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面(如庐戢梨、叔麇愤而起来平定“二子作乱”、?贾反对迁都力主出兵回击、子越、子贝疾速进兵等)，另一方面又寓淫乐之中观察忠奸动静，以鉴别清浊，整饬吏治。“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则惊人”，实际上就是蓄意磨炼意志，内理朝政、外争强敌这一抱负的自白。故其“淫乐”是一种手段，结果则是“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政治上焕然一新。“是岁灭庸”、“国人大悦”，正是经过刷新政治后，才使全国军民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很快取得了平叛内乱的重大胜利的。当然，《史记》等古籍记载是很简略的，且颇富有神秘色彩，但联系楚穆王卒后的楚国动乱政局及稍后若敖氏叛乱看，楚庄王即位后“自静三年”(贾谊《新书·先醒》)，外不启北门，内整肃朝政，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二、观兵周疆，问鼎轻重
楚庄王经平定内乱与灭庸后，统治已趋稳定，遂萌北上图霸之志。其时，中原国家仍以晋实力最强，它西抑秦东制齐，秦、齐虽渐上升或恢复，仍非晋之强劲对手。但晋当时国君晋灵公，却十分残暴无道，对内残害臣民，对外受赂无信，故国内统治既不稳定，国外威信也日益下降，这就为楚庄王北上提供了有利时机。
公元前610年(楚庄王四年)，晋会卫、陈等诸侯于扈(郑地，今河南原阳西)，以郑有二心于楚，拒绝郑穆公与会，经郑子家书告赵盾，申辩郑居大国之间不得不从强令的苦衷，晋才允于请和。从中亦可知楚已复强，郑不得不考虑与楚改变关系。公元前608年(楚庄王六年)，郑即以晋无信，伐齐、伐宋，皆因受齐、宋赂，半途而废，于是叛晋而“受盟于楚”(《左传·宣公元年》。）附晋之郑，现在主动与楚结盟，说明随着楚国的稳定与实力的增强，一些中原国家，开始看风使舵，认真选择自己的出路了。恰在这时，陈国国君共公卒，楚庄王不派人前往吊[口言]，陈灵公一气之下，与晋结盟。楚庄王见时机已到，立即亲领大军攻陈，接着又攻宋。晋赵盾率军会宋、陈、卫、曹诸国军队于 林(今河南新郑北)，攻郑以救陈、宋。楚庄王派?贾率军救郑，与晋军遇于北林(今新郑)，晋军败，大夫解扬被俘，晋军只得退回。
同年冬，晋为摆脱被动局面，攻打秦之与国崇，想迫使秦来救，然后便于向秦求成，不料秦国并不理会。晋又攻郑，以报北林之役。这样，第二年，即公元前607年(楚庄王七年)春，郑受楚命攻宋，以打击晋国。郑、宋战于大棘(宋地，今河南睢县南)，宋军大败，郑囚华元(右师)，获乐吕(司寇)，及甲车四百六十乘。华元逃归，为宋筑城。筑城之役人歌而讽刺说：“[目旱](大目貌)其目，皤(大腹貌)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多须貌)，弃甲复来。”(《左传·宣公二年》。)秦为报复去年晋侵崇之役，出兵攻晋，围焦(今河南陕县南)。秦、晋关系紧张。同年夏，晋赵盾解焦围，接着联合卫、陈攻郑，以报大棘之役。楚庄王立即命斗椒(子越)领兵救郑，赵盾以斗椒属若敖氏“殆将毙矣，姑益其疾”(同上。)为由，悄然退去。郑攻宋、秦攻晋，以及赵盾不敢与斗椒正面交锋，都说明其时楚国实力日益上升，晋国则在走下坡路，“不竞于楚”(《左传·宣公六年》。）正当晋国外争不利时，国内又因晋灵公暴虐，这年为赵穿所杀，赵盾等立公子黑臀为国君，是为晋成公。晋成公初立，即于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八年)，就率军攻打郑国，抵达延阝](今河南郑州北)，郑被迫与晋和，订立了盟约。
同年春，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攻打陆浑之戎(即姜戎，散居黄河南、熊耳山北之阴地，又称阴地戎)，至于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观兵于周疆”(《左传·宣公三年》。）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问九鼎之大小、轻重。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奉为传国之宝，是天子权力的标志。楚庄王问九鼎，意在“示欲逼周取天下”(《左传·宣公三年》杜注)，由自己取而代之。王孙满见楚国国势炽盛，只得委婉地答道：“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一方面以“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表示蔑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取代周王室条件还不成熟，便退兵了。
