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錾”。《哀二十五年》“袜而登席”，引《少仪》证燕必解袜。皆根据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废六关”，引《公羊传注》证“废”训置则是，又引韦昭《国语注》证“置”训废则非。盖置有二义，一为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为弃置之置，《国语注》所言是也。此犹乱可训治，而“乱离瘼矣”不可训治；臭可训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训香。古之设关在讥而不在征，臧文仲废六关以博宽大之誉，而使奸宄莫诘，阴以厉民，故诛其心而谓之不仁。栋但执反覆旁通之义，殊为偏驳。又《文十三年》“其处者为刘氏”，孔颖达《疏》明言汉儒加此一句，则为“刘”字无疑。而必谓原作“留”字，汉儒改为卯金刀。《宣二年》“文马百驷”，当以邱光庭《兼明书》所辨为是，而必引《说文》“画马”之训。《襄十七年》“泽门之晳”，谓古皋泽字通，又谓诸侯有皋门，其说固是。然邑中泽门，各指所居，皋门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既谓《注》、《疏》皆非，断为同宗之女，然於姑可解，於姊终无解也。《二十五年》“执简以往”，引服虔说一简八字，证太史书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牵合。《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即指为《孟子》之亥唐，尤为附会。《昭七年》“余敢忘高圉、亚圉”，引《竹书纪年》补杜预之阙。不知汲郡古文，预所目睹，预既不引，知原书必无此文，未可以后来伪本证其疏漏（案书中屡引《竹书纪年》，盖未及详考今本之伪。）至于《二十一年》“郑翩愿为鹳”，引陆佃《埤雅》之杂说（案鹳井出《酉阳杂俎》，非始於佃）。《哀六年》“无疾而死”，引《汲冢琐语》之野谈。《十二年》“效夷言”，谓《春秋》时已重吴音，不始於晋。更非注经之体矣。他如“公即位”之“位”，必欲从古《经》作“立”。“屡丰年”之“屡”，必欲从《说文》作“娄”。亦皆徒駴耳目，不可施行。盖其长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
△《春秋左氏传小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是编以赵汸、顾炎武所补《左传》杜《注》为未尽，更为订正。其中得失互见。如《襄公二十六年传》：“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彤谓八邑、六邑其数少，乃《司勋》所云赏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误。今考《司勋》曰：“凡颁赏地，参之一食，惟加田无国正。”《注》曰：“加田既赏之，又加赐以田，所以厚恩也。”据此，则是特以赏田有所未尽，更加以赏，未有赏田反少，加田反多者。今彤谓八邑、六邑为数少，当是赏地，则加田为数当多矣。与《周礼》殊为未合。盖彤著《周官禄田考》，误以《大司徒注》小都、大都旁加之数即为《司勋》之加田，故今以子展、子产皆国卿，若受加田则约得小都，旁加四里。《传》云八邑者，据《注》不过三十二井；云六邑者，不过二十四井。故疑其数少，非加田。其实皆不然也。又如《文公元年传》：“归馀于终。”彤谓积气朔馀日以置闰，在四季月，故曰“归馀于终”。《经》、《传》所书闰月，皆不得其正。惟昭公二十年闰八月，於夏时适为闰六月，偶合耳。今考《昭公二十年》书“春王正月”，《传》曰：“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谓当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时史失闰更在二月后，故《经》因史而书正月，《传》更具於二月。《疏》谓历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后宜置闰月。即此年正月，当是往年闰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时史於往年错不置闰，闰更在二月之后，《传》於八月之下乃云“闰月戊辰杀宣姜”是也。《注》不言在八月后者，以正月之前当置闰，二月之后即不可也。据此，则是年八月置闰，正史官之失。彤反以为偶合，亦非也。至如《襄公二十八年传》“令倍其赋”，孔《疏》谓赏地之税三分，王食其一，二入於王臣。此采邑贡王之数。然则诸侯之臣受采地者，亦当三分之一归於公。言重倍其赋，当以三分而二入公。今考采邑贡王，《小司徒注》曰：“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国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於王。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其赏地贡王，则孔《疏》所引《司勋注》“三分计税，王食其一”是也。然则采地、赏地贡数显异。今孔《疏》於侯国采地之赋不计四分之一而计三分之一，是误以赏地为采地矣。彤辨正其非，足辟相沿之谬。又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车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数甲兵，下云甲楯之数，故知此谓人也。”顾炎武谓执兵者之称兵自秦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彤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公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洧上”，云徒兵则不得谓非士卒矣。亦可以补正顾氏之失。虽未完之书，录而存之，於读《左传》者亦有所裨也。
