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之宗”、“象帝之先”、“为天下母”，是第一性的，宇宙万物是从它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道于是取代了上帝，成了宇宙万物老祖宗。道生万物的次序是：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二章。)
“一”指原始物质，是为元气，“二”指阴阳二气，“三”即为阴阳之气冲动而达到和谐统一，于是宇宙万物形成了。而生“一”而生万物的道，则非物质实体，是指“不知其名”、“视之不见”（《老子》第一四章。）的精神，即所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老子》第二一章。）的那样一种超越一切而又独立自如的虚无本体。老子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三○章。）“有”也是一种物质元气，但它是从“无”派出生来的，故“无”也就是“道”。因此，老子的“道”、“无”或“大”，都同属一个概念，是恍恍惚惚、窈窈冥冥的超越感觉的精神力量。可见，老子在宇宙观方面，是一个客观唯心论者。但他摒弃了天命上帝，又认为“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老子》第六○章。）从理论上摆脱了传统神学统治的思想束缚，应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老子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既反对“礼治”，也反对“法治”。他认为：“夫礼者，忠信是薄而乱首。”（《老子》第三八章。）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他否定了周礼的合法性，从这点看是有进步性的。但他又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五七章。)新旧交替，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所以法令越多，盗贼反而更多，社会也就越加不安定。既然“礼治”、“法治”都不行，老子于是提出了“无为而治”。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天道无为的基础之上的，是从属于“道”的。他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七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五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纟单]然而善谋，天[纟罔]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七三章。)
在老子看来，道是经常无为的，但它却能创造一切，统治者只要听其自然，无所作为，实行较为温和的政策，人民群众就会服服贴贴地服从统治，出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三七章。)那样一种局面。显然，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实质，就是要维护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秩序，不愿看到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为了真正做到“无为而治”，老子一方面反对统治阶级“有为”而治，以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老子》第三章。)；奉劝国君“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同上。)；反对各大国争霸和兼并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一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第三○章。)；另一方面又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所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五章。)，只有实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才能收到“民利百倍”、“民复孝慈”(《老子》第一九章。)的效果。他还鼓吹：“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这就是说，民众只有成为愚昧无知的劳动工具，才便于统治者实行统治，这才是“圣人之治”。所以老子在教育问题上也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说什么“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第二七章。)。“善人者”和“不善人者”是相对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复归于同一，这就无所谓教育不教育了。一方面是“使民无知无欲”，另一方面又“不贵其师”，这个社会“虽智大迷”，却得其“要妙”了。?老子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又进一步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蓝图。他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章。)
这样的社会，车、船、军队、武器、文字等等都被废止了，人们无知无欲，永不迁徙，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生而不有”(虽生产而不私有)、“为而不恃(虽劳动而不据有劳动成果)、“长而不宰”(虽有长者却不拥有权力)，一句话，“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一章。)，完全回到氏族制社会。可见，老子目睹现实，深为纷繁的社会关系所困扰，看不见社会发展的趋势，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原来结绳记事的时代中去，这与“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完全一致的。应该说，老子不满当时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残暴性与虚伪性，指斥他们为“盗竽”，是有进步性的，但他又看不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所作所为，鼓吹向后看开倒车，向往人类社会的开端，则是一种没落的阶级意识，完全是行不通的。老子的从“无为而治”到“寡国小民”社会的描绘，是他所处时代与现实环境的产物。除了春秋时代这一大历史背景给老子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外，老子的故乡陈国，地处中国，一直为楚国北上争霸及其他中原大国争夺的焦点，人们深受其害，统治者也惶惶不可终日。在这一特定环境氛围下，老子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以及厌战反战、“寡国小民”思想就不是偶然的了。?老子的天道观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素。老子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看到客观世界变化无穷，认识到天地万物都存在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如他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第五八章。)等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老子还进而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老子》第七八章。)又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六章。)要想制服对方，自己则先让一步，以后发制人。