原则。讨日本的事，等三二年后，那时百姓的生产得到恢复，我们军力加强了，再出兵东征也不算晚。”世祖认为崔
彧的话不切实际“，如同射箭一样，拉弓的架势虽然可观，但发出的箭却未中目标”。彧又多次上书说：“昨中书省奉旨差遣官员丈量大都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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