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但他是依靠网络贵族与对外争夺，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
晋悼公复强，时仅十六年。卒后，国内矛盾迅速暴露出来。公元前554年(晋平公四年)，晋中军帅荀偃卒，晋平公以范宣子为中军帅，主国政。过二年，栾卒，其妻栾祁(范宣子女)与家臣私通，惧子栾盈，向其父范宣子诬陷栾盈将作乱。栾盈好施舍，颇得人心，范宣子听信了栾祁的话，就逐栾盈，杀其党十人(皆晋大夫)(《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栾盈先奔楚，后奔齐。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栾盈在齐庄公帮助下，潜入曲沃(栾邑)，因得魏纾掩护，昼入晋都绛(今山西侯马市)。范鞅挟持魏纾入宫，栾氏孤立无援。范宣子焚“丹书”(《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杜注：“盖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丹书，以红色书于简牍。”)，使奴隶裴豹杀栾氏家臣督戎。栾盈失败，固守曲沃。晋国这次内乱，充分暴露了晋六卿(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专权，勾心斗角和矛盾重重的局面。晋平公听命于众卿，君权日弱。栾氏虽被镇压下去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盈氏之族党。栾鲂出奔宋。书曰‘晋人杀栾盈’。”)，然晋卿大夫之家权力日重，公室日卑，国力下降。
晋国的外部形势也日益陷于被动。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范宣子为政，征诸侯之币重，郑子产致书范宣子说：
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即子产)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指晋)，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昧昧)也!将焉用贿?(《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只得减轻诸侯之币。范宣子死后，赵文子(赵武)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明晋对从国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郑子产致书抨击。晋为了改善与各国关系，也一再减轻各国进贡数量，申之以礼，借以缓和与盟国的紧张关系。
晋虽一直希望与秦修好，而秦则始终亲楚而敌晋。在楚、晋相争中，楚几次得到秦军援助，使晋受到极大的压力。公元前559年，晋会同中原各国军队大举攻秦，至泾(泾水，或泾水渡口)，都不肯渡水。后虽渡过泾水，但晋下军帅栾[厌/*4/5〗黑/-*4/5〗]竟抗命，率其部东归。中军帅荀偃无奈，只好命令全军撤退。此役劳而无功，晋人称之为“迁延之役”(《左传·襄公十四年》。）秦亲楚与晋为敌，对晋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晋对齐虽采取谨慎与拉拢政策，但齐国一直把矛头对准晋之与国鲁，从而引发与晋的直接对抗。从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十六年)起，齐连年攻鲁之北鄙，并使邾攻鲁之南鄙，还公然不与晋之会盟(公元前557年溴梁之会)。公元前555年(晋平公三年)，晋联合鲁、宋等盟国大规模地攻打齐国，围齐都临淄，东侵及潍水，南略及沂水(《左传·襄公十八年》。)。齐被迫与晋讲和。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齐庄公四年)，齐先助晋栾盈返晋，继而出兵伐晋，深入晋国腹地，及闻栾氏败，才收兵而归。次年，晋会各国将伐齐，齐乞师于楚，楚康王即“伐郑以救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8(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齐庄公被崔杼杀，齐景公新立，晋等又乘机伐齐，齐又被迫赂晋请和。晋、齐虽和，但齐的威胁依然存在。
晋平公即位后，面临国内矛盾重重、国外楚、秦、齐威胁，属国又恐生二心，故公元前548年，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属国以礼相待，减轻求索，并进而考虑与楚再度弭兵。
前已指出，楚自鄢陵之战失败后，已渐走下坡路，与晋争夺与国时，往往处于劣势。在此同时，楚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楚在鄢陵之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卿相恶”(指令尹子重与司马子反)(《左传·成公十六年》)，内部倾轧，指挥不力。其后，右司马公子申，居功自傲，“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左传·襄公二年》)，对外受贿赂，在内又争权，结果被杀。令尹子重卒后，继任令尹的子辛，又对小国求索无厌，任令尹不过二年又被杀。此两人被杀，《春秋》均予以醒目记载，反映了楚国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已达到了何其严重的程度。楚共王卒，楚康王初立，为了整肃政纪，曾对统治集团成员作了调整，“以靖国人”(《左传·襄公十五年》。）但在新任九位大员中，五人为公子，余四人为世族，实际上是在公族大姓之间进行调节平衡，实现权力再分配。其间，公子午(子庚)任令尹，政绩平平，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五年)，子庚死，楚康王要任命?子冯为令尹，?子冯先征求申叔豫意见，申叔豫说：“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多宠”，指的是公族大姓势力强大，左右国家政局；“王弱”，说明楚共王死了以后，王权也开始削弱。
楚共王即位以来，楚国政治还出现了一个突出的严重问题，即公族与世族及世族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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