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继承了这一学派的三种特质，而朱熹则对作为形上本体的太极有浓厚兴致，作了纵深一路的挖掘。俯瞰三家《易》学，在儒道之辨、象数义理之辨的表层湍流之下，静静地徜徉着王、程、朱《易》学一以贯之的深沉的性理传统，在这性理传统之下，“整个程朱理学都可说是王弼《易》学影响下的产物”。
王弼去世后，伴随玄学文化的兴盛，其《易》学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南北朝之际，北方流行郑玄《易》，南方流行王弼《易》，到隋代，王弼《易》逐渐取得独尊地位。《隋书·经籍志》于《易》云：“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尊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国子祭酒孔颖达（574~648）受诏撰《五经正义》，于诸家《易》说中独尊王弼《周易注》，确立了王弼《易》学的独尊地位。他在《周易正义序》中写道：“若夫龙出于河，则八卦宣其象，麟伤于泽，则十翼彰其用。业资凡圣，时历三古。及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殊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当时，江南为王弼《周易注》作义疏者十有余家，孔颖达认为它们“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于是“去其华而取其实”，归本于王弼原注，为之从新撰写义疏，成《周易正义》。孔颖达对《易》学史的一些宏观问题，例如“易之意义”、“重卦之人”、“三《易》时代”、“上下经分篇依据”等方面有不少发明，而在具体经义的疏解和诠释方面，则确定“疏不驳注”的原则，不欲辩驳王弼注文。这意味着《周易正义》乃是王弼《周易注》的发展和完备。
《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在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于天下官学，独尊数百年之久。北宋建国，官学科举沿用唐代旧制，没有大的变化。太宗端拱年间（988~989），以《五经正义》诏国子监镂板刊行，校勘精审，至真宗咸平二年（999），前后用了十年时间始竣其功。到咸平四年（1001），又先后校定或增修《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周礼》、《孝经》、《论语》、《尔雅》注疏，镂板颁于国学，从此国家不但有官学，而且有了官书。仁宗庆历（1042~1048）以后，宋学兴起，学者解经竞标新义，然未见官书有何改动。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改革贡举制度，颁《尚书》、《毛诗》、《周礼》之《三经新义》于学官，官书始有变改。这变改是否波及《易》书方面呢？我们来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王介甫《易义》二十卷，龚原注《易》二十卷，耿南仲注《易》二十卷。右皇朝王安石介甫撰。介甫《三经义》皆颁学官，独《易解》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后复有龚原、耿南仲注《易》，三书偕行于场屋。”从“不专以取士”、“偕行于场屋”等语，可知王安石、龚原、耿南仲三人的《易》注虽流行一时，却始终没有取代《周易正义》的官书地位。也就是说，两宋之交，官书仍以《周易正义》为主，王弼《易》仍统治着官方《易》学。朱熹是在这个时期出生，并在这个时期学习《周易》的。
二、朱熹少年攻习王弼《易》
历代考述朱熹生平的著作，谈到朱熹少年时期，都重视他对儒学基本精神的天然契悟和厉志圣贤之学的心路历程，对其举业则以“于举子业初不经意”等语淡笔带过，例如黄榦的《朱文公行状》、脱脱等的《宋史·朱熹传》、黄宋羲等的《宋元学案·晦翁学案》、王懋竑的《朱子年谱》都是如此。今人束景南先生著《朱子大传》和《朱熹年谱长编》，钩稽许多文献资料，让我们得以了解朱熹少年时期的生活状况，从这些情况看，朱熹青少年时期并非“于举子业初不经意”，而是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朱熹祖辈出自“吴郡朱氏”一支，该支后汉灵帝时由青州徙居丹阳。唐末，丹阳朱氏的后人朱古僚仕为婺源镇将，遂定居婺源，成为婺源朱氏的始祖。