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等炼制而成)，是楚人自己制造的，具有中国传统工艺的特色。在随州、江陵、长沙等地都出土了美现的“晴蜓眼”式的琉璃珠，与西方的玻璃珠很相似，其原因是西方的玻璃珠曾传到东方，“楚人就利用自己原有的技术来仿造西方的琉璃珠了”(张正明《楚文化史》。）从此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既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工艺，又吸收外来技术，开创了我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先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楚人的博大胸怀和积极开拓精神，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楚国地处江南，竹、木成林，品种多，质地好，楚人就地取材，在竹、木器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竹器业当首推竹编织品。从各地发掘出来的竹编织器看，不仅数量多，品种多，而且多富有实用价值。如有竹笥、竹箱、竹盒、竹筐、竹篮、竹席、竹扇等。篾片细薄，花纹简繁得当，编织技术精湛，一般用人字编织法、方格十字编织法、矩形编织法、盘缠编织法等编织而成，其花纹亦成人字形、回字形、矩形，美观大方。其中典型的如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竹扇，呈菜刀形，用一经三纬方法编织而成，是我国最早的一柄竹扇。除竹编外，还有竹雕，但仅见江陵拍马山楚墓中出土的竹卮。用斫削而制成的竹器，方法较简易，品种极多，如有竹筒、竹筷、竹枕、竹弓、竹[木必]和各种乐器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木[木必]并存的竹[木必]。[木必]，兵器的柄。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了二十余件的戈、矛、戟的竹木必]，均以圆形或棱形木棒为内心，外裹两层青竹篾，以丝线紧缠，外髹黑漆，极其坚固耐用。这种积竹、木为一体的兵器柄，为楚国所独有。
在木器制造方面，楚国车船的制造在春秋时期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从淮阳马鞍冢车马坑(战国晚期)出土的车看，车的轮径、轴长、辕长等都超过淅川下寺车马坑(春秋中期)出土的车。战国时楚车，除了战车外，还有安车。安车是一种适宜于人坐的轻便小车，如《楚辞·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腾众车使径待”中的“车”，应该就是这种小车。入战国后，除了战船外，还有适宜于乘坐的小船和便于运输的货船。如《楚辞·九章·涉江》“乘[舟令]船余上沅兮”的“[舟令]船”，就是开有窗户的轻便小船。鄂君启节铭文所说的“[舟夸]”(舸)，就是南输北运的货船。
战国时出土的木器以凿雕品为最突出。凿，即使用镟凿方法，故其成品多数为容器，如有杯、盒、盘、卮、[木尊]等，最常见的是耳杯和圆盒。耳杯古称羽觞，有圆耳、方耳两种。圆盒多为弧壁，也有直壁。除圆盒外，还有方形、矩形木盒。雕，即使用镂雕、透雕、浮雕、圆雕等方法，使木器成为兼实用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器具。滕壬生说：“雕刻的，主要是雕像，当时雕刻艺术的发展趋势和绘画是一致的，而且多是雕绘结合，如异形漆豆、鸳鸯豆、鸳鸯盒、蟠蛇卮、漆木鹿、虎座凤架鼓、座屏、辟邪、镇墓兽、虎座立凤等最具特色。”(滕壬生《楚漆器研究》。)所以目前所见的件件雕刻木器，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工艺品。如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高15?8厘米、宽18厘米的彩绘木雕座屏，雕刻成蟒、凤、雀、鹿、蛙等共55种动物，镶嵌其间，和谐一致，相映成趣，是一件高水平的工艺珍品。又如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车辕上，雕刻有龙首，使这件实用的木器具上，又增添一点艺术装饰，更富有神韵色彩。《庄子·徐无鬼》说，郢都有一位姓石的木匠“运斤成风”，把一个人鼻子上的一层白粉削去，此人“鼻不伤”，“立不失容”。从出土的众多木器具看，证明楚人技艺高超，此故事并非无稽之谈。
