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常才让唐成公回国。蔡人仿效唐人，献佩给子常，蔡昭侯得释。蔡昭侯归及汉时，投玉于水，发誓说：“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立即赴晋，以其子元与蔡大夫之子为质，请求伐楚。第二年(公元前506年)，晋应蔡请，即会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杞、小邾等国国君及周、齐之大夫于召陵，谋伐楚。晋荀寅向蔡昭侯求赂，未得，就以“国家方危，诸侯方二”、“弃盟取怨，无损于楚”(《左传·定公四年》。)为由，劝范献子(晋主卿)不要攻楚。晋国君臣权衡得失，就辞蔡昭侯而未轻易兴兵。召陵之会，虽未伐楚，但与会国之众，说明楚国失礼于蔡、唐，不得人心，各国不满。
当楚国令尹子常为政，“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国语·楚语下》。)，对外又欺凌小国，陷于孤立被动之际，吴王阖闾则立志图强立霸，即位后任伍子胥为行人(外交官，一说“将相”)、伯?为大夫(一说太宰)，共谋国事。伍子胥向阖闾建议说，要兴霸成王，“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禀，治兵库”(《吴越春秋·阖庐内传》。）又推荐避乱于吴的齐人孙武，阖闾任以为将。孙武主张改革图强，与阖闾议论晋六卿强弱，认为赵氏田制，大其亩而轻其税，可以成功(《孙子兵法·吴问》。）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伯?等辅助下，国力迅速强大了起来。
吴王阖闾经短期休整后，即于公元前512年(楚昭王四年，吴王阖闾三年)，要徐、钟吾执拘公子掩余与公子烛庸，以清除原吴王僚的势力。两公子逃奔到楚国，楚国将他们安置在养(今河南沈丘东南)，“将以害吴”(《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怒，执钟吾之君，接着攻徐，引山水灌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此为我国古代“利用堤防以山水攻城最早记载”)，遂灭徐。徐君奔楚，沈尹戌领军救徐，就灭夷(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把徐君安置在此(《左传·昭公三十年》。）经此次战役后，吴王阖闾为了进一步打击楚国，就向伍子胥询问攻楚的战略战术。伍子胥回答说：“楚执政众而乖(多而不和)，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突然袭击而又速退)焉，一师至(至楚境内)，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左传·昭公三十年》。)此即“子胥之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吴王阖闾完全赞同。次年(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闾即按伍子胥谋略行事，以一军攻夷、潜、六，楚沈尹戌率军救潜，吴军还。吴又用另一军攻围弦(今河南息县南)，楚左司马戌、右司马稽率军救弦，进抵豫章，吴军又退。
公元前508年(楚昭王八年)夏，桐(古国，世属于楚，今安徽桐城北)叛楚。吴王阖闾使舒鸠氏(桐之北，今安徽舒城)引诱楚军出击，秋，楚令尹子常果然领军伐桐、吴，进抵豫章。吴潜师于巢，在豫章打败楚军。接着，克巢，俘楚守巢大夫公子繁(《左传·定公二年》。）《左传·定公四年》载：“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可见除上述两起重大军事行动外，吴军几乎连年出动骚扰，楚国应接不暇，疲于奔命。
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王阖闾以为大举攻楚入郢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征求伍子胥与孙武的意见。伍子胥、孙武说：“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史记·吴世家》。)前已指出，蔡、唐由于受到楚令尹子常的侮辱，耿耿于怀，决心报复。这年春召陵之会，晋等国虽未兴兵伐楚，但同年夏，因沈(楚之属国)君不会召陵，晋支持蔡攻灭了沈国。秋，楚国出兵包围了蔡国，以惩罚蔡灭沈之举。伍子胥助蔡“谋楚”，蔡昭侯于是又“以其子乾与大夫之子为质于吴”(《左传·定公四年》。）不久，吴王阖闾、蔡昭侯与唐成公达成协议，共同攻楚。
这年冬，三国联军(唐小力弱，主要是吴、蔡军队)，在吴王阖闾、蔡昭侯、唐成公以及伍子胥、孙武、伯?等率领下，对楚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吴军乘舟溯淮而上，在淮?弃舟，改行陆路，会合蔡军，西进至豫章与楚军夹汉水对峙。在决战时，左司马戌对令尹子常说：“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阝厄]。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左传·定公四年》。)按此部署，子常与吴军在汉水周旋，左司马戌率方城外军队毁吴舟，还塞三关(今豫鄂三关：九里、武胜、平靖，古称大隧、直辕、冥[阝厄]，为汉东险隘)；然后子常领军渡汉水出击，左司马戌自后夹击，使吴军腹背受敌，一举而歼之于汉东。子常无异议，就按这一谋略分头行事。
子常虽高居令尹之职，在用兵上却是一个无能之辈。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吴在举兵伐楚时，“子胥阴令宣言于楚曰：‘楚用子期(公子结)为将，吾则侍而杀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可见伍子胥所畏惧的是公子结，子常则并非对手。楚武城大夫黑以楚革车不如吴木车耐久，建议速战。大夫史皇则挑拨说：“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三隘道之统称)而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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