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一天朝夕两餐，要身体力行，为民办事。像滕君那样“仓禀府库”，“厉民而自养”，靠残酷剥削的手段压榨人民，养肥自己，这样的国君就算不上“贤君”，是人民所反对的。这是一种朴素的原始农业思想，保存了远古神农氏学说的精神，故许行号称为“有为神农之言者”。
许行从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的立场出发，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以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实行“市贾不二”的原则。《孟子·滕文公上》记陈相语：“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二，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显然，这是原始农业时期实行以物易物的交换，要求绝对的合理，杜绝伪劣与欺诈。
时至战国，作为楚国的思想家许行，仍倡导神农之说，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渊源和深刻的社会背景的。首先，炎、黄融合，神农之说早在江汉流域流传。“君民并耕”、“市贾不二”，历来成为传统德政和理想社会的准则而被广泛地传播和美化。特别是楚国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历程，当给许行以深刻的印象，故其承继神农氏学说与传统社会理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农家学派产生在楚国，当然就非偶然。其次，楚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不待贾而足”(《史记·货殖列传》)，这又直接导致原始农业思想的发展和理论化。同时，随着兼并战争和阶级分化的日趋激化，人们要求社会“均平”合理，反对剥削和压迫，这又使许行农家学说得以深入人心，为各地人民所向往。
许行农家思想是当时一种平均思想，他的主张也只是一种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他要求君民并耕、人人自食其力，与同时代儒家孟子所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在中国思想史上，自有其重要的价值。许行的“市贾不二”虽也属于不切实际的价格论，但却是当时农民对不法商人欺诈行为和苛刻盘剥的抗议，今天看来仍有它的积极性和合理性的一面。
五、吴起、荀子思想
吴起是战国初期政治家、军事家和法治代表人物。他逃奔到楚国后，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在楚国主持变法。公元前381年，因楚悼王病逝，吴起变法夭折，自己亦惨遭杀害。吴起在楚国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楚国情况了如指掌，故其变法措施是针对楚国国情的。他提出的“明法审令”、改革世袭制、分封制、打击旧贵族，就是为了强化以国君为首的封建统治权威，其结果也就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他深入指出楚国人少地多，命令权贵率族到边境到广大荒凉地区开荒生产，就是为了“以所不足，益所有余”，以发展社会生产，增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他倡导“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就是在思想领域中向旧意识形态、旧习俗开火，以确立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地位。作为法家吴起，他的光辉的法家思想，最终在楚国政治变革实践中得以完善，不能不刻上楚国思想的深刻烙印。
荀子(约前313-238年)，名况，字卿，赵国人。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楚上蔡人李斯是他的学生。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荀子年五十始游学于齐，时约公元前263年左右。《史记·春申君列传》载，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春申君黄歇以荀子为兰陵令，自此则居楚国，直至病逝。因此，荀子在齐约八年，在楚则约近二十年，故其著述，主要是在楚国兰陵完成的。
荀子历游居赵、燕、秦、齐、楚诸国，故其阅历广泛，对南北各家思想均有批判吸收，开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指出的那样：“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礻几]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这种思想上的大吸收大融合，正是政治上由大国纷争逐渐走向大一统的反映，表现出了一位大思想家政治敏锐性与思想成熟性的特质。荀子思想丰富，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成《荀子》一书，计33篇。在哲学上，他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批判了天命和鬼神述信学说，提出了著名的“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论断，认为自然运行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命》。）在认识论上，强调“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在认识过程中，既强调感觉经验的重要性，又强调思维的重要作用，“形思而神往”(同上)，人能通过感官(“天官”)和大脑(心，亦即所谓“天君”)而认识世界。这样，荀子既纠正了墨子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作用，又批判了孟子强调“天君”认识事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观察人的自然性方面，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提出了“性恶论”，即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为了去恶从善，必须“师法之化，礼义之道”，论证了“师法”与“礼义”的重要性。荀子的人性论，强调了善恶之分、性伪之分，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从这点看，则是唯心的。在政治上，荀子主张礼法兼冶、王霸并用，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的观点。在接受前人经验方面，荀子与正统儒家、道家不同，明确提出“法后王”思想。当然，这种“法后王”仍然含有“复古”思想，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效法周文、武王与周公之道，与儒家的“言必称尧舜”、道家的“小国寡民”乃至“浑沌”世界是不同的，是历史进化论的思想，对后期法家韩非、李斯等有深刻的影响。荀子的政治思想，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生机勃勃、力求建立全国封建统治的强烈愿望。