楚庄王现兵周疆、问鼎轻重，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楚国已进入空前强盛时代，实际上支配着中原局势。
夏，楚庄王观兵周疆后，为了打击晋成公，即移兵攻打郑国(《左传·宣公三年》：“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故攻打郑国，实为教训晋成公)，晋未出兵对抗。此后，楚庄王连续北上用兵，声威也日益远播。
三、镇压若敖氏叛乱
若敖氏源自春秋初楚国国君熊仪。熊仪即君位后，又号称若敖，熊仪之子斗伯比即以若敖为氏，因别封斗邑，故亦称斗氏。因此，若敖氏之族属王族的分支，在熊仪之后，特别是在武、成、穆、庄诸代，均居高位，是楚国举足轻重的大姓之一，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作过突出的贡献。如斗伯比正值熊通(楚武王)称王发展时代，在楚武王攻随服随与称王中就立了大功。另一位若敖之后斗廉，不仅是一位军事统帅，而且也是一位春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观点，闪烁着唯物主义战斗精神。楚武王创设的令尹，也是首先从若敖氏之族中挑选出的斗祁充任的。楚成王初立，子元乱国，为斗班所杀。斗谷於菟(子文)任令尹，其弟子良任司马。子文“毁家纾难”，佐楚成王东征北战，争霸立业，功勋卓著。其后，子玉任令尹，子西任司马。子玉死后，子上曾继任令尹。就是到楚穆、庄时，若敖氏出任令尹的，也有四人(楚穆王时任令尹为成文心、子孔。楚庄王时令尹除子孔外，还有子扬、子越)，可见若敖氏之族长盛不衰，在楚国扩展过程中，权势日趋膨胀炽盛，不仅与王室存在矛盾，而且也招致其他贵族大姓的不满。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子文荐子玉接替自己继任令尹时，大夫叔伯([艹/为]吕臣)就以“子若国何”(《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表示怀疑与非难。城濮之战前夕，子玉在[艹/为]治兵，[艹/为]贾又在子文面前抨击子玉说：“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断定子玉必败。子玉对此很反感，向楚成王请战(围宋攻晋)之理由，就是“愿以间执谗匿之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矛盾竟演化到甚至想在战争中以侥幸取胜来回敬对方的抨击。楚成王在关键时刻，看来是支持?贾、贬抑子玉的，如他要子玉撤宋围，说晋文公是“有德者不可敌”的。当子玉派子越去向楚成王请战时，“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同上。）一方面与?贾攻击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少与之师”，并以若敖氏武装充数，一反常态，完全不是从战争大局考虑的。战争拉开后，楚左右两军受挫，子玉亲自指挥的中军(主力)却安然无恙，照理是过中有功，子玉却被迫自杀，连晋文公也感到意外。司马子西不久被贬为商公，?吕臣则被任为令尹。以子玉为首的若敖氏成为城濮败北的牺牲品。从中可见楚成王对有军事指挥才干、却又锋芒毕露的子玉是信不过的，王权与若敖氏的矛盾，已呈现表面化。
楚穆王即位后，虽先后以子玉之子成大心及其弟子孔为令尹，但王室与若敖氏的矛盾并未消退。原被贬为商公的子西，心怀不满，沿汉[氵斥]江将入郢(顾炎武《补正》：“(子西)将入郢为乱。”)，恰好被正在渚宫(渚宫，楚之别宫，地在今湖北江陵城内。)的楚成王发现了，楚成王并未深究，仍任为工尹。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子西又串通子家(仲归)谋杀楚穆王，谋泄，两人均为楚穆王所杀。
楚穆王卒，楚庄王刚即位不久，子仪(斗克，若敖氏之族)与公子燮乘令尹子孔、太师潘崇领军去攻打群舒之机，发动叛乱，结果被庐大夫戢梨所杀。这场叛乱，子仪是利用公子燮求令尹不得的不满情绪而发动起来的，显然是主要策划者。楚庄王虽仍以子孔(若敖氏)为令尹，但又不出号令，日夜淫乐，暗中观察动静，当与若敖氏有关。三年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政，任伍举(疑为伍参)、苏从以政，若敖氏之政敌?贾也被任为工正。
