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所见，郢都是重要的青铜铸造基地。如前所述，在今江陵纪南城内的陈家台，发现有两座铸炉的残迹，在其附近有铜渣、锡渣及其他铸造工具的残片。此外，还发现有稻米的遗迹，说明这里铸造规模大，人手多，是楚国一个传统的青铜器铸造场所。
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战国时期，楚青铜器以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铜器群为代表。其中钟的铭文记：“佳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根据此铭文与墓葬特点等分析，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五十六年)或稍后，其时，曾已成为楚国的附庸。曾的都城可能在随(今湖北随州)，故又名随(曾，是否即文献上的随，目前说法不一。）曾早在春秋时就已成为楚的属国，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直接受到楚国影响，在青铜器铸造上，亦“可以代表楚国的青铜铸造水平”(张正明《楚文化史》。）该墓出土文物甚丰，其中各种青铜器，如鼎、簋、钟、炒炉等各种礼器、容器、杂器，总重量达10吨左右，“如果加上浇冒口系统以及熔化浇注时必不可免的烧损、飞溅、飞边等损失，铸成这些铸件需要铜、锡、铅等金属料约十二吨”(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文物》1979年第7期)。在这一青铜器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编钟。全套编钟64件，钟1件，共65件，重量达2千5百多公斤，加上笋(钟架横梁)、(钟架立柱)的青铜构件，总重量达5吨之多，是迄今我国出土最多最重的成套编钟。其中最大的一件甬钟，通高1.534米，重203.6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乐器。显然，铸造如此巨大的器物，必须要有大熔炉、高温炉和强鼓风设备，才能铸成。在铸造技艺上，使用了分范合铸和复印花纹等一系列综合技术。如编钟的中层甬钟，用陶土制成瓦形钟模，钟体纹饰，则分别使用花盒翻制花纹分范，再组合成型，干部分范制成后插入甬范，钟体和甬部泥芯都用芯盒翻制，浇口和排气孔在芯上开设，这样，整个铸型使用的范和芯，多达100块以上(详见华觉明《曾侯乙钟及构件的冶铸技术》(《江汉考古》1981年第1期)。）在中室出土了建鼓。建鼓是用铸接、焊接的方法制成的。建鼓的鼓座用青铜铸成，有八对大龙穿插蟠绕在座体之上，又有许多小龙攀附在大龙身上，构成一个龙群体。龙群由22个铸件和14个接头通过铸接和焊接相互联结并和座体接合在一块，是传统分铸法的熟练运用。在焊接技术上，既使用了强度较高、操作较烦难的铜焊，又使用了强度较低、操作较简便的锡焊。用于锡焊的低熔点的铅锡合金，在墓中亦同时出土。这种铅锡合金和焊接技术，是我国古代史上的首次发现。
该墓还出土了尊和盘各一件。尊唇和盘口纹饰为缕空的蟠螭纹和蟠虺纹，由内部的铜梗支承，是用失蜡法和漏铅法制造出来的。故此尊盘，具有极高的科学与艺术价值，被视为楚青铜器精品中之精品(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铸造业在浑铸、分铸、大焊、小焊、失蜡法或漏铅法、镶嵌、错金银等各项技术的先进水平，“代表了铁器普遍应用之前先秦金属工艺的高峰”(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
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除了鼎、钟等重礼器和其他容器取得突出成就外，随着战争的激烈进行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兵器和铜镜等也有重要的发展。现据考古发掘资料所见，在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地楚墓中，均出土了不同数量的铜剑、戈、矛、镞等兵器。其中仅湖北江陵雨台山墓群就出土了属于战国时期的100多件青铜剑和有铭文的铜戈，如“ 作宝戈”、“周?之戈”等(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此外，湖南长沙扫把塘楚墓出土了一件全弩。木臂，后端安装铜弩机，弩长51?8厘米，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全弩(高至喜《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兼谈有关弩机弓矢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战国时楚青铜兵器品种多、制作精，既坚硬又锋利，且已使用防锈工艺，和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一样，闪闪发光。楚、越关系一直很密切，拥有优良传统的越国铸剑技术也传到楚国来了(据《越绝书》载，越干将、莫邪是传奇式的技艺精湛的铸剑大师。）现在所见到的楚国战国时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尤以青铜剑出土的数量最多。这说明青铜剑已从原来奴隶主贵族佩带之物转变为士兵作战的实用武器了。
