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二十三年，据史籍记载，担任令尹的除孙叔敖外，还有其他五人(先后担任令尹的有子孔、子扬、子越、虞丘、子佩等五人。）《韩诗外传》、《列女传·樊姬》谓“孙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桓谭《新论·国是》则称“孙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国大治，庄王以伯”。可见孙叔敖任令尹时政绩最突出，佐楚庄王成霸立业，名垂史册。楚庄王时先后既有六位令尹，故孙叔敖任令尹时间当不会太长，应在楚庄王称霸高峰时期。
孙叔敖担任令尹期间，楚国经济、政治、军事均有重大发展，这当然是楚庄王即位后，内平隐患、外抗强晋，实行开明治国路线的结果，但与孙叔敖以身作则、勤于政事、精明干练、忠心辅佐也是分不开的。所谓“孙叔敖治楚”，即指孙叔敖任令尹前及任内，为民办事，政绩斐然，不愧为一代名相。
首先，兴建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按《淮南子·人间训》说法，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就“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即带领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这项水利工程，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期思陂”(《大平御览·地部》：“楚相作期思陂，灌云雩之野。”)。
孙叔敖任令尹后，继续兴建水利工程，据《史记·循吏列传》裴[马因]集解引《皇览》说：“或曰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古沮、漳水入江通云梦泽，此项工程当在沮、漳水下游，建成后对以郢都为中心的农业水利灌溉带来极大方便。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孙叔敖为楚相，截汝坟之水，作塘以溉田，民获其利。”这样，楚国南之沮漳水流域，北之汝水流域，都兴建了水利工程，形成了南、北灌溉网络。《绎史·孙叔敖碑》说：“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孙叔敖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方针与实践，不仅为楚庄王争霸中原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为我国水利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二，自律廉洁，注重法治。孙叔敖出自期思“鄙人”，与乡里父老群众相处较密切，如《说苑?敬慎》载，他出任令尹时，吏民皆来祝贺，有一位父老却穿粗衣，戴白帽来吊，孙叔敖立即正衣冠出迎。父老见孙叔敖态度诚恳，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淮南子·道应训》则记有一狐邱丈人告孙叔敖说人有“三怨”：“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孙叔敖答以“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荀子》、《韩诗外传》等亦有类似记载。这说明孙叔敖出任令尹，受到吏民的关怀，纷纷告诫，孙叔敖亦能虚怀若谷，认真听取，任令尹后勤于职守，处处自律，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如《新论·国是》载：“叔敖妻不衣帛，马不食粟，尝乘栈车，牝马，披?羊之裘。从者曰：‘车新则安，马肥则疾，孤裘则温，何不为也?’叔敖曰：‘吾闻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无德以堪之矣。’”《韩非子》、《盐铁论》等亦有类似记载。《孙叔敖碑》则称他“专国宠权而不崇华，一旦可得百金，于殁齿而无分铢之蓄。破玉块不以宝财遗子孙。……病其临卒，将无棺[木郭]”。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孙叔敖卒后不久，其“妻子穷困负薪而食”，足见孙叔敖生不宠权，死无积财，堪称念国忧民、“奉法守职”的“廉吏”。
孙叔敖在执政中注重法治。据《说苑·至公》载，荐孙叔敖为令尹的虞丘(庄王封为国老)，家里有人犯法，孙叔敖法不徇情，“执而戮之”。虞丘亦喜，称赞孙叔敖“奉国法而不党，施刑禄不?，可谓公平”。由于孙叔敖奉公律己，带头执法，楚国吏治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史记·循吏列传》载，孙叔敖执政后，“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列女传》更称其时“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盗贼自食”。
其三，整顿军制，增强战斗力。《左传·宣公二十年》载：“?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也。”意即谓孙叔敖选择楚国有关行之有效的军政典令，进行军事改革。在行军时，右军从将军之辕所向而进退，左军追求草藤为宿备，前军探道，以旌为标帜告后军，以防不测。中军制谋，后以精兵为殿，百官各建其旌旗，以表明其地位与职司，并依此而行动。这样，孙叔敖将军队分为五个部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严密，灵活作战，做到“军政不戒而备”，具有更大的战斗力。正因为孙叔敖进行了有效的军事改革，故在楚、晋?之战中，楚获大胜，楚庄王因而得以称霸。
为了加强北境建设，孙叔敖又筑沂城(今河南正阳境)。他遣封人(具体筹办者)筹度工程，上报司徒。封人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饣侯]粮(干粮)，结果三十天完成，顺利地实现了预定计划。这项工程不仅建立了北进之基地，加强了与晋争战的实力，而且也说明孙叔敖重科学技术，具有突出的治国才干，正如杜预所称“《传》言叔敖之能使民”(《左传·宣公十一年》及杜注。）其四，求实务实，开楚国一代政治新风。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向孙叔敖报告说：“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孙叔敖听后，立即命令罢去新币，恢复旧币。然后向楚庄王作了禀报，楚庄王赞同，结果“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又载，“楚民俗好庳(下，指底座低下)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捆(门限)。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司马迁评论说；“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皇览》记载说：“民传孙叔敖曰：‘葬我庐江陂，后当为万户邑。’”可见孙叔敖求实务实作风，深受吏民欢迎，树立起一代政治新风。
