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在部落集团形成民族过程中，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频繁进行，部落联盟的各级军事首长充分展示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干，涌现出不少杰出的英雄人物。恩格斯称这一时期为“军事民主制”时期或“英雄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的“五帝”(关于“五帝”的说法不一，《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礼记》以太?、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为五帝。《帝王世纪》以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皇王大纪》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实际上就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由于黄帝对民族融合与社会开发贡献最大，他就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这个英雄时代的第一个英雄，后来的华夏族、汉族或其他民族，都尊黄帝为自己先祖，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黄、炎同源，他们出自何方，古代文献也有明确的记载。《国语·郑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故黄、炎二帝，均源自少典氏(有熊氏)和有[虫乔]氏(蛇氏)部落集团，最初活动于渭水流域和陕北一带，并以地名为姓。他们“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史记·五帝本纪》)，炎、黄集团相继进入中原地区后，与东之东夷、南之苗蛮集团或杂居相处，共同开发，或激烈争夺，黄帝集团就在这一“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中崛起，先战胜了九黎，后又兼并了炎帝集团，一统中原。《史记·五帝本纪》说：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同，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丸山，一作凡山，今山东临驹境。岱宗，即泰山。空同，即崆峒山，在陇右。鸡头，山名，在陇西。一说为崆峒山之别名。熊，即熊山，今河南偃城境。湘，即湘山，今湖南岳阳境。釜山，今河北怀来境。按此说法，黄帝集团势力已东至海，西至崆峒，北至河北，南至江，此虽为传说，但其政治、文化影响所波及范围，则是可能的。
黄帝势力的发展为颛顼的活动奠定了基础。据说，黄帝有二子，一为玄嚣，一为昌意（《史记·五帝本纪》。）又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国语·晋语四》）说明黄帝集团繁衍的后代越来越多，裂变成众多的分支，所以到了黄帝之孙颛顼时代，颛顼集团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冠以“颛顼”称号的氏族部落足迹遍及祖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囊括万汇以为一家”(顾颉刚《史林杂织初编·颛顼》(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版)。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了。《吕氏春秋·古乐》：
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
《大戴礼·帝系》：
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
《汉书·地理志》：
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竹/作]入绳。
若水，今金沙江支流雅砻江。绳水，即金沙江。可见颛顼源自今四川金沙江流域。后来由西而东，才辗转徙至黄河流域。《左传·昭公十七年》：
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
杜预注：卫，今濮阳县，昔帝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
《山海经·大荒北经》：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北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
附禺山，有说即浚县浮丘山。濮阳、浚县均在今豫北。可见颛顼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中原地区。《山海经·大荒东经》：
东海之东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徐旭生解释说：
按孺与乳二字古义相通假。这里大约是说颛顼幼稚的时候曾经在少昊氏族内被养育的意思。《帝王世纪》所说“颛顼生十岁而佐少昊”，也同《大荒经》所说不背缪(《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帝颛顼》(文物出版社出版，1985年增订本)。
少昊是东夷集团之一大族，与太昊并世而立，成为东夷的庞大部落联盟集团。太昊的活动中心在陈(今河南淮阳)，少昊活动中心在曲阜，地处豫、鲁一带。“少昊孺帝颛顼”，“颛顼生十岁而佐少昊”，说明颛顼集团与东夷集团关系密切，不仅地缘相近，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而且还有血缘关系，是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融合的生动例证。由于颛顼是黄帝之后，亦由西而中而东而南，与东夷及周围氏族部落融合步伐加快，所以许多氏族部落均称为颛顼之后。见于史料记载，有虞氏、夏后氏、祝融八姓、乃至匈奴、苗民都说是颛顼的后裔，和黄帝一样，颛顼成为另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祖先的象征。楚族之先祖上溯至黄帝、颛顼，也是这一时代的产物，看来是符合民族融合轨迹的。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之后也。
帝喾高辛是黄帝另一子玄嚣之后，是继颛顼之后另一个“五帝”之一，故帝喾虽非颛顼之后，但仍属黄帝集团(《路史》引《世本》：“帝喾年十五佐颛顼有功，封为诸侯，邑于高辛。”)。颛顼之后重黎、吴回、陆终均居火正，亦为黄帝集团中一举足轻重的部落群，与帝喾集团同处于中原地区。火正，古五行官之一。《汉书·五行志》：