朱古僚资产殷富，但他的后人五世从事儒业，朱家逐渐由中等官僚沦落到小地主的境地，到第七世朱森即朱熹祖父时，家业已一蹶不振。朱森不事进取，一生潦倒不得志，晚年沉溺于佛典道书，而把家业复兴的希望寄托给后辈子弟，说：“吾家业儒，积德五世，后当有显者，却当勉励谨饬，以无坠先世之业。”朱熹父亲朱松曾描述自己家境说：“某少贱贫，进不能操十百之金贸易取赀，以长雄一乡；退不能求百亩之田于长山大谷之中，躬耕以为养。反顾其家，四壁萧然，沟壑之忧，近在朝夕，途穷势迫，计无所出，乃始挟书操笔，学为世俗所谓举子场屋之文者。”此言虽不免略带主观色彩，然举子业竟是朱松找到的摆贫困的唯一出路，当无疑问。朱松在北宋政和八年（1118）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其后十多年宦途不顺，多数时间待次在家，在闽中四处寄食寓居，生下朱熹。绍兴四年（1134），朱松丁母忧，期间“尽室饥寒”，朱熹的两个哥哥相继夭亡，由此不难想见当时生活之艰辛。这一年朱熹就傅，朱松为作《送五二郎读书诗》，诗云：“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驀羁应似犬，龙化本由鱼。鼎荐缘中实，钟鸣应体虚。洞洞春天发，悠悠白日除。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此时家境较之以往更加清贫，朱松能为朱熹设计的安身立命之途，更只能有“学为场屋之文”这一条了。诗中的“鼎荐”、“龙化”、“成家全赖汝”，说的都是举业，显然，少年朱熹生活和学习的主题当是举子业。
从绍兴七年（1137）起，朱松一度在朝任职，家境稍有好转，但是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的病故，使这个家庭的前景顿时又变得黯然无光。朱松去世前把家事委托给在崇安五夫里奉祠家居的刘子羽，遗命朱熹：“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并致书三位崇安道学密友，请他们教育朱熹。刘氏家族是世代簪缨的大族著姓，在五夫里屏山下拥有巨大的刘氏庄园。刘氏有家塾，由刘子翚主持，刘勉之、胡宪都是刘氏家塾延聘执教的名士。刘子羽收容朱熹母子，在刘氏庄园前修葺一座五开间的旧楼供他们居住。朱熹入刘氏家塾，受学于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君子，并执经问道于刘勉之的萧屯草堂、胡宪的籍溪山居。
崇安刘氏之家塾源远流长，世代左右地方教育。家塾除教授刘氏子弟，还广收乡邻俊秀。在刘子翚曾祖刘太素时，学生有百余人；至其祖父刘民先时，学生有数百人；刘子翚还于绍兴十四年（1144）进一步扩大了家塾的规模。后来，南宋淳祐二年（1242），宋理宗为褒扬刘子翚的教育功绩，敕命扩建为屏山书院。这样大规模的家塾，无疑是以教授举业为目的，且具经营性质的。朱松把朱熹托付给刘氏，其主要用意，当在于举业。朱熹入刘氏家塾，主要目的是攻习举业。刘氏家塾授学的地方在六经堂，朱熹在此恭听经学塾师传授经史，学做程文和诗赋，接受应试训练。
朱熹随母寄人篱下，虽受到多方照顾，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曾向远在湖州的三叔朱槔诉悲苦之情，又曾作《寿母生朝诗》，表达窘迫凄凉的心态，诗云：“秋风萧爽天气凉，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寿而康，红颜绿鬓双瞳方。家贫儿痴但深藏，五年不出门庭荒。灶陉十日九不炀，岂办甘脆陈壶觞？低头包羞汗如浆。”自朱森以来朱家的败落，至此可谓达到了最低点。少年朱熹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而解决的途径却只有一个，即科举。不难想像，自称“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的朱熹，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能以十九岁的小小年纪胜出，必定在举业上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朱熹攻习举业，选择的入途是经义进士，攻治的主经是《周易》，《南宋馆阁续录》卷九记曰：
朱熹……绍兴十八年王佐榜进士出身。治《易》。
这意味着少年朱熹曾用多年时间潜心研习《周易》，最保守的估计，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的数年间，《周易》当是他学习的焦点。