楚国疆域广袤，木材资源丰富，又因处在山青水秀环境之中，故其房屋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代表，宫室建造则以“层台累榭”为特色，成为我国南方房屋建筑的基本风格。春秋时期郢都、章华台等建筑布局及其众多的建筑物，对后来的建筑业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土木建筑不易保存，故在考古发掘中难以寻觅，然而在《楚辞》等有关篇章的记载中，则可窥见战国时期楚国建筑业发展的一般情况。如《楚辞·招魂》：“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穴/矢]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氵爰]些。光风转蕙， 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又：“翡帷翠帐，饰高堂些。红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观刻桷，画龙蛇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紫茎屏风，文缘波些。”此宫室临山傍水，重重叠叠，冬暖夏凉，园中小溪、池塘纵横曲折，室内则布置得富丽堂皇，无论从选址、布局、建筑或室内装饰，都达到了高超水平，是典型的园林建筑群。又如《楚辞·大招》：“夏室广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坛，观绝[雨/留]只，曲屋步地阎]，宜扰畜只。”这幢建筑物坐北朝南，周阁相连走廊曲折，廊外驯养马群，可便于外出游猎。有的房屋又建筑在水中，如《楚辞·九歌·湘夫人》：“筑室兮水中，茸之兮荷盖。”体现了南方水乡建筑的特色。
三、商业与货币
战国时期，楚国疆域几乎囊括半个中国，故其物产丰富，商业活跃，在战国时代的各国经济贸易中举足轻重。《荀子·王制》记：“南海则有羽翮、齿甲、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此南海，当泛指居南方的楚国广阔疆域。当时楚国输往中原和其他各地的物品，除了荀子所述产品外，还有谷类、丝织品、漆器、玑、珠等，以及“金木竹箭”《国语·楚语下》。)、“长松、文梓、[木便]、[木冉]、豫章”、“鱼鳖、鼋、鼍”(《战国策·宋卫策》。)、“洞庭之鳟”、“云梦之芹”、“云梦之柚”(《吕氏春秋·本味》。)、“江陵千树桔”(《史记·货殖列传》。)等土特产品。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楚国丝织品还远销到今西伯利亚地区(据C.N.鲁金科著、潘孟陶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载，在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发现有与楚国相同的龙凤纹绣丝织物。
杰里米·戴维森《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考古学参考资料》(1979年第2辑)。称，约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东山时期，文郎文化在东南亚一带传播，出现了铁器和漆器。此铁器、漆器可能是从楚国输传过去的。《史记·南越列传》记赵佗语：“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此器物，即铁器，可见汉初继承楚国传统政策，并未禁止中国铁器的南运，战国时期楚国铁器、漆器等物品输往今越南一带是可信的。
在频繁的贸易中，楚国也从中原等各地输入各种物品。如“秦篝齐缓，郑绵络些”、“晋制犀比，费百日些”(《楚辞·招魂》。)、“吴酸蒿蒌，不沾薄只”、“吴醴白[艹/檗]，和楚沥只”(《楚辞·大招》。)、“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楚辞·九歌·国殇》。)等土特产品，则来自秦、郑、晋、吴等国。如前所述，我国玻璃生产始自西周，然楚国玻璃则自春秋末战国初兴起，其中“晴蜓眼”式的琉璃珠，其纹饰、颜色与西方同类的玻璃珠相同，可见由于楚国与南亚地区早就存在经济文化往来，西方的玻璃工艺也就经过南亚地区而传入楚国了。
由于商业发达，所以战国时楚国商人活跃，除了一般商人外，还有官商。一般商人，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说的“昭奚恤令吏执贩茅者而问之”的“贩茅者”，就是经营小本生意的一般商贩。又如《庄子·外物》所说的“索我于枯鱼之肆”，则是这类小商人所经营的店铺。官商，最典型的是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所提供的证据。它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用节方法、制度和楚国地理、水陆交通及政治、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1960年又发现一枚，见《安徽日报》1961年2月23日。）鄂君，名启，因封于鄂(今湖北鄂州市)，故称鄂君，是楚怀王时期的一个封君兼巨贾的大官商(启节铭文有“大司马邵(昭)易阝(阳)败晋币(师)于襄陵之 (岁)”记载，可知为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之器。）鄂君启节，计舟节二、车节三，共五枚。节面有铭文。舟节铭文载：“屯三舟为 [舟夸](舸)，五十[舟夸]。”车节铭文载：“车五十乘。”即规定鄂君启拥有车五十乘、船一百五十艘的庞大商队。车队、船队从鄂出发，可到达楚国各地，持有金节可“母(毋)政(征)”，享有免税的特权。惟马、牛、羊等例外，得由大府征税。同时，节文又规定：“母(毋)载金(铜)、革(皮革)、黾(竹箭)、箭。”可见军用物资是禁止出境的，反映了当时兼并战争的激烈。在时间上明确规定：“岁赢返。”即一年一往返，不得在外面长期停留。从启节上述各项规定看，说明入战国后，楚国随着商业的发展，在管理上也是很具体严格的。
