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字伯涵，一字涤生，湘乡曾氏。先世本居衡阳。道光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以平江南功封毅勇侯，同治十二年卒，年六十二。公始在湘，与郭嵩焘、刘蓉为友，相尚以宋儒义理之学。官京师，与唐鉴、倭仁、窦垿、何桂珍、胡达源辈游，日相与考德问业，手书日记多自责之言。而事鉴尤谨，谓虽未执贽受业，固已心师之矣。始与刘蓉通书，不附和诸儒重道轻文之说，亦斥陆王直指本心之非。及与夏弢甫书，则历举明代伟人得力王学者之德业，而称陈建之《学蔀通辨》为阿附时相而作。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则言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皆可入道。故其平生笃崇宋儒，不废汉学，不轻立说，专务躬行，卒能提絜群贤，中兴清业，所就出诸葛亮、陆贽、司马光诸公之上。所着有奏议、书牍、批牍若干卷，《求阙斋诗文集》若干卷，《读书录》、《鸣原堂论文》若干卷，手书日记若干卷。又纂集经史百家、《十八家诗钞》（元十九家，今存十八家）若干卷。门人记述者，有王鼎臣《日记类钞》、《求阙斋弟子记》若干卷。后学纂述者，有梁启超《曾文正嘉言钞》若干卷，某君《曾公学案》若干卷，何贻琨《评传》若干卷。域外论评者有日本柴崎山郎《东方伟人》及美国解威廉《曾国藩传》各书。公所着《圣哲画像记》，自文、周、孔、孟下逮顾、秦、姚、王三十二人，论其德业，垂示子孙。有冀州赵衡系以诸人传记，又别图其遗像，都为一册以补之。盖衡事桐城吴挚甫汝纶于莲池，于公为再传弟子也。而湘阴郭立山复斋顾讥其以诸贤分隶四科之非，长沙郑沅叔进又议公所见之陋，愚未敢附和。至浙人章炳麟太炎、夏震武灵峰皆深诋曾公，词至犷悍。吾读蔡公锷手录《曾胡用兵要略》以教诸将，黄公兴称公制行之严吾当奉以为师（见《黄公哀荣录》），愿吾湘后进毋惑于世论，以自慢其乡贤也。
曾公圣哲画像记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盖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着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段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尧舜禹汤，史臣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着，斯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济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灿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哉！
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于、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惧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隤矣。韩、柳之作，尽取杨、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今古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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