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卫、曹伐郑，郑赂晋请和，晋释郑成公回国。
晋对郑成公的亲楚行为无可奈何。
由此可见，楚共王“少主社稷”，依靠子重等一班旧臣辅佐，虽霸势转衰，但仍遵循先君北上争霸路线，继续与晋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保住了大国霸国的地位。
二、第一次弭兵之会(宋西门之盟)
从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卒，至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的十一年间，晋、楚一方面进行激烈的争夺，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实力下降，已开始进行和平试探。
从晋国来说，与楚争夺，虽有时稍占优势，但自从公元前583年(晋景公十七年)，晋命鲁归汶阳之田与齐，已引起中小国家的不满。它虽然讨好了齐国，却侮辱了鲁国，也使其他国家“贰于晋”。次年，郑成公主动来朝时，晋又横蛮地拘留他，得罪了郑国。公元前581年，鲁成公朝晋，晋疑其亲楚，不让他回国。次年，鲁成公被迫接受盟约后，才准其回国。这件事更加不得人心。
正当晋滥施霸威、诸侯多对之有二心时，秦与白狄也乘机伐晋。公元前580年，晋景公卒，子晋厉公立，为稳定局势，争取与秦和好，于是晋、秦约定会于令狐(晋邑，今山西临猗西)。据《左传·成公十一年》载，晋厉公先至，秦桓公不肯涉河，止于王城(秦邑，今陕西大荔东)。两国夹河而盟。秦大夫盟晋君于河东，晋大夫盟秦君于河西。秦桓公回来后就背盟，与白狄谋划伐晋。所以，晋已力不从心，郑、鲁受辱，其他各国貌合神离，存有二心，秦始终抱敌对态度，白狄又时来犯，与楚争霸已感不支，开始转向与楚弭兵。
从楚国来说，楚庄王卒，楚共王年幼执政，霸势转衰，原中原与国，纷纷倒向晋一边。子重等一班旧臣虽竭力维持，但与晋争夺往往处于被动。而子重等又居功自傲，在强敌面前，不顾国家利益，伸手要赏田，目的未遂，又贪婪侵占，终演成内乱。据《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围宋之役后，令尹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屈巫，申县之尹)认为“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庄王接受了这一意见，没有把申、吕赏给子重。子重对申公巫臣怀恨在心。子反要娶夏姬，申公巫臣自己想娶她，出面阻止，这样又得罪了子反。申公巫臣于公元前589年利用出使齐国之机，携带夏姬去齐，适逢齐在鞍之战中被晋打败，申公巫臣就奔至晋，晋任以为邢大夫。楚共王即位后，子重(令尹)、子反(司马)利用特权灭申公巫臣之族而分其家财。申公巫臣怨恨，请出使到吴国，晋景公欣然同意。申公巫臣到吴国后，吴国国君寿梦非常高兴。申公巫臣教吴人乘车和战阵之法，使其叛楚。吴国从此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徵瓦埠湖东南)、伐徐(今江苏泗洪南)、入州来(今安徽风台)。“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通中原诸国)”。吴国日益强大起来，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
晋、楚争霸，直接受到祸害的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宋、郑等中小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广大臣民一样，也渴望和平，停止战争。第一次弭兵之会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晋景公十八年)秋，晋、楚在激烈争夺的同时，已试探媾和。据《左传·成公九年》载，晋景公视察军府，面见楚俘钟仪(公元前584年被郑俘，郑献给晋)，与他作了一番友好的交谈。范文子建议释放归楚，“使合晋、楚之成”。晋景公同意，“重为之礼，使归求成”。这年冬，楚共王也及时遣公子辰赴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次年(公元前581年)春，晋景公又派大夫籴[艹/伐]聘楚，以“报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左传·成公十年》。）夏，晋伐郑而释郑成公回国，这也是在晋、楚媾和气氛中出现的举措。