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有进一步的发展。除了铜贝和其他铜币广泛流通外，金、银币也出现了。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
金币是战国后大量发展起来的，战国晚期则达鼎盛。今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均有楚金币出土，“经初步统计，解放后出土的楚国金币已达3万余克。在出土的楚国金币中，以‘郢爰’的数量最多，所以，学术界过去一般以‘郢爰’作为楚国黄金货币的代称”(黄德馨《楚爰金研究》。）郢爰的“郢”，即郢都。1971年3月，江陵纪南城出土了一件郢爰，重17?5克，但在今河南淮阳、安徽寿县和江苏、山东等地亦出土了大量的金币，故有学者认为“郢爰的广泛铸行，是在楚都东迁以后”(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
爰金取象于龟，除钤印“郢爰”外，还有钤印“陈爰”、“[专阝]锾”、“鬲阝]爰”、“卢金”等币文与无字金版、金饼等。以银为币，是楚国独创。1974年在河南扶沟出土了18块铲状银币(银布)(《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一大批楚金币》(《文物》1980年第10期))，就是楚国制造银币的物证。币成铲形，是中原地区货币的特点，从此可见楚国与中原各国商业贸易的密切。金银币，属于称量货币，需要切割使用，故非等量货币。但它已属“初级铸币”，“充当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商品”(黄德馨《楚爰金研究》)，反映了楚国商品流通领域的活跃。在金银币发展的同时，楚国的度量衡器具已日趋齐备。据《淮南子·人间训》载，白公胜在夺权斗争中，为了笼络人心，曾以“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为号召，可见春秋时期楚国的度量衡已出现了。但在考古发掘中所见到的实物，都是战国时期的。度器，目前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一是寿县楚幽王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铜尺，二是长沙战国楚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铜尺，长度分别为22.5厘米和23厘米。量器，主要是在安徽、江苏等地发掘的几件铜量器具。衡器，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都出土了不少天平和法码，其中以湖南最多，时间为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江陵雨台山410号战国初期楚墓出土的四枚铜法码，是已知最早出土的法码。从出土的法码看，均为环形，故称“环权”。出土的环权个数不一，1945年长沙近郊出土的一组环权，共10枚，应是最完整的一套法码。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1958年常德德山墓分别出土了一件木杆铜盘天平，是迄今所见最完整的两件天平。
四、城市与交通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入战国后，楚国的城市也有发展。
郢都，是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它地居江湖之会，“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史记·货殖列传》)，北联中原通衢，南凭长江天险，历来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城市之一。全城呈方形，东西长4.45公里，南北宽3.58公里，城内面积约16平方公里。土筑城墙至今保存完好，城墙高4?米，是我国南方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大的一座古城遗址。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可见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经济繁荣。
除郢都外，陈、寿春、宛、吴等也是楚国的重要都市和商业繁华的城市。其中陈(今河南淮阳)，一直是古陈国的都城，历587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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