孙叔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司马迁作《循吏列传》，把他列为第一人，司马贞《索隐》赞其“奉职循理，为政之先”。《吕氏春秋·情欲》说：“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绩著乎竹帛，传乎后世。”楚庄王的立威定霸，与孙叔敖的奉职循理、忠心辅佐是分不开的。楚庄王、孙叔敖“主明臣贤”(《韩诗外传》)，其霸业政绩，永垂史册。
五、德刑并重，威服陈、郑
陈、郑地处楚、晋中间地带，故楚、晋争霸，必首先争夺陈、郑。楚庄王镇压若敖氏叛乱后，任孙叔敖为令尹，政治稳定，国力增强，就全力北上攻陈伐郑，与晋展开了正面交锋。陈是小国，力量不强，故时而亲楚，时而附晋，受到晋、楚两国交互攻伐。公元前604年(楚庄王十年)，楚庄王刚平乱后，即兴兵伐郑，陈惧，转而附楚。晋毫不示弱，亦立即出兵救郑，伐陈。次年，晋为讨伐陈国亲楚，又继续攻打陈国。楚则攻打郑国，郑被迫与楚和。公元前602年(楚庄王十二年)，郑又转而与晋和，晋成公于是会宋、鲁、卫、郑、曹等国国君于黑壤(即黄父，今山西翼城东北)。在此形势下，次年，陈只得与晋和，楚不放手，立即出兵攻陈，陈又转而附楚。公元前600年(楚庄王十四年)，晋成公又会宋、卫、郑、曹等国国君于扈(郑邑，今河南原阳西)，陈不与会，表明陈已坚定从楚，不畏惧晋等中原国家的压力。但陈国国君陈灵公却是一个荒淫无耻之徒，与大臣孔宁、仪行父一起与夏姬(郑穆公之女，陈大夫御叔之妻)通奸，他们三人还穿着夏姬的汗衣，“以戏于朝”。大夫氵曳]冶谏阻，反而被杀。这件事影响很坏，据说孔子还进行了抨击《左传·宣公九年》。）过一年，即公元前599年(楚庄王十五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变本加厉，竟然在夏姬家喝酒取乐，谓“其子为似以为戏”(《左传·宣公十年》及杜注。）夏姬之子夏征舒已年大为卿，见此情景，恼羞成怒，射杀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奔楚，陈灵公太子午奔晋。夏征舒自立为君(《史记·陈世家》。）第二年夏，楚庄王经伐郑服郑后，即与郑、陈盟于辰陵(陈邑，今河南睢阳西北)。据《左传·宣公十一年》载，这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政，伐陈”。对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释：“今年楚庄犹以夏征舒为陈侯而与之盟，则此冬讨征舒，非仅因其杀君而已。或者夏征舒杀灵公而自立，陈国必有不服者，自易生乱，楚亦因而讨之。”可见楚庄王为了稳定陈国局面，再一次举兵伐陈。攻入陈后，“杀夏征舒， 诸栗门。因县陈”(《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庄王灭陈为县后，百官皆贺，唯楚大夫申叔时出使齐国回来后复命而退，不贺。楚庄王使人责问其故，申叔时答道：“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同上。)申叔时以“蹊田夺牛”的故事告诫楚庄王，行义讨伐乱国之臣，诸侯是欢迎的，如因此而贪其地灭其国，则又会失去诸侯的。楚庄王听后立时清醒过来，高兴地说：“善哉!吾未之闻也。”(同上。)仍恢复了陈国，迎陈灵公子午为国君，是为陈成公。孔宁、仪行父也被送回陈国。为显耀武功，从陈国乡取一人，集居一起，谓之夏洲(据《清一统志》说，其地在今湖北汉阳北)。楚庄王灭陈后又复陈一事，当时影响很大，受到普遍称赞。如《淮南子·人间训》载：“诸侯闻之，皆朝于楚。”《孔子家语·好生》载：“孔子读史至楚复陈，喟然叹曰：‘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楚庄王在讨陈服陈的同时，也全力与晋争夺郑国。从公元前604年(楚庄王十年)至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十七年)的七年间，楚伐郑六次，几乎年年出兵，晋有时救郑，有时因郑与楚和又转而伐郑，争夺极其激烈，郑国忧心忡忡，深受其苦。如公元前600年(楚庄王十四年)，楚伐郑，晋来救，郑败楚师于柳棼(郑地)，“国人皆喜，唯子良(公子去疾)忧曰：‘是国之灾也，吾死无日矣。’”(《左传·宣公九年》。)第二年夏，郑惧楚报复，请和，楚与之盟。晋以郑叛之，立即会宋、卫、曹之师伐之，郑又与晋和。冬，楚庄王以郑附晋，又举兵攻讨，晋亦又会宋、卫、曹救郑，逐楚师于颖北(今河南禹县之北)。随后晋等四国军队还驻守在郑国，以防备楚国的进攻。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春，楚庄王从争霸战略出发，再一次亲率大军攻郑，进抵郑邑栎(今河南禹县)，郑国难以支持，惶恐不安，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左传·宣公十一年》。)遂从楚。晋这次未出兵往救，说明楚势旺，晋已回避。楚庄王见陈，郑已服，遂与之盟于辰陵(陈邑，今河南睢县西北)。但楚庄王以为郑在晋、楚交兵过程中，时而亲晋，又时而亲楚，故从楚是迫不得已的，“自是楚未得志焉”(同上。）尤其是郑在辰陵之盟后，“又徼(求)事于晋”(同上)，故于第二年(公元前597年)春，为彻底服郑，楚庄王又亲率大军攻伐。这次攻郑声势浩大，晋不敢及时来救，郑穷困已极，郑襄公只得肉袒牵羊迎楚请罪。《左传·宣公十二年》对此作了详细记述：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哭)于大宫(太祖之庙)，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哭)，守阵者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夭，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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