各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镜，楚国数量之多，列于各国之首。楚式镜有圆、方两种，镜背纹饰多种多样，最突出的是“山”字形，称山字镜。山字，最多是四个，也有少量三个、五个、六个不等。楚铜镜的大量出土，说明当时人们已从重礼的氛围中逐步解脱出来，注重生活实用和对美的追求了。
春秋战国间，楚国的铁器制造业有了显著的发展。除了铁农具数量增多外，铁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极为进步发达。铁兵器有剑、戈、矛、镞、匕首等种类。春秋战国间，楚铁剑已开始盛行，除春秋晚期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柄钢剑外，本世纪三十年代还出土了有铭文“楚王[今/]酉]章”字样的铁剑(《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7月第1版)。）黄展岳在《试论楚国铁器》一文中说，已出土的31件楚铁剑除2件是春秋时期的，余均属于战国时期。从此可见，除铜剑外，铁剑也日益被广泛应用在战争中。此外，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很多，有削、刮刀、釜、坩锅等。其中釜、坩锅均出土于纪南城遗址中。釜高38?4厘米，口径25?2厘米，是仅见的较大的铁釜。坩锅高16厘米，口径23?5厘米。在长沙楚墓中，还出土了铁鼎。根据楚国冶铁业的发展看，春秋战国间，已有了块炼铁和白口生铁，并进而发展到块炼渗碳钢，掌握了韧性铸铁技术。《荀子·议兵》说楚“宛钜铁 ，惨如蜂虿”，《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秦昭王语：“吾闻楚之铁剑利”，真实地反映了楚国掌握了这种先进的炼铁技术。战国时期，楚国丝织业发展迅速，成就突出，成为楚国物质文化的一大特色。《楚辞·招魂》记：“翡翠珠被，烂齐光些。?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这些美丽的丝绸物，从各地楚墓出土的丝织品完全得到证实。据统计，从1942年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一件帛书起，至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止，楚国丝织品的考古发现，已达几十起之多，其中如1953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的丝织物以及记有丝织品名称的遗册(竹简)、1957年长沙左家塘44号墓出土的锦、绢等丝织品、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绮、纱等丝织品、1965年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绮、绢以及记丝织品的竹简、1975年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绢、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纱、纨、绮、[纟弟]、锦等丝织品，以及1982年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大批保存完好的丝织品，都是蜚声中外的我国古代的丝绸珍品。据古文献和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所见，楚国丝织品计有纱、罗、绢、纨、缟、[纟弟]、缣、组、绮、锦、绦等品种。纱，是经纬稀疏而轻薄的丝织品。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纱巾，深褐色，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25×16根，即绉纱，在长沙战国楚墓中就出土过(熊传新《楚国丝织业》(《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
绉，是一种用拈丝作经，两种不同拈向的拈丝作纬而织成，轻薄而又呈绉缩现象。罗，即纱罗。《释名·释采帛》：“罗，文罗疏也。”《楚辞·招魂》：“罗帱张些。”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素罗，是一件保存完整的绞经网孔状织物。绢，是用生丝织成的平纹织物，质地细薄挺爽，除白色绢外，还有其他各种颜色的绢。绢可作书画，亦用作衣衾里、衣衾面和绣地。如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的“人物卸龙帛画”，即为绢地。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衣衾和绣品所用绢数量最大，计55件(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纨，即细绢，一种细腻洁白的丝织物。现见于考古发掘资料，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有纨。