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晋厉公元年)，宋卿华元得知晋、楚两国使者互访，谋求媾和，就主动出来斡旋，促成晋、楚结盟。华元本人与晋正卿栾书、楚令尹子重皆有私交，就先后奔赴楚、晋，“合晋、楚之成”(《左传·成公十一年》。）其时，晋还谋求与秦结好，夹河而盟。经过华元的努力，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厉公二年)五月，晋大夫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达成协议，盟于宋西门之外，史称“宋西门之盟”(“华元弭兵”)。盟约说：“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甾(灾)危，救备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坠)其师，无克[月乍]国。”(《左传·成公十二年》。)盟成，卫、鲁、郑等国国君赴晋受命(《春秋·成公十二年》：“夏，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琐泽，晋地。）同年秋，晋遣[谷阝]至聘楚，“且[涖]盟”；冬，楚亦遣公子罢聘晋，“且[涖]盟”，相互承认盟约。十二月，晋厉公和楚公子罢盟于赤棘(晋地)。宋西门之盟一时得到了贯彻执行。
三、鄢陵之战
宋西门之盟，只是晋、楚双方暂时缓解激烈争夺之举，并未带来真正的停兵与和平。晋国由于它后方面临狄人与秦的袭击，急需与楚作一妥协，然后转向打击狄、秦。秦自[肴殳]之役后，一直与晋不和。尽管晋主动求和修好，但往往一厢情愿，为秦所不顾。所以秦、晋矛盾始终很尖锐。就在晋、楚宋西门会盟之际，秦就鼓动白狄攻晋。盟后，晋腾出手来攻狄，败之于交刚(今山]西[阝显]县境)。晋为集中力量打击秦国，于盟后次年，即公元前578年(晋厉公三年，秦桓公二十七年)春，晋征师于诸侯，并会齐、宋、卫、鲁、郑、曹、邾、滕之君于京师(《春秋·成公十三年)。夏，晋遣吕相(魏相)赴秦，历数秦恶以绝秦，把责任推在秦国身上，以鼓动诸侯支持晋国，参与伐泰 。吕相的绝秦书，开后来檄文之先河(《左传·成公十三年》。）接着，晋厉公率晋国四军(中、上、下、新)与上述各国军队联合伐秦，败秦军于麻隧(秦地，今陕西泾阳北)，然后渡泾河，进抵侯丽(今陕西礼泉东)而还。时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南)，各国联军已深入到秦国腹地。曹宣公、成肃公(周大夫)皆卒于军中，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同上)。可见这次战争规模是很大的，秦所受到的损失也是很重的，以至一时不敢与晋抗衡。
晋打击秦的目的得逞，势力更盛，中原诸国实为晋之属国。楚恪守盟约，未及时援秦，已使自己被动。公元前577年(楚共王十四年)，郑恃晋势，公子喜(子罕)率军攻打楚之亲国许，为许所败。郑成公不甘失败，马上亲领军攻许，攻入外城，许被迫以叔申之封田向郑请和。
郑如此欺凌许国，当然为楚难以容忍。所以楚国已考虑北上，打击郑国，与晋对抗。
据《左传·成公十五年)载，公元前576年(楚共王十五年)，楚将出军北伐，子囊(公子贞)说：“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说：“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楚共王支持子反的意见，遂率军伐郑，至暴隧(今河南原阳西)。接着又伐卫，至首止(今河南睢县东)。郑子罕反袭楚，取新石(楚邑，今河南叶县境)。晋中军帅栾书对楚意欲报复，韩献子反对。这年冬，晋士燮、齐高元咎、宋华元、卫孙林文、郑公子[鱼酋]、邾人会吴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稍北)。吴始参加中原诸国盟会。显然，晋与各国与吴相会，目的就是把予头指向楚国，特别是鼓动吴抗楚。许在此形势下，害怕郑国再次讨伐，就请求迁到楚国。楚共王同意，遂遣公子申“迁许于叶”(今河南叶县南)。许从此成为楚国附庸，其旧地为郑所有。
