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
子文一方面批评廷理，另一方面又教育族人主动伏法，廷理害怕，就对其族人执行了刑法。另据《国语·楚语》、《战国策·楚策》等记载，子文又是一位清廉勤政、律已恤民的执政者。如《国语·楚语下》说：
昔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一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后复。人谓子文曰：“人之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战国策·楚策一》记载莫敖子华语：
昔令尹子文，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故彼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
从上述记载，可知斗子文是春秋前期颇为先进开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子文任令尹期间，还有一大历史佳语，也是值得注意的。《论语·公冶长》载：“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从有明确记载看，子文从楚成王八年任令尹后至楚成王二十五年让位子玉，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在这二十七年中，他曾“三仕”、“三已”，一方面说明其地位之重要，楚成王曾三次请他出任令尹；而另一方面，所谓“三已”、“三舍”则是子文主动请求的，具有荐贤、任贤的意思。如他让位于子玉，就是在子玉攻陈、取焦、夷，城顿立有大功的情况下提出的。当?吕臣反对时，子文理直气壮地说：“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任，其人能靖者与有几?”(《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可见子文的让位，是为了荐贤，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子文是继斗祁、彭仲爽之后的著名令尹，前两位见于史籍记载不多，但从子文的言行和政绩看，可知楚国任命的令尹，应具有文武兼备的治国本事。
三、楚、齐争战与楚成王后来居上
楚文王时期，齐、楚已呈对峙之势，但楚国因楚文王早死，堵敖在位三年，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楚成王年幼即位，子元乱国，至公元前664年(楚成王八年，齐桓公二十二年)子元乱平、子文被任为令尹，楚国政局才渐趋稳定。其间历经十余年，楚国无力外顾，社会经济发展当亦受到影响。齐桓公则气势正盛，横行中原，号称“侯伯”。齐、楚对比，楚国暂时落后了。
楚成王、斗子文执政后，面对齐桓公这位赫赫威名的第一霸主，他们毫不气馁，一方面立足于实际，巧与周旋，另一方面则捕捉时机，大胆进取，在与齐桓公的争霸中，有声有色，取得了重大的业绩。
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初立，由于齐国强大，楚国采取了尊周亲诸侯政策。“(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结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史记·楚世家》。)楚国这一策略，不仅取得了与齐等华夏之国抗衡的合法地位，而且以奉周天子之命为由，大力攻伐不臣之国，开拓疆城。
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当时齐、楚争夺的焦点。自公元前666年楚子元伐郑失败后，楚成王、斗子文于公元前659年、658年、657年三年中连续攻郑，郑国招架不住，郑文公已欲求和。郑大夫孔叔以“齐方勤我，弃德不详”(《左传·僖公三年》。)为由反对，郑才继续亲齐。齐桓公为救郑防楚，亦连续三次与中原各国会盟。齐、楚关系极其紧张。
