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宋代的王应麟、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都有赞语。
钱大昕在《跋宋史新编》中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这是符合《通鉴》实际情况的。
《通鉴》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由于司马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其立场与观点大有问题。它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另外，在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洪迈《容斋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如年号问题，在封建社会，一年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年号，司马光只采用后一个年号，而其他年号一概不提，这就使读者对在这之前的年号无从知晓，给阅读带来不方便。
这里还要提一下《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目录》30卷，仿《史记》年表的体例，纪年于上，列《通鉴》卷数于下；《考异》30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这两书虽不能与《资治通鉴》相比，但它们互相配合，这样使《资治通鉴》的体例更为完备，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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