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贼溜溜地盯她。她躲进窑里，不一会那男的也进了窑，坐在炕沿，一边抽烟，一边主动找碴儿和她说话。他说他给她家干了多少活儿，又说她身上穿的服太短，他给她买了新的，过几天就送来。他说他也上过学，本来能考上中学，但一见上学没出息，就回了家；他在家不劳动，做生意。但是过了一会儿，又说他在外边搞建筑，跟很多包工头是朋友，有时候给包工头订合同。他云山雾罩地吹嘘着自己，一听就知道没有几句实话。看着他那灰黄的脸，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还有边说话边往地上吐痰的样儿，她直犯恶心。
这次见面后，她在学校里写了篇作文——《一个中学生的命运》。她流着眼泪，倾诉自己的遭遇。她再也不怕老师同学知道自己的事儿，她要把自己的心声，把她的苦恼、哀伤和悲愤讲出来。老师看了这篇作文，把她叫去，详细询问了她的遭遇。随后，老师明确表示态度：支持她与那男的解除婚约。
老师的同情鼓励给了王杨玲力量。她向家里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要求。
不等她说完，年迈的养父便制止她再说下去。老人眼一瞪，说：“好好的婚事退啥哩？退了还不得再找？胡折腾个啥？给我安安稳稳的，甭胡思乱想。”
她争辩道：“你们是包办婚姻，我不同意。”
[续荒原的种子上一小节]
老人说：“包办？父母给女儿瞅人家，咱这里一辈一辈都这样。不要念了几年书，灌了点洋汤，就给我胡跳腾！”
“我还小……”
“还小？都16岁啦！好，你小，你小，让我和你再把你养活着……”老人一生气，痰涌到喉咙，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上气不接下气的咳嗽。
反抗失败了。王杨玲不光未能解除婚约，反而家里不再让她上学。老父认为她之所以要退婚，都是念书把心念野了。她被强制地留在家里。学校生活，令人心碎地和她告别了。
在土地上劳作的重负，开始压在她16岁的嫩肩上。每天，她和那个神经病叔叔到地里，从早干到晚，当她抱着疲惫的身回到家里的时候，仍然不能停歇，家里养着，养着羊，还有一条瘸老驴，她必须经管，她所在的村子地原区，土地虽然相对较多，但极缺，一口井钻20多米深才能见，村里人吃都花钱买，4角钱一桶。她家买不起，只好自己去绞。井绳上拴着两只小桶，绞动辘轳，一只桶上、一只桶下，10多小桶倒一大桶。井离家很远，她要歇几气才能把一担担回家。沉重的劳动压得她难以喘息，她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父母说话，也不愿意和村里人说话。有时正在干活儿，看见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上学或放学，心里就涌上一酸楚的滋味。虽然她已回到家里，但仍然遏止不住对学校生活的思念。她一遍又一遍回味上学时的种种情景，有些极为平淡的细节，现在回想起来竟是那么温馨，那么富有情致，那么值得留恋。想着想着，她便不由得暗暗掉下眼泪。她想找些书来看，但家里没有。一次见邻家窗台下扔着本破旧发黄的《农家年历》，便借来读，毫无趣味的一本小册子她竟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上边的农谚、生活小知识她几乎都能背下来。平时走在路上，只要发现地上有片碎报纸，她都会拾起，不管上边印着什么，总要细细去阅读。她尽可能地把那些能阅读的东西都收揽到自己手边，聊以消解精神的饥渴，要不。她的精神就会变得更加空虚、更加痛苦。
那个男的经常住她家跑，每次一来，便开始吹嘘自己，她对他讨厌透了。有一次，她终于不能忍受，对那男的说：“往后你不要再来了，咱俩的事，最终肯定不能成。”
那男的斜眼看着她，说：“不成？你家把我的钱都花了！”
她大声说：“钱，一定还你！”
她陡然下定决心：即使呆在家里，不能上学，也要和这个男的断绝关系，她绝对不能忍受和这样一个男人生活一辈子。
