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加核勘，分别刊抄。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伪谬者，止存书名，彙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此采择《四库全书》本指也。今外省进到之书大小长短参差不一，旣无当于编列缥缃，而业已或刻或抄。其原书又何必复留内府，且伊等将珍藏善本应诏汇交，深为可嘉，若因此收藏不发，转使耽书，明理之人不得保其世守，于理未为公允，朕岂肯为之。所有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但现在各省所进书籍巳属不少，嗣后自必陆续加多，其如何分别标记俾还本人，不致淆混遗失之处，着该总裁等妥议具奏，仍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办理《四库全书》处将永乐大典内检出各书，陆续进呈。朕亲加披阅，间予题评，见其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则成于纪昀、陆锡熊之手，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甚属可嘉。纪昀曾任学士，陆锡熊现任郎中，均着授为翰林院侍读，遇缺即补，以示奖励。钦此！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谕
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进，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种数尤多。延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因命词臣分别校勘应刊应录，以广流传。其进书百种以上者，并命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朕几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复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载明年月姓名于书面页，俟将来办竣后仍给还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经题咏诸本，并令书馆先行录副，将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今阅各家进到之书，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多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钜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专藏勿失，以俾留贻。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如进呈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莹，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以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以上应赏之书其外省各家，着该督抚盐政派员赴武英殿领回分给。其在京各员，即令其亲赴武英殿只领，仍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奉谕旨
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名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较之《崇文总目》，搜罗旣广，体例加详，自应如此办理。苐此次各省搜访书籍有多至百种以上至六七百种者，如浙江范懋柱等家，其裒集收藏深可嘉尚。前已降旨分别颁赏《古今图书集成》及初印《佩文韵府》，并择其书尤雅者制诗亲题卷端，俾其子孙世守，以为稽古藏书者劝。今进到之书于纂辑后仍须发还本家，而所撰总目若不载明系何人所藏，则阅者不能知其书所自来，亦无以彰家藏珍弆资益之善。着通查各省进到之书，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即应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其在百种以下者，亦应将由某省督抚、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其官板刊刻及各处陈设库贮者，俱载内府所藏，使其眉目分明，更为详细。至现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卷帙甚繁，将来抄刻成书，繙阅已颇为不易，自应于《提要》之外叧刊《简明书目》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着四库全书处总裁等遵照悉心妥办，并着通谕知之。钦此！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
据《四库全书》馆总裁将所辑《永乐大典》散片各书进呈，朕详加披阅，内宋刘歧《学易集》十二卷，拟请刊刻。其中有青词一体，乃道流祈祷之意，非斯文正轨。前因题《胡宿集》，见其有道院青词、教坊致语之类，命删去刊行，而抄本仍存其旧。今刘歧所作，则因己身服药交年琐事，尤为不经。虽抄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盖青词词涉异端，不特周程张朱诸儒所必不肯为即韩柳欧苏，亦正集所未见。若韩愈之送穷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拟托神灵，游戏翰墨，不过借以喻言，并非实有其事。偶一为之固属无害。又如时文为举业所习，自前明以来，通人擅长者甚多。然亦只可听其叧集专行，不并登文集。况青词之尤乖典则者乎？再所进书内有拟请抄录之王质《雪山集》，内如论和战守疏及上宋孝宗书诸篇，词旨剀切，颇当事理，竟宜付之剞劂。但其中亦有青词一种，并当一律从删，所有此二书，着交该总裁等重加厘正，分别削存，用昭评骘之允。至现在纂辑《四库全书》，部帙计盈数万，所采诗文旣多，自不能必其通体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弃瑕录瑜。如宋《穆修集》有《曹操帐记》，语多物颂，谬于是非大义，在所必删。而全集或录存亦不必因此以废彼，惟当于提要内阐明其故，使去取之义晓然。诸凡相类者，均可照此办理。该总裁等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副朕鉴古斥邪之意。钦此！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奉上谕
