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格，至也；物，犹事也。"
推尽吾之知识，穷致事物之理，是为"格物致知"
《四书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的简称，作者是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朱熹。
《四书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有《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14卷。
朱熹是一位学问渊博的经学家，一生为编撰《四书集注》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称从30岁起便开始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下功夫。隆兴元年（1163年），他曾取二程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撰成《论语要义》。后又作《论语训蒙口义》，以便于童子习学。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又取二程、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等几家之说，加工荟萃，条疏整理，编成《论语精义》和《孟子精义》，后改名为《集义》。在以上两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修改加工，于淳熙四年（1177年）完成了《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因在注释《论语》、《孟子》时，大量引用了二程及他人的说法，故以《集注》命名。
《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篇章，至宋代时被单独抽出。朱熹对二书加以注释，并都加了"序"、"序引"，每章之后都进行总括。尤其是《大学》一书，朱熹以程颐的《改正大学》为底本，将《大学》分为"经"1章，传10章，重新编排了章节。为了阐释理学思想，还按照自己的意思编撰了一篇"格物传"补入《大学》中。朱熹对《大学》、《中庸》的注释以直抒己见为主，故名之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完成时间是淳熙十六年（1189年）。
朱熹用毕生精力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集注》，前后凡40年。直至临死前仍在修改《大学章句》中"诚意"章的注。真可谓孜孜矻矻，死而后已。
《四书集注》充分反映了朱熹的"道统"学。朱熹继承二程的观点和作法，非常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让三者与《论语》并列。他在《大学章句》中推论说，《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10章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又在《中庸章句》中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总之，儒家之道是由孔子创立，再经过曾参、子思传至孟子，形成了这样一个儒家道统。但再往后，这个道统就中断了。直至宋代，才出现了河南程氏二夫子程颢、程颐，再加上朱熹自己，儒家道统才得以继续。这就将程朱理学与儒家经典紧密联系起来，抬高了程朱理学的地位。
《四书集注》的编排次序，也颇具深意，将《大学》排在首位，《中庸》次之，而后才是《论语》、《孟子》。在朱熹看来，《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初学者应先学《大学》，然后再学其他。《大学章句》内容丰富，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是理学之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包含了理学之主要内容，所以朱熹特别看重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重要著作，是儒家相传的思想原则，"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亦为朱熹所推重。所以，《大学》和《中庸》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就占有很高的地位，它们的地位可"至比六经"，或在六经之上。这一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书集注》也反映了朱熹的治学风格。在文字训诂方面，他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力求通达和洗练。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也难免会有错误，后经清代学者加以指出改正。朱熹注释《四书集注》，不局限于烦琐的考据，更多的是从整体上探求与把握原书的思想体系，因而，他对古代儒学思想的理解往往比较深入。《四书集注》很重视义理的阐发，是以义理解经的代表作。书中的注解对我们理解原书的意思有一定的帮助。但朱熹并不是只作诠释文字和解释阐发原文义理的工作，他还把自己的观点巧妙地贯穿其中，有时甚至不惜增加原书内容或改变原书的顺序。当然，在作改动的地方，他都加了说明，由此可见他的治学态度是比较严肃的。
《四书集注》发挥了儒家学说，论述了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并加以阐释发挥，提出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书中还特别重视认识方法、修养方法和道德实践等。
如对"天命之谓性"的解释为："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中庸章句》）这是说，一切事物的属性都是最高的天理所赋予的。同样，对《中庸》所提出的"诚"这一概念，朱熹也将其解释为天理的属性，"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达到诚，则为"人事之当然"（同上）。
这就把"诚"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解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这一命题时，《孟子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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