她开始寻求支持。她首先想到那位读过她作文的语文教师，可是去找这位教师，人家能给帮什么忙呢？必须找管这号事情的，比如乡上的干部。她的婚事是包办的，她不自愿，政府应该出面干涉。这么一想，她便瞅了个机会，跑到十多里外的乡政府。乡干部听完她的倾诉，头一摇：“乡上不管这种事。”轻轻一句话就把她碰回来，任她再怎样央求，人家就是不理。她不甘心，不能就此罢休，乡上不行，她找县上去。
过了两天，她对两位老人推说去同学家，从家出来，搭了辆顺路拖拉机来到县上。她先找到县法院，法院的人说他们只管打官司，她的事算不上官司，应该去找县妇联或县政府。找到县妇联，接待她的人很热情，但说包办婚姻的事在本县以至整个陕北都很普遍，妇联只能发文件让全社会来制止这种事，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手解决。她失望了，从县妇联出来，怔怔地走在大街上，一时竟没了主意。她不甘心就这么回去，在县城里转悠来转悠去，最后决定再去找找县政府。可是，她刚踏进县政府大门，就听见传达室的人一声大喝：“干啥的？”她说明原委，人家没听完，手朝墙上一面挂钟一指，说：“不看看时间，下班啦，没人！”
奔波了一整天，劳而无获，她只好回家。
不到黄河不死心。过了十多天，她又一次来到县上。
在县政府办公室，她见到一位年轻干部。听完她的诉说，年轻干部让她去找县妇联。她说县妇联已经去过，具的事情人家管不过来。年轻干部皱着眉说了声“扯淡”，沉吟片刻，对她说：“那好吧，你先回去，我给你们乡领导挂个电话，让他们派人去你们村了解一下情况。”她一再道谢，然后满怀希望回到家里，等着乡上派人来。
过了好多日子，乡上并没有干部来村里。她急了，又找到县政府，办公室那位年轻干部说电话早已打过，至于乡上为啥没派人去，那就不得而知。她问能不能再打电话催催，年轻干部摇摇头，说：“再打也没用，这种事，乡上想管了就管，不想管了谁也没办法。”说完，扔下她匆匆去办别的事情。
她怏怏走出县政府大门，眼泪止不住籁籁流下来。再也没有别的去可找，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她原指望政府部门能助她一臂之力，帮她挣身上的枷锁，看来这个想法落空了。真是求天不应、求地不灵，难道她真的就该受那可恶的命运的摆布么？
在热热闹闹的大街上，人们好奇地盯着这个泪流满面的年轻姑娘。她不愿意引起人们的注意，走进偏僻的小巷。躲过杂七杂八的眼睛，她哭得更伤心。哭着哭着，她突然想到了死。死？对，死也是一种反抗，也能表达她对命运不屈从的决心！可是……她死了，对年迈的养父养母打击该有多大？不错，她怨恨他们为她订、逼她退学，怨恨他们脑筋陈旧落后，但他们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容易吗？他们也怪可怜的……她突然又恨起生父母来。她本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既然他们荒唐地生下她，就应该负起责任，尽到自己的义务，然而他们却自私地一走了之……眼下她该怎么办？还回到家里去，等待着某一天去给那个脸灰黄、满口谎话的男人当妻子？不，纵然死她也不愿意这样。她突然想起一位同学在县医院当护士。能不能去找这位同学介绍她当护工？洗被褥，打扫卫生，挣下钱就去外地。去哪儿，不知道，反正先离开这儿。也不能亏待了养父养母，她会给他们寄钱……主意一定，她便抹净眼泪，奔县医院而去。
谁知到了县医院一问，她的那位同学早就回家不干了。她软塌塌坐在医院走道的长椅上，泪一下子又涌出来。
“女子，你哭什么？”忽然，一个讲普通话的人问她。
她抬起头，见是一个女的。三四十岁，手里提着葯，像是来看病的。这女的眼睛里充满了真诚。从声音她判断出这人是位留下来的北京知青，不知为什么，一种奇妙的情感使她再难抑制满腹酸楚委屈，“哇”一下哭出声来。那女的在长椅上坐下，抚……
[续荒原的种子上一小节]摸着她的肩头，说：“别哭，说说你有什么事？看我能不能帮你。”于是她一边哭，一边把她的身世遭遇讲了一遍。那女的听罢，眼圈儿红了，安慰她说：“我也是个北京知青，县上还有好多我们这帮人，你是我们北京知青的女儿，我们会替你想办法。”她告诉杨玲，她叫祝萍，在县农行工作。她说她要先和县上的北京知青商量一下，叫她过几天再来找她。她把杨玲领到家里认了门儿，还留杨玲吃了顿饭。