为应对举子业，朱熹不会忽略“偕行于场屋”的王安石、龚原、耿南仲三家《易》说，而对始终作为官学官书的《周易正义》，自然会更加重视。实际上，朱熹于《周易正义》所下的苦功，已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这情况反映在《朱熹集遗集》卷二《答汪次山书》中。书云：“大凡治经之法，且先熟读正经，次则参考注疏。至于礼乐制度名数，注疏得之尤多，不知令郎曾如此下功夫否？若资质大段警悟，亦须著下三年工夫于此，自然精熟贯穿，何待他求？彼学成而名显者，岂必皆有异书乎？今人欲速，每事必求一捷径，不肯安心循序，下实工夫。为此所悟，一事不成者多矣。不可不自悟也。愚陋无所知，于此尝究心焉，颇见利病如此，敢以布闻，称塞厚意。”朱熹在中进士的隔年，即绍兴二十年（1150）的十二月，曾归徽州婺源扫墓，乡人歆羡他少年得志，多来问学。从婺源归崇安不久，乡人汪次山来信为自己的孩子求教治经之法，朱熹写此信作答复。信中强调了注疏的重要性，建议在注疏方面要多下苦功。引人兴味的是，朱熹顺便规定了攻治经传注疏的时限：“若资质大段警悟，亦须著下三年工夫于此。”而另一句话更值得玩味：“于此尝究心焉，颇见利病如此。”意思说自己曾在注疏方面下过三年以上的苦功。朱熹入刘氏家塾的时间是绍兴十三年或十四年，参加科举在绍兴十七年和十八年，则这三年以上的苦功，当是在刘氏家塾中作的。考虑到朱熹所治主经为《周易》，即可知道，他曾究心的“注疏”，当指孔颖达《周易正义》。盖自北宋中期至南宋，义疏之体不复流行，终北宋一代，未见有人再写出有广泛影响的《周易》义疏。
朱熹在少年时代于《周易正义》下过数年苦功，说他深受王弼《易》学的影响，当不是过言。进一步，说他的《易》学接续了王弼和孔颖达之学脉，也不为无据。
宋代贡举有进士、明经、诸科。宋初，进士科承唐及五代之制，试诗、赋、论、策，贴试《论语》，应对《春秋》或《礼记》墨义，主要以诗赋取人。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改革贡举，罢诗赋、贴经、墨义，主要试经义和策论。应试者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第一场，初试本经；第二场，试兼经大义；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时务策三道。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新法被废止，按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取士。学习内容，诗赋进士听习一经，经义进士并习两经。考试内容，诗赋进士：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一首；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第一场，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二场，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宋室南迁以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开科，也以经义、诗赋两科取士，但与元祐法略有不同：一是习诗赋者不再兼试经义，二是不习诗赋者只治一经而不必兼治两经，三是由试四场改为试三场。其中，诗赋进士：第一场诗、赋各一首，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经义进士：第一场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是为建炎法。诗赋进士的课试内容相对灵活活，比较容易应对，因此学者竞习诗赋，经义进士不易攻习，经学于是寖微。
朱熹选择的是经义进士，所治本经为《周易》，依建炎法受试。三场考试内容当为：《周易》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论一首，策三道。绍兴十七年（1147）秋，朱熹参加建州乡试，此次考试，三道策论很得考官赞赏，考官蔡兹谓人曰：“吾取中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朱熹因此得中举人。绍兴十八年（1148）春，参加省试，《周易》一经所出题目是“刚中而应”。朱熹回忆说：“戊辰年省试，出‘刚中而应’。或云：‘此句凡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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