昨四库馆进呈裒集《永乐大典》散篇，内有《麟台故事》一编，为宋待制程俱撰。具详当时馆阁之制，所载典掌三馆秘阁书籍以执政领阁事，又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颇称赅备。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披阅厘正。特于文华殿后文渊阁弆之，以充策府而昭文治，渊海缥缃蔚然称盛，苐文渊阁国朝虽为大学士兼衔，而非职掌。在昔并无其地，兹旣崇构鼎新，琅函环列，不可不设官兼掌以副其实，自宜酌衷宋制，设文渊阁领阁事，总其成。其次为直阁事同司典掌，又其次为校理分司注册点验，所有阁中书籍，按时检曝，虽责之内府官属，而一切职掌则领阁事以下各任之，于内阁翰詹衙门内兼用。其每衔应设几员及以何官兼充，着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定议，列名具奏候朕简定。令各分职系衔，将来即为定额用垂久远。至于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朕勤加采访，非徒广金匮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镌刻流传仅什之一，而抄录储藏者外间仍无由窥睹，岂朕右文本意乎？翰林原许读中秘书即大臣官员中有嗜古勤学者，并许告之所司赴阁观览，第不得携取出外，致有损失。其如何酌定章程，并着具奏以闻。钦此！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从前世祖章皇帝曾降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第本传相沿已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着交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末，用垂久远。其官板及内府陈设书籍，并着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奉上谕
昨四库全书荟要处呈进抄录各种书籍，朕于几余披阅，见粘签考订之处颇为详细，所有各签向曾令其附录于每卷之末，即官板诸书亦可附刻卷尾。惟民间藏板及坊肆镌行之本，难以槩行刊入，其原书讹舛业经订正者，外间仍无由得知，尚未足以公好天下也。前经降旨，令将《四库全书总目》及各书提要编刊颁行，所有诸书校订各签，并着该总裁等叧为编次，与总目提要一体付聚珍板排刊流传，旣不虚诸臣校勘之勤，而海内承学者得以由此研寻。凡所藏书皆成善本，亦以示嘉惠士林至意。钦此！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
前因汇辑《四库全书》，谕各省督抚遍为采访。嗣据陆续送到各种遗书，令总裁等悉心校勘，分别应刊应钞及存目三项，以广流传。第其中有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节经各督抚呈进并饬馆臣详细检阅，朕复于进到时亲加披览，觉有不可不为区别甄核者，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遁迹缁流，均以不能死节，靦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狺，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槩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若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藎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场，材优干济，所上封事，语多剀切，乃为朝议所挠，致使身陷大辟。尝阅其疏内有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于边塞二语，亲为批识云：“至此为之动心欲泪，而彼之君若不闻，明欲不亡得乎？”可见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南台奏稿，弹劾权奸，指陈利弊，亦为无惭骨鲠。又如叶向高为当时正人，颇负重望，及再入内阁，值逆阉弄权，调停委曲，虽不能免责贤之备，然视其纶扉奏草请补阁臣疏，至七十上，几于痛哭流涕，一槩付之不答，其朝纲丛脞，可不问而知也。以上诸人所言，若当时能采而用之，败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书为明季丧乱所关，足资考镜。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又彼时直臣如杨涟、左光斗、李应升、周宗建、缪昌期、赵南星、倪元璐等，所有书籍并当以此类推。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实不忍并从焚弃，致令湮没不彰。至黄道周叧有博物典汇一书，不过当时经生家策料之类，然其中纪本朝事迹一篇，于李成梁后设谋惎害具载本末，尤足征我朝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实大有造于明人，而彼转逞狡谋阴计，以怨报德。伏读实录，我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天师，直为壮神戈所指，肇建鸿基，实自古创业者所莫及，虽彼之臣子亦不能变乱黑白，曲为隐讳。存其言并可补当年纪载所未备，因命馆臣酌加节改，附载开国方略后，以昭征信。近复阅江苏所进应毁书籍内，有朱东观编辑崇祯年间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渐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为殷鉴。虽诸疏中多有乖触字句，彼皆忠于所事，实不足罪。惟当酌改数字，存其原书，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与本朝之所以兴，俾我子孙永念祖宗缔造之艰难，益思兢兢业业以祈天而永命，其所裨益岂不更大。又何必急毁其书乎？又若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所作，自当削去。其余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众，或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以触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削去数卷，或削去数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他如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改。其书均不必毁。使无碍之书，原听其照旧流行，而应禁之书，自不致仍前藏匿，方为尽善。着四库全书总裁等妥协查办，粘签呈览，候朕定夺，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上谕
四库全书馆进呈李廌《济南集》，其咏凤凰台一首，有“汉彻方秦政，何乃误至斯。”之语，于理不顺。因检查《北史》文苑传叙，亦有“颉颃汉彻，跨蹑曹丕。”之句，韵府因而录入，均属未协。秦始皇焚书坑儒，其酷处不可枚举，号为无道秦，后之人深恶痛绝，因而显斥其名尚无不可。若曹丕躬为纂逆，称名亦宜。至汉武帝在汉室尚为振作有为之主，且兴贤用能，独持纲纪，虽黩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岂得直书其名与秦政曹丕并论乎？且自古无道之君至桀纣而止，故有指为独夫。受者若汉之桓灵，昏庸狂暴，遂至灭亡，亦未闻称名指斥。何于武帝转从贬抑乎？又如南北朝，彼此互相诋毁。南朝臣子称北朝主之名，北朝臣子称南朝主之名，宋之于金元，金元之于宋亦然。此皆局于其地之私心，虽非天下之公，尚无伤于正理。若李延寿乃唐臣，李廌乃宋臣，其于中国正统之汉武帝，伊祖未尝不曾为其臣，岂应率逞笔端，罔顾名义？轻妄若此，且朕御制诗文内如周、程、张、朱，皆称为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韩昌黎、苏东坡诸人，或有用入诗文者，亦止称其号而不名。朕于异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转将千古以上之君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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