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独克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同上。)子常争功，不顾先与左司马戌商定的策略，就率军先济汉而阵，自小别至大别(二山皆在汉北、淮南)，三战皆北。子常自知不能胜吴，想临阵脱逃，史皇告其如致死以克吴，尚可以免贪贿致寇之罪，子常才未逃跑。
十一月庚午日，楚、吴两军对阵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吴王阖闾弟夫概对阖闾说，子常不仁，其臣无死志，如率先出击，楚军必逃，继而大军进攻，吴必胜。阖闾没有同意。夫概于是率其部五千人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逃，楚军乱，吴军进击，大败楚军。子常逃到郑国，史皇战死，此即柏举之战。
柏举战后，吴军追击楚军至清发(今汉水支流[氵员]水)。夫概认为困兽犹斗，建议待楚军半济而后攻击，阖闾按此计，又大败楚军，此即清发之战。吴军穷追不舍，待楚军做好饭正要吃时，吴军又追来了，楚军只得弃食而逃。吴军吃饱饭(楚军做好的饭)，又继续追击，在雍[氵筮](今湖北京山西南)，再一次打败楚军。楚左司马戌闻讯，自息(今河南息县西南)而还，在雍[氵筮]打败吴军，但楚军主力已失，左司马戌孤军作战，几经战斗，遍体鳞伤，自知将死，又耻为俘虏，自杀身亡。吴军五战五胜，直奔郢都。
吴军兵临城下，楚昭王携其妹季芈畀我仓皇逃亡。渡睢水(沮水)后，命[钅咸]尹固把点燃的火燧系于象尾，冲散吴军。接着渡过长江，进入云梦泽。楚昭王在此受到起义群众的袭击，又逃奔到郧。郧公斗辛(蔓成然子)弟怀为报楚平王杀父之仇，要杀楚昭王，郧公不允，与另一弟巢护送楚昭王至随。吴军跟踪而来，以“汉阳之田，君实有之”(《左传·定公四年》。)为条件，要随人交出楚昭王。楚昭王兄子期(公子结)长相与楚昭王相似，穿着楚昭王衣服，要随交给吴人。随人占卜，不吉，就郑重地对吴人说：
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安辑)楚境，敢不听命?(同上。)
吴人词穷理亏，就引兵而退。楚昭王免难，遂刺破子期的胸部，取血与随人盟，以示感激与至诚。楚昭王在危难中化险为夷，是楚国对随国历来采取正确政策的结果。
当楚昭王逃难在随时，子西伪为楚昭王车服，立国于脾[氵曳](今地不详，《汇纂》以为在今江陵附近)(《左传·定公五年》。)，以召集溃散之军民。后得知楚昭王所在地方，又与楚昭王会合在一起。
吴人入郢，“以班处宫”(《左传·定公四年》。“以班处宫”，《左传·定公四年》记得很简略。《谷梁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等则记得很具体，其中不乏渲染之词，并不足信。）杜注：“以尊卑班次，处楚王宫室。”楚国宫后及豪门之家受到极大的侮辱。
吴军破楚入郢，不仅使楚国统治集团蒙受凌辱与损失，而且也给楚国人民带来灾难。楚申包胥赴秦乞师，对秦哀公痛切陈辞：“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喻吴为蛇、豕，贪害楚国)，虐始于楚。”(《左传·定公四年》。)次年，楚子期反击，将焚吴军居麇之地，子西说：“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左传·定公五年》。)足见吴攻楚，楚国军民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尽管楚国统治集团腐朽，特别是令尹子常索贿聚敛，残害忠良，但在亡族灭国的关头，全国军民均以族国为重，起而反抗。原来楚国民众反抗楚王室的斗争，立即转变为反抗吴人入占与破坏的斗争。子西之所以能在败乱中集结溃散军民，军民又随从与保护楚昭王，就是军民团结一致，不甘凌辱，起来反抗的例证。尤其是当楚昭王落难在随时，申包胥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赴秦乞师救楚。他依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七日勺水不进。秦哀公感动，为之赋《无衣》(诗)，申包胥“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不愧为楚国历史上突出的爱国者。楚国军民的奋起抗吴，必然迅速改变楚国在战场上的不利形势。同时，吴人入郢，各国震动。除了秦答应出兵相救外，历来与楚亲善的越国亦及时出兵攻吴，迫使“吴使别兵击越”(《史记·吴世家》)，有力地牵制着吴国。