十多天后，杨玲又来县上，再次见到了祝萍。祝萍高兴地告诉她，她的事儿县上一伙北京知青商量后，决定直接向梁县长反映，因为梁县长也是位北京知青。这一招果真管用，梁县长当即表态说他要干预这件事情。“解除婚约不成问题了”，祝萍轻松而又愉快，一把拉住她，说：“走，大伙都想见见你，往后你该怎么办，大伙还得商量商量哩。”
杨玲心里激动，鼻子发酸。她随着祝萍，见到了五六个在县上工作的知青叔叔阿姨，他们个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她、疼她。感受着他们人一般的贴抚慰，她索放声大哭，哭得好不伤心。
这次她没有回家，第二天，她怀里装着叔叔阿姨凑起来的钱，乘车奔向延安。大批北京知青离开延安后，地区劳动人事局下设了个知青，负责理知青遗留问题，他们鼓励她去找这个机构。她是知青的女儿，养父养母已那么老，实际上她已无依无靠，往后的事，知青不能不管。
到了延安，天正下着大雨。找到知青，杨玲已是浑身透。正好知青有一位叫余风云的阿姨，是北京知青。听完她的诉说，余风云先把她领回家里，从里到外，替她换了身干净服，并留她在家住下。随后，余风云便为她的事跑开了。
知青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他们感到棘手，必须向上请示汇报。事情拖下来了。
王杨玲的身世及遭遇很快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中传开。他们纷纷到余风云家中来看她。地区建筑公司陈铁生、刘学军夫妇执意把杨玲从余风云身边带走，他们决定收养这个可怜的姑娘——这棵北京知青伙伴留在黄土高原的可怜的根苗。他们在家里为她支了，让她安心住下，并交给她一把家里大门上的钥匙。他们知道她渴望学习，喜欢读书，第二天，就领她去新华书店，由她在书架上挑选……
仿佛进入梦境，在人世间，王杨玲没有想到自己竟能领受到这份温情和爱意，她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她的泪止不住一遍又一遍流淌……只是流泪，没有语言。
……
感谢上苍，王杨玲，这个不幸的姑娘，最终成了延安北京知青共同的女儿。
1991年4月的一天，艳阳高照，春光明媚。
走出北京站，王杨玲便置身首都繁华而喧闹的大街上了。仿佛如梦境中一样，突然她不敢相信她的近乎传奇般的经历是真的，不敢相信脚下这块土地就是传说中她那早已死去的生母现在依然脚踏的地方。她摆不掉虚幻的感觉。从黄土高原的小县城走进这现代化的大都市，环境的巨大变化将这虚幻感觉拨弄得这样强烈，竟使她不由得停住脚步，怔怔地站在北京春天的阳光下。
两行热泪悄悄从她脸颊上滚下。
她的生母没有死，而且被一帮好心的北京知青颇费周折地找到了。此番进京，王杨玲就是来认生身母的。
王杨玲，这个被遗落在黄土高原的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儿，她的身世和遭遇，揪扯着延安城内北京知青的心。大家将她认作共同的女儿之后，她的命运，便开始了连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变化。
知青们经过种种努力，首先让地区有关部门承认了王杨玲的身份——她是北京知青的后代。确认了这一点之后，他们便开始为她的安置问题而奔走了。
从地区到县上，工作多渠道、多层面展开。承认杨玲身份容易，但要安置她就难了，难在一点上：没有政策依据。但他们仍为小杨玲四奔走、多方呼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上帝终于被感动了——王杨玲的户口终于从农村转出来，被安置到县上一家门市部当售货员。
命运对王杨玲绽开了笑脸。在荒凉的黄土地上跌滚扑爬了18年的生命突然在她面前展开一片新绿地。这片新绿地让她看得耀眼，让她觉出了生活的芬芳。头顶着崭新的太阳，呼吸着高原上清新的空气，她掀开了青春新的一页。
她从心里感激地区、县上那些待她如生女儿般的知青叔叔阿姨们。她知道，他们并不期求她的报答，但她必须报答他们。报答他们最好的方式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