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春，齐桓公为遏制楚国北进，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南下攻楚。他们打败了楚的与国蔡国后，即挥师突入楚境。面对气势汹汹的八国军队，楚成王、斗子文毫不惧怕，沉着应战。楚成王先遣使至齐军处，责问道：“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当管仲答以“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洒”和“昭王南征而不复”为由时，楚使立即承认未进贡包茅之过，对周昭王南征不复，则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君其问诸水滨。”齐桓公不听，仍继续进军，驻于陉(陉山，楚国北塞，今河南漯河市东)(《左传·僖公四年》。)。楚成王毫不示弱，亦率大军迎战，迫使齐等八国军队退驻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史记·楚世家》。）齐、楚双方一方面在对峙，另一方面亦在寻找妥协的办法。这年夏，楚成王派屈完到齐等国军队驻处进行试探。齐桓公企图压服楚国，当屈完来时，即陈八国之军，“与屈完乘而观之”，并恐吓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答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齐桓公权衡得失，只得与屈完盟于召陵(《左传·僖公四年》。）召陵之盟，是齐、楚双方经武力对峙之后达成妥协的产物。楚成王、斗子文在齐桓公亲率的八国军队面前，沉着镇定，文武两手，以战逼和，充分展示了突出的政治、军事才干。
召陵盟后，楚国继续北上东进，与齐国争霸。公元前655年(楚成王十七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首止(今河南睢县东)，以定周太子之位，周惠王不满，使周公宰孔召郑文公，说：“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文公果然“逃其师而归”(《左传·僖公五年》)，不与盟。斗子文乘隙举兵灭弦(今河南息县、潢川间)，弦君奔黄。弦，姬姓国，又是齐之姻亲国，楚首先灭弦，是因为弦的姻亲国江、黄原为楚之与国，齐桓公霸盛时，二国叛楚与齐结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同上）。故楚成王、斗子文首先拔掉这颗眼中钉，以挫江、黄，打击齐桓公。
公元前654年(楚成王十八年)夏，齐桓公率齐、鲁、宋等国军队攻打郑国，围郑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以惩罚郑之不盟首止与亲楚行为。同年秋，楚成王亲率军北上攻围齐之盟国许(今河南许昌)，救援郑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许以救郑”(《左传·僖公六年》。)之举。由于其他各国也出兵救许，楚成王也就退兵了。但他并未回到郢都，而是驻兵武城(今河南南阳市北)，观察动静。许僖公恐惧，在蔡穆侯带领下，赴武城向楚成王请罪。《左传·僖公六年》载：“许君面缚，衔璧，大夫衰[纟至]?，士舆榇。”《史记·楚世家》则载：“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两者记载虽略异，但楚成王北上围许救郑，声势浩大，诸侯震动，则是事实。面对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势，齐桓公也就全力攻郑，以阻止楚国北上。郑在齐等中原国家打击下，只得向齐请和。公元前651年(楚成王二十一年，齐桓公三十五年)，齐桓公与诸侯盟于葵丘，郑、许均被迫与盟。在此形势下，楚成王并不急于与齐桓公正面争夺，而是继续东略，迂回打从，以削弱对方。
公元前649年(楚成王二十三年)，楚成王以“黄人不归楚贡”(《左传·僖公十一年》。)为由，攻打黄国(今河南潢川西北)。第二年，又出兵灭黄。《谷梁》说：“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可见楚在灭黄的同时，又攻伐江国(今河南息县西)。灭黄之后，又继续东进，于公元前646年(楚成王二十六年)，攻灭英(今安徽金寨东南)、六(今安徽六安东北)。至此，楚国势力已推进到淮河中游一带。
公元前645年(楚成王二十七年，齐桓公四十一年)，楚成王以为徐国(徐戎所建，今江苏泗洪南)亲齐亲中原诸国，即兴兵讨伐。齐桓公急忙会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盟于牡丘(今山东聊城东北，当时属齐地)，决定救徐。各国国君“次于匡(今河南睢县西)以待之”(《左传·僖公十五年》)，由鲁大夫孟穆伯率各国军队前往救徐。《谷梁》说：“次，止也，有畏也。”可见，各国国君是被迫前来抗楚救徐的，自己却不敢亲临前线。正面抗楚不利，同年夏，齐等国军队又攻打楚之与国厉(今湖北随州东北)，企图抄袭楚国后方，以解徐之围。同年冬，宋乘曹军远出，袭其国，楚于是乘机大举进攻，败徐于娄林(今安徽泗县东北)。齐桓公以八国之众不敌长驱直入之一楚，足见楚成王大胆果断，齐桓公已不能与之匹敌。同年，齐管仲卒。此后两年，齐桓公虽曾伐厉伐英，以“报娄林之役”(《左传·僖公十七年》。)，企图挽回在淮泗地区的败势，但已无济于事。公元前643年(楚成王二十九年)，齐桓公卒，齐国霸势转衰。