无疑的，这一弱胜强思想，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兵家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性，老子对事物的认识是有缺陷的，如他认识到事物的转化，却无视事物转化的条件与质的区别，事物的发展和转化，只停留在循环往复上面，“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反者道之功”，最终导向了形而上学，为相对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他还强调“圣人不行而知”，隔绝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说什么“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老子》第四七章。)，显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先验论。老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完整宇宙观的哲学家，且思想丰富，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在中外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六、自然科学
春秋时期，楚国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自然科学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楚人在天文历法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自商周以后，楚人进一步扩大了对星象范围的观察，历法也随着有重大的发展。西周至春秋时期，楚国既使用周正历法，也使用夏正历法。前者可能与宗教或尊周从周有关，后者则从生产实际出发。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其中所载的秦、楚月份对照表，均以夏正十月为年首，说明秦、楚关系密切，同用周正历法。表如下：
秦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楚 冬夕 屈夕 援夕 刑夷 夏尿 纺月 七月 八月 九月十月 荧月 献马
秦、楚两历，虽同以夏正十月为年首，但楚仍袭用周正历法部份的特殊月名，记月既用数字，也用月名，这在春秋及战国各国中，则是独创。?楚官方颁行夏正十月为年首历法，民间则采用夏正历法，这也是楚国所特有的。不过，无论是夏正十月历法，或夏正历法，都以干支纪日，这与中原各国是统一的，说明自商周以来，夏夷文化已日渐融汇，在观象授时、发展农业生产上是步调一致的。?春秋时期，我国数学有很大的发展。《周礼·地官·保氏》说：“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之一就是“九数”。郑众注，“九数”包括“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等九个方面，与生产实际是紧密相联的。楚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楚人在生产实践中，数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令尹孙叔敖城沂，事前工程负责人制订了包括筑城进度、所需材料工具、土方多少及其如何运送、怎样就近取土取水、城基丈量、需多少干粮、人员分工等详尽计划，结果该项工程三旬而成。可见这项城池建筑，是事先运用周密的数学计算方法，对土方、用工用料与干粮等数目，进行了精确的计算，才得以顺利完成。又如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司马[艹为]掩对楚国境内不同类型的土地、山林、水泽、田亩等作了精密的测量和计算，然后依据不同的收入确定军赋的数目。这是一项全国性巨大的土地测量和计算工程，如无相当的数学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度量衡和数学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数学知识的丰富，度量衡也出现了。现据长沙、江陵等地楚墓出土的算筹、天平和砝码看，春秋时期，楚人当已开始使用度量衡。
七、文学艺术
楚国(地)文学源远流长。作为最早的文学形式棗神话，则在楚国(地)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庄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都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神话和传说，成为楚文学产生的鼻祖。如“女娲化生万物”、“抟黄土作人”、“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中，女娲、夸父、后羿等是神力无穷、饱满生动的非人亦人形象，反映了楚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楚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无论是天神地祗或人鬼，都是那么有血有肉、奇谲瑰丽，富有艺术魅力，无疑的，这为后来楚人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础。?春秋时期，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见于文献记载，楚国诗歌虽不算多，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楚风”，但《周南》、《召南》是为南方民歌，《汉广》等篇则又实为江汉流域之作。《吕氏春秋·音初》说：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涂山之阳，女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南土，即南国，大江以南之统称；南音，即指南方国风之音。《候人歌》虽为一句，但“兮”、“猗”语助词的运用，已具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对后来楚辞的创作，显然有直接的影响。又如《周南·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不仅使用语助词“思”，且在表现手法上已能巧妙地运用赋比兴，表现出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此外，散见于其他典籍，也还有不少楚国(地)民歌。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越人歌》，《新序》记载的《徐人歌》，《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河上歌》、《申包胥歌》、《渔父歌》，《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记载的《孺子歌》，以及《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歌》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国(地)诗歌的成就。?诗言志。春秋时代，楚国贵族卿大夫和中原各国贵族卿大夫一样，在朝聘、宴会时，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以示高雅和博学多闻。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十七年)，楚庄王在[必阝]之战中获大胜后，潘党建议“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楚庄王引《诗·周颂·时迈》及《武》，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战争，安民定国，不在于炫耀武功。又据《左传·成公二年》载，公元前589年(楚共王二年)，楚共王幼年继位，令尹子重率师伐晋救齐，出征前引《诗·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实行“惠恤其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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