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罗泌《路史·前纪》：“……祝融氏……以火施化，号赤帝，故后世火官以为谓。”《礼记·月令》：“(孟夏之日)其神祝融。”可见火正祝融，生当火官之首，死为火官之神，其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由于远古时代人们对火、对天体(日月星辰)的崇拜，火正、祝融就作为“掌祭火星”一种特有的祭司职务出现，它就非黄帝集团所独有，亦为其他部落集团所具有。《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吕氏春秋·孟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可见炎帝本身就是火正，人神一体，掌管天地万物民人。《山海经·海内经》称炎帝之后亦有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炎、黄同源，各有祝融，并不奇怪。《山海经·大荒南经》：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欢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马雚]头。
炎融，即祝融(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0月第1版)。欢头，即?兜，传为“苗裔”(裴马因《史记集解》)，可见南方苗蛮集团亦有祝融(《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正因为古代传说时代祝融之多，楚族究竟源自哪一支祝融，后人的断定当然就难以划一。如前所述，我们认定楚族是黄帝集团之后，故其直系祖先当是重黎、吴回和陆终。
重黎及其后既为帝喾高辛的火正，所以其活动中心当应离高辛居邑不远。裴[马因]《史记集解》：“高辛都亳，今河南偃师是。”《左传·昭公十七年》：“郑，祝融之墟也。”杜预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郑。”郑，今河南新郑。新郑与“帝丘”濮阳、偃师相距不远，足见颛顼、高辛部落集团一直是活动在一起的。《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崇山，即河南嵩山。直至夏时，楚之先祖仍为祝融，且始终居住在黄河中游。可见楚之先祖世居火正，是发迹于中原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具有先进文明的部落集团。附:楚族族源表
二、楚地先民及其文化
荆楚地域广袤，或荆，或楚，或荆楚，历来通用。《左传·襄公四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荆地即“九州”之一。《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荆，指荆山，今湖北南漳西。衡，指衡山，《汉书·地理志)以为即今湖南衡山西的衡山。汉，即指汉水。故荆之古地域，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楚，亦荆。许慎《说文解字》释“荆”为“楚木也”，释“楚”为“丛木，一名荆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荆、楚一木二名，故以国号，亦得二名。”荆、楚同义，指同一种植物，与楚之先民发迹于荆山是分不开的，故古文献或以荆楚、楚荆联称，如《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御簋》：“ 御从王南伐楚荆，有得。”《史墙盘》：“弘鲁昭王，广纰楚荆，往狩南行。”我们这里说的楚地，指的是发迹于荆山、扩及今汉水流域为中心的江汉地区。这是楚国的腹地。这一地区的边缘地带，北抵方城，南至衡，西起夔，东抵鄂。若从战国时楚国势力的扩展，楚国的版图则几乎囊括半个中国。当然，那是楚国先后军事征服的结果，并非楚国的发祥地。在楚国的腹地，即荆楚地域内，历来就有先民在此辛勤开发，对创造本地区的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见于考古发掘材料，早在二、三十万年前，楚地就留下了先民活动的足迹。1956年在清江畔长阳下钟家湾的岩洞中就发现了古人类的化石，被命名为长阳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1989年5月，湖北郧县博物馆在该县曲运河口学堂梁子上发现一具古人类头骨化石。1990年6月，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认为“这是在中国大陆至今所发现，显示人类祖先直立人进化为较进步人种的最完整标本”，将其归入直立人范畴，因其地命名为“郧县直立人”。其特征与某些早期智人化石(如长阳人)颇相类似。学堂梁子属汉江北岸的四级阶地。从地层中发现与郧县人化石共生的哺乳动物有七、八十种，主要有豪猪、弥猴、豹、熊、犀、鹿、牛等。郧县人是研究晚期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的传承关系的珍贵标本(李天元《从郧县人头骨化石的形态特征看其学术价值》(1993年3月14日《中国文物报》)。郧县人及其伴生动物的发现，为认识江汉流域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料。1992年底，在修筑宜黄公路中，在江陵荆州镇郢北村又发现了距今约五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据1993年1月17日《中国文物报》载，1992年10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江陵荆州镇郢北村鸡公山发掘。此文化遗址在湖北、湖南等平原地区首次揭示出多层旧石器时代不同文化类型的地层叠压关系。其中在距今约四五万年前或更早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地层中清理出古人类的活动面，揭示多处当时人们生产留下的遗迹，如由砾石围成的5个圆圈等，这是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平原上的活动遗迹。此外，还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砍斫器、刮削器等石器。它的发掘将使中国的旧石器人类在平原地带的居住生活的探索研究有新突破。)。继旧石器时代后，在江汉地区先后发现了千余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揭示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反映了氏族制社会先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状况。由此可见，在楚国腹地江汉地区内，一直有先民在此活动生息，辛勤地创造了原始文化。
大溪文化距今约六千年左右，因最早发现于四川巫山大溪而得名，约与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前期相当。其分布范围约西起巫山，东至湖北监利，北达汉水东北岸，南至洞庭湖北岸。江陵、公安、松滋、钟祥、天门、京山等地都是分布较集中的地方。属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其年代约与仰韶文化晚期相当。各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红陶、黑陶、灰陶、白陶之分。前期以红陶为主，晚期则黑陶增多，红陶相对减少。典型器物有内[佥欠]口圆底盘、筒形瓶、深腹豆和瓮等。如江陵蔡台出土的红陶盆、灰圈足碗，公安王家岗出土的白陶盆，松滋桂花树出土的器座罐、[佥欠]口涂腹豆等都是造型轻巧实用的器物。其中公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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