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萧散闲適之趣。”皆《安阳集》所无。又陆游《渭南集》有《韩忠献帖跋》，称“西夏犯边，琦当御戎重任，后入辅帷幄，陈谟画策，驾驭人才，观此帖可见。”今集中亦未载入。盖编次犹有所脱遗也。此集之后，旧附家传十卷，别录、遗事各一卷。检验《通考》三书，本各自为目，乃后人汇而附之。今仍釐原帙，别著录於史部，从其类焉。
△《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范仲淹撰。仲淹有《奏议》，已著录。是编本名曰《丹阳集》，凡诗赋五卷，二百六十八首；杂文十五卷，一百六十五首。元祐四年苏轼为之序。淳熙丙午鄱阳从事綦焕校定旧刻，又得诗文三十七篇，为《遗集》附於后。即今《别集》。其《补编》五卷，则国朝康熙中仲淹裔孙能濬所搜辑也。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虚饰词藻者所能，亦非高谈心性者所及。苏轼称其天圣中所上《执政万言书》，天下传诵。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者。盖行求无愧於圣贤，学求有济於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初不必说太极，衍先天，而后谓之能闻圣道；亦不必讲封建，议井田，而后谓之不愧王佐也。观仲淹之人与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实效之分矣。
△《河南集》·二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尹洙撰。洙有《五代春秋》，已著录。洙为人内刚外和，能以义自守。久历边塞，灼知情形。凡所措置，多有成效。其没也，欧阳修为墓志，韩琦为墓表，而范仲淹为序其集。其为正人君子所重，与田锡相等。至所为文章，古峭劲洁，继柳开、穆修之后，一挽五季浮靡之习，尤卓然可以自传。邵伯温《闻见录》称：“钱惟演守西都，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命欧阳修及洙作记。修文千馀言，洙止用五百字。修服其简古。”又称“修早工偶俪之文，及官河南，始得洙，乃出韩退之之文学之。盖修与洙文虽不同，而修为古文则居洙后也”云云。盖有宋古文，修为巨擘，而洙实开其先。故所作具有原本。自修文盛行，洙名转为所掩。然洙文具在，亦乌可尽没其功也。集凡二十七卷，与《宋史·艺文志》所载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二十卷者，盖传写之脱漏。其《双桂楼》、《临园驿记》集中未载，当由编录之时已佚其稿矣。
△《孙明复小集》·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孙复撰。复有《春秋尊王发微》，已著录。案《文献通考》载孙复《睢阳子集》十卷。《宋史·艺文志》亦同。此本出自泰安赵国麟家，仅文十九篇、诗三篇，附以欧阳修所作墓志一篇。盖从《宋文鉴》、《宋文选》诸书钞撮而成，十不存一。然复集久佚，得此犹见其梗概。苏辙《欧阳修墓碑》载：“修谓於文得尹师鲁、孙明复，而意犹不足。”盖宋初承五代之敝，文体卑靡。穆修、柳开始追古格，复与尹洙继之。风气初开，菁华未盛。故修之言云尔。然复之文，根柢经术，谨严峭洁，卓然为儒者之言。与欧、苏、曾、王千变万化，务极文章之能事者，又别为一格。修之所言，似未可概执也。至於扬雄过为溢美，谓其《太玄》之作非以准《易》，乃以嫉莽。则白圭之玷，亦不必为复讳矣。
△《徂徕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石介撰。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天圣八年进士及第。初授嘉州判官。后以直集贤院出通判濮州。事迹具《宋史》本传。初，介尝躬耕徂徕山下，人以徂徕先生称之，因以名集。介深恶五季以后文格卑靡，故集中极推柳开之功，而复作怪说以排杨亿，其文章宗旨，可以想见。虽主持太过，抑扬皆不得其平，要亦戛然自为者。王士祯《池北偶谈》称其倔强劲质，有唐人风。较胜柳、穆二家，而终未脱草昧之气，亦笃论也。欧阳修作介墓志，称所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又曰：“某集者若干卷。”凡重言之，似原集当分为二部。此本统名《徂徕集》，殆后人所合编欤？第四卷内《寄元均叔仁》、《读易堂》、《永轩》、《暂憩》四诗，有录无书，则传写脱佚，亦非尽其旧矣。介传孙复之学，毅然以天下是非为己任。然客气太深，名心太重，不免流於诡激。王偁《东都事略》记仁宗时罢吕夷简、夏竦，而进章得象、晏殊、贾昌朝、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王素、欧阳修、余靖诸人。介时为国子直讲，因作《庆历圣德诗》，以褒贬忠佞。其诗今载集中。盖仿韩愈《元和圣德诗》体。然唐宪宗削平淮、蔡，功在社稷，愈仿《雅颂》以纪功，是其职也。至於贤奸黜陟，权在朝廷，非儒官所应议。且其人见在，非盖棺论定之时。迹涉嫌疑，尤不当播诸简牍，以分恩怨。厥后欧阳修、司马光朋党之祸屡兴，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狱迭起，实介有以先导其波。又若太学诸生挟持朝局，北宋之末，或至於脔割中使；南宋之末，或至於驱逐宰执。由来者渐，亦介有以倡之。史称孙复见诗，有“子祸始此”之语。是犹为一人言之，未及虑其大且远者也。虽当时以此诗得名，而其事实不可以训。故仍旧本存之，而附论其失如右。
△《蔡忠惠集》·三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蔡襄撰。襄有《茶录》，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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