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正当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凯旋回来时，若敖氏、?氏这两大姓之间的斗争也愈益尖锐化。其时，若敖氏子杨(斗般，子文子)、子越(斗椒，子良子)分别担任令尹和司马，主宰着楚国军政大权，?贾则为工正。子越是个状似熊虎、声若豺狼的野心家，为其伯子文所厌恶。《左传·宣公四年》记载说：“初，楚司马子良(子文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这不免有宿命论的色彩，但也反映了深谙楚国政治的子文，对若敖氏权力膨胀而引起的后果的严重忧虑。事情果不出子文所料，子越为司马时，野心不死，?贾看清了这一点，便诬陷令尹子扬(斗般，子文子)，子扬被楚庄王所杀，子越得以晋升为令尹，?贾亦升任为司马。但斗争并未结束，子越的野心也并未因升任令尹而熄灭。《佐传·宣公四年》载：“子越又恶之(指?贾)，乃以若敖氏之族，围伯嬴(即?贾)于 阳而杀之，遂处蒸野，将攻王。”另据《史记·楚世家》载：“九年(楚庄王九年)，相若敖氏(指令尹子越)。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从这两则史料记载，可以获知?贾与子越矛盾又告激化，“子越又恶之”、“人或谗之王”，都指的?贾在楚庄王面前攻击子越，子越于是倾其族将?贾囚杀。同时，若敖氏与王权矛盾继续尖锐化，看来楚庄王是支持?贾的，故子越孤注一掷，先杀?贾，再谋害楚庄王，夺取政权。至此，若敖氏经武文成穆诸代的兴盛与挫折，终于与王室摊牌，挺而走险了。
若敖氏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叛乱的声势也很浩大。楚庄王从大局出发，开始采取妥协态度，提出以“三王之子(楚文、成、穆王之子孙)”为人质(《左传·宣公四年》。)谈判解决。但子越骄狂已极，拒不接受。楚庄王于是亲领大军出征，会师于漳?。同年秋，王军与若敖氏之族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西)。子越向楚庄王连射两箭，一箭射在铜钲上，一箭穿过车盖，均几乎伤着楚庄王，军队惊恐，开始后退。楚庄王急中生智，派人传令说：先君楚文王克息时曾得到三支利箭，子越偷走了两支，现已射完，用不着害怕了，军队才稳定下来。楚庄王接着亲自击鼓，王军奋勇进击，很快把若敖氏的叛乱镇压了下去。
子文之孙克黄，时任箴尹，子越率族叛乱时，正出使齐国，回来至宋时，听到镇压叛乱消息，有人劝他不要回去，他以君命为重，还是回国向楚庄王复命，然后自拘于司败，主动请罪伏法。楚庄王念及子文之功，仍使克黄担任箴尹，改名为“生”(《左传·宣公四年》。）楚庄王镇压了若敖氏叛乱，消除了隐患，加强了王权，巩固了统治，有利于楚国的图霸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若敖氏在楚国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不应因子越领其族叛乱而予以根本否定。
四、“孙叔敖治楚”
孙叔敖([艹/为]敖、[艹/为]艾猎、[艹/为]饶)，期思(今河南固始境，一说今河南淮滨境)鄙人，楚国君?冒之后。其父?贾(曾任工正、司马)，其祖父为?吕臣(曾任令尹)，与若敖氏并为楚国之大姓。[艹/为]贾被子越(若敖氏)杀后，其子孙叔敖不得不从?邑避居期思野鄙，过着“处士”(《史记·循吏列传》：“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处士，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即所谓隐士。)的生活。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若敖氏叛乱被镇压后，当时令尹虞丘(沈尹)荐举孙叔敖代己而任令尹。故孙叔敖出自公族，他的出任令尹，除“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淮南子·人间训》。)、享有一定名望(《吕氏春秋·赞能》：“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外，也同孙叔敖之父为若敖氏所杀、楚庄王决心起用?氏之后有关，当非偶然。
楚庄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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