缟，绢的一种，细密而素白。随州曾侯乙墓亦出土有缟。[纟弟]，一种厚实而光滑的丝织物。《急就篇》卷三颜师古注：“[纟弟]，厚缯之滑泽者也。”《管子·轻重戊》谓“鲁梁之民俗为[纟弟]。”在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纟弟]的残片，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麻鞋面为[纟弟]，说明楚人亦穿[纟弟]。缣，双丝的细绢。《释名·释采帛》：“缣，……其丝细致，数兼于绢，染兼五色，细致不漏水也。”长沙识字岭345号墓出土有缣。组，用丝编织成的带状织物，用作带饰或衣衾的领和缘。《礼记·内则》：“织?组[纟川]。”郑玄注：“薄阔为组，似绳者为[纟川]。”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组计10件，其丝线有黄、红、紫等不同颜色，编织出三角形等不同的花纹组。绮，花纹的丝织品，古有“文缯”之称。江陵马山1号墓和长沙等地就出土有文绮。锦，先以彩色的经纬丝，用平纹地组织提花织成的丝织品，故以彩色大花纹为特色。长沙、随州等地均有楚锦出土，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是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多达十余种锦，这些锦按经线的不同颜色，可分为二色锦和三色锦。花纹则多种多样，不失为“美锦”之称。绦，以丝编织的窄带，故有丝绦之称。上面所引用的“[纟川]”，即绦。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绦甚丰，按其组织结构的不同，可分为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两类，而后者是首次发现的先秦绦类，“在我国针织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张正明《楚文化史》。）在丝织业发达的基础上，刺绣品也纷呈异彩，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所见，长沙、江陵等地均有楚战国时刺绣品出土，其中尤以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最丰，计21件。绣线颜色有红、黄、绿等十余种，图案则典雅秀丽，丰富多彩，多以龙、凤为主题，反映了楚人习俗的特点。
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楚墓出土的麻织品数量虽然不多，但足以证明楚人麻织业亦很发达。从长沙406号墓出土的麻布片和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麻鞋看，说明楚人亦穿麻织品。《尚书·禹贡》说：“荆州厥贡丝[厶/呆]]。”[厶/呆]] ，即麻，反映了楚人植麻织麻的悠久历史。
入战国后，楚国漆器大为发展，不仅数量多，而且髹漆工艺先进，造型生动别致，纹饰富丽多彩，“可谓人类物质文化史上一枝奇葩”(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迄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楚墓出土的漆器达数千件之多，其中尤以战国中期最多，地点则以江陵最为突出(滕壬生《楚漆器研究》。）漆器种类繁多，包括食用器具(耳杯、盒、卮、[木尊]、豆、俎、案、盘、碗、壶、勺等)、日常生活器具(床、枕、杖、几、箱、桶、禁、虎子、扇、梳、篦等)、乐器(鼓、瑟、琴、笙、笛、箫、[竹/虎] 等)、舞具(盾等)、娱乐器具(六博盘、棋盘等)、工艺品(鹿、木雕座屏、卧鹿立鸟等)、丧葬器(镇墓兽、虎座立凤、木桶、[竹/令] 床、棺等)、兵器(弓、盾、甲、箭杆、剑盒、剑鞘、戈鞘、矛鞘等)。在漆器的制作上，大都以木、竹为胎骨，也有皮胎、夹胎、藤胎和“积竹胎”。皮胎用的是牛皮，如有方盒、甲、盾等。夹?胎，即使用脱胎法，如削鞘、奁等即用此法制成，标志着我国脱胎漆器工艺的新发展。楚人当时使用的漆是天然漆。它具有耐酸、碱和抗潮防腐作用，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髹漆颜色也多种多样，如有黑、朱、绿、紫等色。从长沙、信阳等地楚墓出土的漆器看，当时人们还掌握了金、银彩绘技术。
琉璃，又称料器，即早期的玻璃，是入战国后蓬勃兴起的手工业。据后德俊研究统计，见于春秋时期的琉璃，仅一件在河南淅川楚墓出土的含有玻璃相的已被烧结的石英珠，其余均系战国时期出土的琉璃(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0年5月第1版)。出土地点主要在湖北江陵、松滋、随州、湖南长沙等地，尤以长沙出土最丰，共出土珠、璧、瑗、环、管、印、剑珥、剑首等200多件(高至喜《从长沙楚墓看春秋战国时期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其中尤以珠、璧为大宗。经有关专家研究证明，楚琉璃的化学成分系铅钡玻璃(从本地所产石英矿、铅矿、重晶石、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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