在经济上，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富民”与“仁政”思想，要求封建统治者实行“平政爱民”政策，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封建统治。他认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聚[佥欠]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荀子·王制》。)，反对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他从“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出发，主张“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流，以时禁发而不税”、“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同上。)，利农宽商，加强经济联系与物资交流。他还奉劝“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王制》。)，即在任何时候都要实行“开源节流”政策，以保证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六、科学技术
战国时期，楚国科学技术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应用。
楚人天文知法历来渊博，战国时期，则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人为了对日、月和五大行星(水金火木土)的运行及其位置作系统的观测，将其附近恒星分为二十八片(区)，称之为二十八宿(星)。二十八宿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和其他世界文明古国天文学的重大发展(二十八宿体系，古印度、埃及和两河流域国家亦有。其中以中国和印度出现较早。)。
二十八宿名称，最早见于成书于战国末的《品氏春秋·圜道》：“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吕氏春秋·有始》叙述了自角至轸的二十八宿名称：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牵牛、婺女、虚、危、营室、东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东井、舆鬼、柳、七星、张、翼、轸。据《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载，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是战国中期的甘公和石申(《史记·天官书》将甘公、石申夫与楚唐昧并列为“昔之传天数者”，故可知为战国中期人。）石申，魏人；甘公，楚人，或在楚国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天文学家(《史记·天官书》、《后汉书·天文志》说甘公是齐人；《史记·正义》引梁阮孝绪《七录》和《汉书·艺文志》说甘公是楚人；《史记·集解》引徐广说甘公“本是鲁人”。故可能原籍在鲁，后游历齐、楚，从事天文学研究。）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出土了一件漆箱，箱盖上绘有二十八宿名称和青龙、白虎图案，可见楚国早在战国初就创立了二十八宿体系，充分证明楚人从事天文学研究长盛不衰。漆箱二十八宿名称与石申星名基本相同，与甘氏星名出入较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楚文化的异同及其融汇的趋势。
据《周礼·考工记》和《史记·天官书》载，可知我国古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为东西南北四组，分别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来表示，称为“四象”。漆箱盖东西两侧分别绘有青龙、白虎，这是四象中的东西二象，南北二象可能由于画面的局限性，故未绘出。由此可知，二十八宿与四象的划分是紧密相联的，早在战国初，楚国就广泛流传了。
漆箱二十八宿中央，写有一个巨大的“斗”字，可见楚人重视对北斗星的观测，以“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史记·天官书》。）战国末楚国道家[曷鸟]冠子指出：“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曷鸟冠子·环流》。)反映了楚人在天文学领域中的传统成就。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部《天文星象杂占》帛书，据研究，此帛书系战国时楚人所著(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帛书画有二十九幅名称、形状不同的彗星，是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详细描绘彗星不同形状的图，无疑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天文学研究资料。
《楚辞》的某些篇章，也留下了楚人有关天文学研究成就的记载。如屈原《天问》：“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圆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说宇宙阴阴暗暗，浑沌一片，阴阳二气，化生而成。天如圆盖，由八根柱子支撑着。宋玉《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可见楚人的宇宙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盖天说”。又如《天问》：“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这里说的太阳有乌鸦，就是太阳出现的黑子现象。楚人积累起来的天文学知识是极其丰富的，诗人不过只是以艺术的手法反映出来罢了。
楚人数学在原有基础上，战国时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83年底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初古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重要内容为《算数书》。此外，还出土了算筹等重要文物(《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据后德俊研究，墓主系楚人，汉初降汉，后“病免”在家，其《算数书》可能为楚人所撰，代表了楚国的数学水平(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算数书》是一部数学问题集，内容包括《分乘》、《增减》、《相乘》、《合分》等。其中《少广》一节，与成书于两汉间的《九章算术》(《九章算术》是西汉后数学研究的结晶，因它正式成书约于公元一世纪，故有的学者把它列为东汉初的数学著作。)的《少广》标题相同，内容亦大体相似。故《算数书》部分内容为《九章算术》所收进，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江陵张家山汉墓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我国古代医药学的发展是很早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些医方，均大体流行于战国时期。其中出土的辛夷、花椒、杜衡、佩兰等中草药，在《楚辞》中亦有记载。出土的古尸(女)，手里紧握着两个绢包，内装有多种药物，大多味辛温。经对古尸的病理检查，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胆石病等疾病，故常服用此类药物。该墓时间约在公元前160年前后，离楚亡时间不久，故其时医药学当是承袭楚人的。1975年，江陵纪南城内凤凰山168号墓出土了一具西汉男尸，葬于公元前167年，比马王堆女尸略早。同时出土的有竹叶椒、姜等药物。经解剖，死者生前患有胆结石、血吸虫病等疾病，出土的中草药，可能是生前服用过的此一类药物。男尸出土时，皮肤肌肉等软组织尚有弹性，牙齿齐全而牢固，尸体历久不腐。其重要原因是内棺有约10万毫升含流化汞等成分的棺液，出土时呈绛红色。足见楚人既熟谙中草药知识，又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化学药物性能。此外，楚地由于气候温暖潮湿，楚人还喜爱佩带装有佩兰、香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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