据《左传·定公五年》载，公元前505年(楚昭王十一年)夏，就在越军攻入吴国时，秦亦派子蒲、子虎率车五百乘，随申包胥入楚。子蒲因不知“吴道”(战法)，由楚军先与吴战，子蒲则率军在稷(今河南桐柏境)与楚军会合，在沂(今河南正阳境)大败夫概。在柏举之战中被吴俘虏的楚大夫?射之子，主动收集楚散卒投奔子西，在子西指挥下，又败吴军于军祥(今湖北随县西)。秋七月，楚子期、秦子蒲灭唐(今湖北枣阳东南)。
吴王阖闾腹背受敌，前有楚、秦联军，后有越军，战场形势已向不利于吴国方向转换。阖闾弟夫概乘机逃回吴国，自立为王(夫概王)。阖闾气急败坏，引兵攻击，夫概兵败奔楚，楚昭王封他在棠?(今河南西平西)，是为棠?氏。阖闾率吴军与楚、秦联军再战，先在雍打败楚军，随后又被秦军打败。吴军驻于麇(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为在雍?附近)，子期、子西以火攻，吴军败；接着又战于公[地[胥]之?(今湖北襄樊市东，参见扬伯峻《春秋左传注》)，吴军又大败。
这年九月，吴王阖闾只得引兵撤退，楚昭王返回郢都。楚昭王为了迅速恢复统治秩序，立即论功行赏。当时得到奖赏的有斗辛、王孙由于、王孙圉、钟建(逃亡途中负季芈)、斗巢、申包胥、王孙贾、宋木、斗怀等九人。其中斗怀(斗辛弟)，初谋弑王，故子西主张取消对他奖赏。楚昭王说：“大德灭小怨，道也。”仍与其兄一样给予奖赏。楚昭王奔随渡臼水时，蓝尹?不与王舟，而渡其帑(妻)。至楚复国安定时，楚昭王要杀他，子西说：“子常唯思旧怨以败，君何效焉?”楚昭王顿时省悟，“使复其所，吾以志前恶”。申包胥不肯受赏，说：“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为诸?”“遂逃赏”。此外，吴人入郢时，为楚国保存了“鸡欢之典”的蒙谷，以及随从和保护楚昭王有功的屠羊说，也拒绝受奖赏，前者“自弃于磨山之中”(《战国策·楚策一》)，后者返其“屠羊之肆”(《庄子·让王》)，也是我国历史上一大佳话。楚昭王妹季芈主动要求嫁给钟建，以报答逃亡途中背负之恩。楚昭王答应，并任仲建为乐尹。楚国经郢破之难后，楚昭王能以“德”为重，功则奖赏，过则不究，一时君臣团结，国家稳定。
吴王阖闾攻楚破郢，是图谋已久的行动。公元前506年对楚五战五胜，最终进入郢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吴王阖闾本人，以及伍子胥、孙武、伯[喜否、夫概等在领军作战中，也表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伍子胥从政治上分析“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在军事上提出“为三师以肄”，“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等战略战术，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前，能从政治、军事作综合分析考虑，无疑是军事斗争中一大建树。但吴入楚后，很快由胜转败，也是值得总结的。究其原因，一是从吴国总体力量看，是不可能独吞楚国的，楚国毕竟是历史悠久、经久不衰的大国强国；二是吴入楚后，面临楚、秦、越等国的反攻与打击，腹背受敌，当时外部条件也不允许吴再在楚国呆下去；三是吴国内部不和，如夫概有异志，入郢后又与子山(吴王子)争处令尹之宫，竟闹到火并程度。此事影响很大，斗辛指出：“吾闻之：‘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吴争于楚，必有乱；有乱，则必归，焉能定楚?”(《左传·定公五年》。)更主要的，吴攻楚入郢，毕竟是一场惊夺性战争，给楚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其非正义性质是很明显的，故尽管有杰出的军事家在指挥，也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这点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楚国在吴军长驱直入、国都沦陷、楚昭王出逃情况下，全国军民奋起反击，完全是一场反掠夺与凌辱的正义自卫战。所以，楚国之所以很快地反败为胜，主要是得到人民的支持，形成军民团结、上下一致，共同抗击敌人的局面。《淮南子·泰族》说：“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子西等集结溃散军民舍身再战，左司马戌宁死不屈，以及楚昭王逃亡途中，军民保护代死的场面，无一不闪烁着楚国军民恋乡爱国尊君爱族的思想光辉。