楚成王与齐桓公争霸，历时十余年，结果楚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其原因除了客观上因管仲先死、齐桓公力竭，齐国已力不从心、明显地走下坡路外，主要的则是楚成王、斗子文审时度势，谨慎谋划、奋发进取的结果。楚、齐争雄的历程，充分地显示了楚国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趋势。
四、楚、宋泓水之战与楚成王实霸中原
齐桓公卒后，无亏等五公子争立，并互相攻伐，易牙等杀群吏，立无亏，太子昭奔宋。次年，即公元前642年(楚成王三十年)，宋襄公率曹、卫、邾等国军队平齐乱，太子昭得立，是为齐孝公。其时，齐国霸业骤然衰落，郑文公立即朝觐楚国。楚成王很高兴，竟把贵重的青铜赏赐给了郑国(《左传·僖公十八年》。）可见，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威望很高，但宋襄公自恃定齐有功，企图承袭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这样，宋与楚的直接冲突也就不可避免的了。
宋，子姓，是周初商代贵族微子启的封国。据有今豫东及苏、鲁、皖接壤地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它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国之一，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宋襄公时，国势正盛 ，亦具有一定的实力，故称霸欲望甚炽。楚成王针对宋国和宋襄公这一特点，就注重笼络人心，先挫其威，后削其力，恩威并举。
公元前641年(楚成王三十一年，宋襄公十年)，齐乱刚定后，宋襄公急于称霸，先执滕宣公婴齐，继而又会曹、邾、[曾阝]等国于曹南鄙(曹南鄙，范宁《谷梁》注：“曹南，曹之南鄙。”杜注：“曹虽与盟，而犹不服，不肯致饩，无地主之礼，故不以国地，而曰曹南。”)。[曾阝]君后至，宋襄公使邾君执而祭(人祭)于睢水之社。对这两件事(执滕子与用[曾阝]子)，左师子鱼评论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左传·僖公十九年》。)同年秋，曹不服宋，宋襄公又围曹。宋襄公求霸心切，对周围国家滥施暴虐，弄得众叛亲离，人心丧尽。同年冬，陈穆公“以无忘齐桓之德”、“修桓公之好”同上)，邀请诸侯盟于齐。参加盟会的有陈、蔡、楚、郑、鲁等国(《春秋·僖公十九年》。）杜注：“地于齐，亦与盟。”这样，与盟的共有六国，几乎是当时中原主要国家都参加了盟会。六国中，楚国实力最强，故真正主盟者是楚成王。会上各国在中原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实际上承认了楚成王的霸主地位。
宋襄公不甘心失败，第二年又“欲合诸侯”。鲁人臧文种闻讯后，指出：“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僖公二十年》。)意思是说，顺从众望，霸业或可成功；如一意孤行，强迫他人顺从自己欲望，则很难成功。一语道破了宋襄公利令智昏、违背众望之所为。公元前639年(楚成王三十三年，宋襄公十二年)，宋襄公果真发起鹿上(宋地，今安徽阜阳南)之盟。由于中原诸国已从楚，所以宋襄公“以求诸侯于楚”，楚成王佯许之，以观动静。这件事，已隐藏危机，公子目夷指出：“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同年秋，宋襄公得寸进尺，又会楚、陈、蔡、郑、许、曹等国之君于盂(宋地，今河南睢县境)。楚成王恼怒已极，“执辱宋公”(《史记·楚世家》)，宋襄公威风扫地。楚成王随即举兵攻宋，败宋师。冬，楚成王盟鲁、陈、蔡、郑、许、曹等国之君于薄(即亳，宋地，今河南商丘北)，当众释放宋襄公，以示仁义。楚成王对宋襄公先执后释，犹如掌上玩物，足见无论在政治或军事方面，宋国均远不及楚国。
但是，宋襄公“聋[目贵]”(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已极，在强楚面前不 仅不立即罢手，反而在获释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38年(楚成王三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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