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是坚持寻找，并且终于找到了。既然如此，他们就必须见到这位杨惠琳。到了这一刻，他们才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他们的寻找，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被遗弃在黄土高原的孩子，不仅仅是为了抚育孩子的三位善良凄苦的老人，不仅仅是为了偿还历史的宿债，也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信念中一个至尊至美至圣至洁的东西不被岁月的灰尘淹没，为了20年他们本不该失去的一切，为了过去的一切不再发生；他们寻找的，是那本不该失落的爱，是人世间最宝贵的真情，是一种内心的平静！20年了，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是在黄土地上度过的，黄土地赐予了他们淳朴而博大的情怀，黄土地告诉了他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苦与乐，什么是爱与憎，什么是责任，人在生活中应该索取什么，奉献什么。现在，他们要把黄土地的述说告诉每一个父、每一个母，告诉天下每一个人。
纺织女工杨惠琳一见到三位来人，预感便告诉她：许久以来她最牵挂又最恐惧、最渴望了解又竭力回避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多年来，她一直不愿回首那令她心碎的往事。为了忘掉过去的一切，进北京工作后，从城里调到远郊，从家的事业单位调到工厂，从轻松岗位调到又苦又累的纺织女工行当。她和过去一切熟人断绝了关系、远远地避开了他们。过去的生活倾注给她太多的屈辱和苦涩，教人一想起来心里就发酸发痛。她想抚平昔日生活留在心头的创伤。她这样努力了，但是办不到，她摆不掉一种紧紧纠缠着的预感——终有一天，事情会寻到头上来，昔日生活迫使她吞咽下去的那枚苦果，会再次摆到她的面前，让她重新吞咽一次。
三位来人打量着她。他们邀她在雪花纷飞的厂区僻静小道上缓缓散步、交谈。他们给她讲述一个被遗弃在黄土高原的女孩的故事，讲那个女孩怎样在艰难坏境中生存下来；讲女孩怎样上学，又怎样失学；怎样逃婚，又怎样参加了工作；讲高原上那户穷苦人家的三位老人，还讲了那个叫王应立的“假冒父”……讲述者眼里泪光点点，而她从一开始便泪流满面，不待讲述者讲完，她的身便像道边枯枝上残留的枯叶一样瑟瑟发抖了。
“你们……别讲了！”她放出悲声，“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对不起你，我的孩子呀！”
数年前，一次杨惠琳与同车间一位女工在自由市场碰见一个流的女孩，旁边有人说女孩是陕北人，她顿时如遭雷击，脸惨白，两发软，连喘气都很困难了。她摇摇晃晃走到一边，不敢看那女孩。后来与她同行的女工过来告诉她，那女孩说自己是陕北榆林地区人，她才稍稍缓过神。她把那女孩同被她……
[续荒原的种子上一小节]遗弃在陕北的女儿联系在一起，而且最初竟莫名其妙觉得那女孩就是她的孩子。多少个日日夜夜，她思念她的孩子，想象着她的孩子如今的境，急于了解有关孩子的一切。但关于这个孩子，她不曾向任何人提起，包括她现在的丈夫和女儿。这种思念是一种默默的揪心扯肺的思念，是一种只能独自咀嚼、独自被煎熬的思念。背过人的地方，她曾多少次为此而饮泣流泪啊！
三位来人辞别后，她恍恍惚惚回到家中。她现在的丈夫姓余，两人有一个女孩，读初中了。跟前夫在杨玲之后生的那个男孩，在跟这个丈夫结婚前因生计所迫也送了人，如今一家三口，生活得满和谐。丈夫见她气异样，以为她身不适，赶紧让她休息，他进厨房去备饭。饭端上桌，她没有动筷子。丈夫这下诧异了，追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支开女儿，说有事情要对丈夫谈。
丈夫老余也是个遭受过苦难和不幸的人。这位曾服役于海军航空兵的汉子，因为“文革”中反对军内瞎吹林彪历史而被收监判刑，三年刑满后又发配到劳改农场。他是在遭难之时经人介绍与杨惠琳认识结婚的。她不嫌弃他是“现行反革命”，令他很感动。1979年给他平反时，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求，他一不要补发工资，二不求名誉待遇，只提出一点：把妻子从天津郊区调到他的身边来。他觉得今生今世无论如何首先要对得起妻子。妻子曾简单向他讲述队时的经历，也讲过她有过一个男孩，送了人，从妻子颤颤的语调和凄凄然的神情中，他看出妻子心里一定埋藏着深深的创伤，也许这创伤比她表露出来的更巨大、更深重，但他从不去探究她那不愿展示的隐秘。触动那隐秘，肯定会令她痛苦，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不但如此，他还尽力为妻子创造一种可心如意的家庭生活氛围，以冲淡往昔岁月给她留下来的影。他待她的这番情意，杨惠琳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她深深感激他。现在，她鼓足了勇气，准备把她埋藏心中十多年的秘密、把她最不愿触动的一块隐痛，彻底向他揭开。
声音打着颤儿，她向他述说了有关杨玲的一切。
丈夫听罢，呼吸急促，神冲动，霍地站了起来，说：“你、你……这事你该早说呀，何必让孩子受这么多年苦！”见妻子泣不成声，他上前来扶住她的肩头，转换口气劝慰道：“干吗要哭？好事！孩子终于有个讯儿了，咱得到一个女儿，该高兴才是。这女儿没说的，咱认！应该把女儿接回来！”
杨惠琳抬起泪眼，望着丈夫，讷讷说道：“我知道你会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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