楚与晋抗争，焦点仍在争郑、宋。故楚对郑除攻伐外，又采取求和的方针。伐郑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5年春，楚共王在武城(今河南南阳北)遣公子成赴郑，以汝阴之田(今河南郏县、叶县间)求和。郑获利，即叛晋，郑子驷与楚共王在武城结盟。楚对郑一打一拉，取得成功。同年夏，郑子罕领兵攻宋，先宋军败郑于[汋]陂(今河南商丘、宁陵间)；继而宋军骄而不警，又为郑败于[汋]陵(今宁陵南)。郑背晋，又败宋，显然是楚北进的重大胜利，晋也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所以当郑伐宋不久，晋国君臣就准备兴师伐郑。《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侯将伐郑。范文子(士燮)曰：‘吾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栾武子(栾书)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乃兴师。”晋一方面出动四军(上、中、下、新)，一方面派人前往卫、齐、鲁乞师，参加作战。
郑国君臣闻讯，即向楚告急。楚共王决定出兵救郑。以司马子反、令尹子重、右尹子革统领三军，并会同蛮军，疾速进军，以救郑。
五月，晋军渡河，闻楚军将至，范文子欲返，栾武子主战。六月，晋、楚两国军队遇于鄢陵。晋臣大都主战，唯范文子仍不欲战，主要是晋国内部矛盾已日益尖锐，故宁可“释楚”而缓解“内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晋国大臣大多数主战，唯士燮始终主退。
士燮见厉公骄侈，群臣不和，如战而胜楚，内忧益滋，故欲释楚以缓和国内矛盾，非惧战败也。”)。但两军已相遇，一解即发，范文子已无法控制局势。
甲午日晨，楚军逼近晋军营垒布阵，晋军吏惊恐。栾书说：“楚师轻佻，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谷阝]至说：“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指子反、子重)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厉公采纳[谷阝]至意见，统军迎战。两军对阵，楚共王登上巢车(楼车)，?望晋军，并让大宰伯州犁(伯州犁，晋伯宗之子。伯宗在晋被害后，伯州犁逃来楚国，时任大宰。)进行“战祷”。晋厉公则让苗贲皇(苗贲皇，楚斗椒之子。斗椒在若敖氏叛乱中被楚庄王所杀，苗贲皇畏罪逃到晋国，晋赐以苗色。)立其侧。苗贲皇对晋厉公说：“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厉公采纳这一建议，先攻楚之左、右军，后攻中军。晋将吕[钅奇]射中楚共王目，楚共王召来养由基，给他两支箭，令其射吕[钅奇]。养由基一箭射中了吕钅奇]的颈项，吕[钅奇]伏于弓套而死。携另一支箭向楚共王复命。楚共王不顾中箭疼痛，仍坚持指挥作战。战斗从晨至暮，楚军略受挫，但双方胜负未定。楚共王决定明天再战。子反派军吏视察伤员，补充步兵与车兵，修理盔甲武器，清理战车马匹，命令明日鸡鸣时吃饭，整装待命，投入战斗。晋苗贲皇也通告全军作好准备，明日再战，并故意放松对楚俘的看守，让他们逃回楚营，报告晋军备战情况。楚共王听到晋军已有准备后，立即召见子反讨论对策。子反当晚醉酒，不能应召入见。楚共王无奈，引军夜遁。楚军退至瑕(随地)时，子反为子重所逼，畏罪自杀(同上。）鄢陵之战虽然是晋、楚争霸的继续，但它毕竟是弭兵运动过程中的插曲，和过去激烈的争霸战争迥然相异。战之前，晋遣使至齐、鲁、卫诸国“乞师”，但战之日，齐军始至，鲁、卫之军则刚从国内动身。临战时，晋军内部是战是和，意见不一。楚军少挫，与晋胜负未分，楚共王就悄然退兵；而作为中军主帅的司马子反，竟临阵醉酒，在战争史上实属罕见。至于战斗中，晋将[谷阝]至见楚共王必下，“免胄而趋风”，脱下头盔，快步趋前，向楚共王表示恭敬。[谷阝]至与另一晋将韩厥明明可以追获郑成公，却故意放掉，更富有戏剧性。这些迹象表明，晋、楚一方面在打，另一方面则仍以和为重，双方都留有余地(《左传·成公十六年》。)。
由于晋、楚在鄢陵之战中持郑重态度，故晋争郑服郑问题并未解决。战不久，晋即在沙随(宋地)重会诸侯谋伐郑，接着，晋、齐、宋、鲁、邾等国军队伐郑，继而伐陈、蔡。郑子罕出兵夜袭，宋、齐、卫三国军队被击败。次年，即公元前574年，郑子驷主动出击，攻晋之虚、滑 (今河南偃师)，卫出兵援晋。夏，楚遣公子成、公子寅领兵戍郑，助郑抗晋。不久，晋厉公果然会周、齐、宋、鲁、卫、曹、邾等各国军队攻郑，楚子重率军援救，晋等各国军队害怕，主动撤退。冬，晋又会上述各国军队伐郑、围郑，楚公子申率军救郑，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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