楚国是一个大国强国，竟败在后起吴国之手，不能不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其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其中重要教训之一是楚平王后期忠奸不分，致使人才外流，国内动荡，对外又“不在诸侯”，放弃进取，终日益陷于被动挨打局面，故楚平王后期已埋下失败的祸根。楚平王死，楚昭王年幼即位，令尹子常主政，他不仅不认真检讨以往的过失，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迫害忠良，还贪欲索贿，欺凌小国，把楚国进一步引向歧途。因此，楚国败在吴国脚下，楚平王、令尹子常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伍子胥、伯[喜否]虽受到陷害，被迫出走，在吴国的政治、军事实践中，也表现出突出的才干，但他们助吴攻楚破郢，蹂躏故国，凌辱父老亲戚，这种狭隘的复仇思想与行为，不能不是一个污点，亦应受到谴责。
四、楚昭王“迁郢于[]，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
公元前505年吴王阖闾败归后，吴、楚之争并未因此结束。特别是夫概兵败奔楚，更是阖闾的心腹之患。所以，当吴国稍为休整后，即于次年(公元前504年)四月，又大举攻楚。
吴王阖闾子终累(此从《左传·定公六年》。《史记·吴世家》作夫差。终累为夫差兄。)败楚舟师(水军)，获其帅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在此同时，又败楚司马子期所率的陵师(陆军)于繁阳(今河南新蔡北)。楚国水陆两军失利，君臣不安，于是“迁郢于?，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左传·定公六年》。）吴迫楚迁都，这是对楚国的第二次重大打击。看来这次打击对楚国君臣来说，教训更其深刻，“楚国大惕，惧亡”，令尹子西认为人心可用，“喜曰：‘乃今可为矣。’”(同上。)在吴国严重威胁下，楚昭王、令尹子西首先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迁郢于?，二是接受教训，改变政策，休养生息，加强治理。(今湖北宜城东南)，离江较远，可以避免吴国强大水军的威胁，又临汉水，便于交通，发展生产。西邻荆山，北接南阳盆地，进可取，退可守，而其时与秦盟好，与晋关系亦趋缓和，这一环境，正好提供了“改纪其政”的良好条件，有利于楚国休养生息，着力恢复。至于何时返郢，《汉书·地理志》说在楚昭王时期，具体时间不明确。据《左传·哀公四年》(这年为楚昭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1年)载，楚国伪辞“吴将[氵斥](溯)江入郢，将奔命焉”、图谋北进来看，其时已由?复迁回郢(纪南城)了。公元前504年(楚昭王十二年)迁都?，公元前491年前迁回，其间数年至十年左右，正好是集中精力进行整顿恢复时期，与“迁郢于?，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的说法是相吻合的。在“改纪其政”取得成效后，楚国就转守为攻，又积极向外进取了。
公元前496年(楚昭王二十年)春，顿(今河南项城境)君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楚、陈联军遂灭顿。夏，吴王阖闾乘越君允常卒、勾践新立之机，兴兵攻越，战于[木隽李(今浙江嘉兴南)，吴军败，阖闾受伤而死，子夫差继立(《左传·定公十四年》。）从此，吴、越关系进一步紧张，楚、吴关系则趋于缓和。
原胡(今安徽阜阳)国国君乘吴入郢之机，尽俘与胡近邻的楚人，楚国安定后，又不事楚，楚国于是于公元前495年(楚昭王二十一年)，出兵灭胡(《左传·定公十五年》）。
公元前494年(楚昭王二十二年)春，楚昭王对蔡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柏举之战，吴几乎灭楚，蔡国起了重要作用。据《左传·哀公元年》载，楚昭王这次伐蔡，是作了认真部署的。他首先组织了楚、陈、随、许等国联军，这些国家的国君都领兵随同楚昭王一起前来，可见声势很浩大。然后围蔡(新蔡，今河南新蔡)，离蔡都一里处构筑厚一丈、高二丈的堡垒，以防止蔡人出奔和吴军来援。按令尹子西的预定计划，屯驻九昼夜。蔡人穷困，男女各系累(绳索)而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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