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造成一些世族逃往晋及其他国家，为客国效劳。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在第二次弭兵前夕，蔡声子(公孙归生)在同令尹子木的谈话中，详尽地列举了楚国自楚共王以来世族外逃，给楚国带来严重危害的事例。他考察晋、楚相争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告诫子木：“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他希望楚国统治者勤赏、畏刑、恤民，实行礼治，再不要滥刑逼使大夫逃往他国。蔡声子的话剌痛了子木和楚康王，使他们不能不感到忧虑，转而考虑与晋弭兵。
楚申公巫臣自教吴叛楚后，楚、吴关系一直紧张。楚既北争中原，与晋正面对抗；在东方又与吴结仇，更使自己陷于被动。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楚国为了打击吴国，令尹子重在出兵之前先行演习，挑选军吏、士卒，大规模地进行东征。结果为吴所败，吴取驾(今安徽无为境)，楚人咎子重，子重心疾发而死。这年夏，晋会诸侯于鸡泽，吴王寿梦未赴会，但过两年，吴王寿梦则派使者去晋致歉，请与晋及中原诸国通好。从此，吴与晋等结盟，进一步与楚为敌。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吴即乘丧攻楚，结果失败。晋等国虽应吴请出兵攻楚，然因各国意见不一，结果中途作罢。公元前559年(楚康王元年)，楚康王即位，即命令尹子囊伐吴，吴军不出，楚军回还途中失去警戒，结果被吴自皋舟之隘拦腰截击，楚军不能相救，被打得大败。子囊回来后不久就死去了，临死前嘱咐子庚(继任令尹)：“必城郢!”要子庚筑郢城以备吴(《左传·襄公十四年》。《续汉书·地理志》刘昭注云：“江陵县北十余里有纪南城，楚王所都。东南有郢城，子囊所城。”)。楚国两任令尹均为战吴而死，楚人不能不以此为训，故一段时间内，楚持郑重态度，再未贸然出击。直至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夏，楚经训练成水军后，才出动水军攻吴，但因不设赏罚，军政不善，“无功而还”，此即为楚、吴舟师之役(《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冬，吴召舒鸠(楚之属国，今安徽舒城)叛楚，楚康王亲自领军讨伐，舒鸠否认叛楚，楚康王领军还。次年秋，楚令尹?子冯死，舒鸠又叛楚，楚新任令尹子木率军攻讨，吴军来救，被楚军打得大败，遂灭舒鸠。冬，吴王诸樊率军伐楚，攻巢(今安徽瓦埠湖南)，被楚巢牛臣射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康王联合秦军伐吴，至雩娄(今河南商城东)，闻吴有备而还，转攻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由此可见，自楚共王以来，晋联吴攻楚，使楚面临晋、吴北、东夹击，已日益疲于应付，陷于困境。楚康王虽力图略吴，并取得一些胜利，但终无法摆脱吴的严重威胁。
综观上述，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自鄢陵之战后，国内政局不稳，盟国不堪忍受沉重的需求勒索，离心日显，都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都想息兵罢战，把原来的弭兵运动变成现实。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晋赵文子(赵武)执政，采取“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政策，就是基于对楚等国倾向于弭兵的分析得出来的。他对穆叔说：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指子木)。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就是说，今后对各国减少勒索，和楚国停止武力相争，转向以“礼”相待，弭兵是可以实现的。赵文子不失为一位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政治家。
第二年，即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会同陈、蔡伐郑，郑卿子产认为“晋、楚将军，诸侯将和，楚王是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宁可让楚国攻伐也不抵御，从而让弭兵愿望早日变成事实。子产的这种态度，也不失为一明智之举。
宋国左师向戌也认识到弭兵已是大势所趋势，他本人又与晋赵文子、楚令尹子木友善，“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遂于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四年，晋平公十二年)，先至晋提出弭兵问题，赵文子与诸大夫商议，韩宣子说：
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艹/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之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晋国同意。至楚，楚国亦表示赞同。至齐，齐人先犹豫，后考虑到晋、楚均同意弭兵，又怕失去民心，也就同意了。告秦及其他国家，都表示赞同。于是这年秋十月，楚令尹子木、晋卿赵文子与宋平公、滕、邾之君，以及齐、鲁、卫、陈、蔡、郑、曹、许国大夫盟于宋都商丘蒙门(东北门)。秦同意弭兵，但《春秋左传》未记其代表出席会议，可能与远处西陲，交通不便有关。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各国随来军队以篱笆编织为墙，不为垒堑，以示友好。晋、楚军队分处北、南两头。经向戌斡旋，晋、楚双方达成协议，规定“晋、楚之从交相见”，即晋之盟国要朝楚，楚之盟国要朝晋，奉晋、楚为共同霸主；秦、齐亦大国，秦不朝晋，齐亦不朝楚。邾、滕分别为齐、宋之属国，故不与盟。
盟会期间，双方明争暗斗，气氛很紧张。晋人见“楚氛甚恶，惧难”，甚至作好撤退准备。
在歃盟时，“晋、楚争先”，“楚人衷甲”(甲在衣中)，各不示弱。晋臣叔向(赵文子副手)委婉地劝赵文子“子务德，无争先”，“乃先楚人”，楚令尹子木于是首先歃血盟誓(先歃者为盟主)。此即第二次弭兵之会，亦谓“向戌弭兵”或“宋蒙门之盟”。
次年夏，齐、陈、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等国国君朝晋；冬，鲁、宋、陈、郑、许等国国君朝楚(《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宋蒙门之盟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标志着弭兵运动的成功。
宋蒙门之盟是宋西门之盟的继续。如果说宋西门之盟是弭兵运动的先声，那么，时过三十余年后的宋蒙门之盟，弭兵运动则终成事实。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未发生过大的战争，这显然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但第二次弭兵之会，毕竟是晋、楚平分霸权的产物，“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宋、郑等国“仆仆于晋、楚之廷”、“苦于供亿”(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负担同样是很沉重的。
第二次弭兵之会是春秋历史的转折点。此后，晋、楚争霸基本结束，楚转向与吴争战；晋与齐、鲁等国一样，国内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公室日卑，卿大夫之家日盛，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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