△《春秋地理考实》·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编所列《春秋》山川国邑地名，悉从《经》、《传》之次。凡杜预以下旧说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证，皆确指今为何地。俾学者按现在之舆图，即可以验当时列国之疆域及会盟侵伐之迹，悉得其方向道里。意主简明，不事旁摭远引，故名曰《考实》。於名同地异，注家牵合混淆者，辨证尤详。如谓《隐公元年传》“费伯帅师城郎”，其地在今废鱼台县，去曲阜二百里许。而《九年经》书“城郎”及《桓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庄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者，别为鲁近郊地名，则《公羊传》所谓“吾近邑”、《左传》记公子偃自雩门出先犯宋师与《哀十一年》“师及齐师战于郊”、《檀弓》作“战于郎”者，皆无疑矣。《僖公三十年传》：“烛之武见秦伯曰：许君焦、瑕。”杜预以焦、瑕为晋河外列城二邑，与《传》所云晋惠公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者不合。永则谓之武所言，乃於河外列城举焦，於内及解梁城者举瑕，以该所许之邑。引《水经注》云：“涑水西迳郇城，又西南迳解县故城南，解梁即斯城也。又西南迳瑕城，晋大夫詹嘉之故邑也”云云。且考定郇城在解故城东北二十四里，瑕城在解西南五里，二地相距三十里许。杜预於《成公六年》“绛大夫言郇瑕氏之地沃饶近盬”合郇瑕为一，於《僖公十五年》瑕吕饴甥以瑕吕为姓，皆失之。其订讹补阙，多有可取。虽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传地名考》之富，而精核则较胜之矣。
△《三正考》·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吴鼐撰。鼐有《易象约言》，已著录。《春秋》以周正纪时，原无疑义。唐刘知几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说。至宋儒泥“行夏之时”一言，遂是非蜂起。元李濂著《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著《春王正月考》，而《经》义始明。鼐复取两家之说，节其繁冗，益以近儒所论，补所未备，驳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於民俗”一条，所引陈廷敬、蔡德晋诸说，於三代诸书所纪年月差互之处，一一剖其所以然，更足破疑似之见。虽篇帙无多，而引证详明，判数百年纷纭轇轕之论，於经学亦为有功矣。
△《春秋究遗》·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酉撰。酉有《诗经拾遗》，已著录。是编多宗其师方苞《春秋通论》，而亦稍有从违。其曰《究遗》者，盖用韩愈《赠卢仝》诗“《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语也。於胡《传》苛刻之说及《公》、《穀》附会之例，芟除殆尽。於《左氏》亦多所纠正，乃往往并其事迹疑之。如开卷之“仲子”，谓惠公违礼再娶，以嫡礼聘之可也。酉必据此谓诸侯可再娶，则卫庄公於庄姜见在复娶於陈，陈之厉妫有娣戴妫，其正名为嫡可知，亦将据以为诸侯之礼可并建两嫡乎？郎之战距桓公之立已十年，酉乃谓三国来讨弑隐公之罪，《左传》周班后郑之说为诬。鄫季姬之事，《左氏》以为归宁见止，於事理稍近。《公羊》以为使自择配，已属难据。酉乃断为季姬已许鄫子，而僖公悔婚，故季姬义不改适，私会鄫子。“天王狩于河阳”，左氏所传必有所受，此正笔削之微旨。而酉以为周王欲省诸侯殷见之费，自往就之，所传仲尼之言不可信。皆未免凿空。《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与《十四年》之子叔姬，酉以为孪生之女，已属臆度。又以齐人所执之子叔姬为舍之妻，《传》误以为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齐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即以妻舍之子叔姬，并非两人。辗转牵合，总以叔之一字不容有两生义。不知女笄而字，不过伯、仲、叔、季四文。益以庶长之孟，亦不过五。设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笄以前，用名为别。既笄而字，字不妨复。因此而驳《传》文，未免横生枝节。莒人灭鄫，《传》言恃赂。酉以为襄公五年鄫已不属鲁，《传》为失实。而下文“季孙宿如晋”，又用《传》“晋以鄫故来讨，曰：何故亡鄫”之语。使鄫不属鲁，其亡与鲁何关，亦为矛盾。他如王不称天、桓无王之说，因仍旧文，不能改正。而以赵岐《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语，证《左传·哀公八年》“宋人灭曹”之误，更为倒置。然大致准情度理，得《经》意者为多。其《凡例》中所谓变例、特文、隐文、阙文之说亦较诸家之例为有条理。他若据《汉地理志》辨戎伐凡伯之楚丘非卫地，据《史记》夷姜为卫宣夫人、非烝父妾，据《宣公三年经》书“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辨鲁不止僣祈谷之郊，若斯之类，亦时有考证。统核全书，瑕固不掩其瑜也。
△《春秋随笔》·二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国朝顾奎光撰。奎光字星五，无锡人。乾隆乙丑进士，官泸溪县知县。是编不载《经》文，但偶有所得则录之，故名“随笔。”其中如“桓公会稷以成宋乱”，成自训平。其下取鼎纳庙之事，所谓美始而恶终也。而奎光取刘敞之说，以为成就其乱。《春秋》讳国恶，二百四十二年无此径遂之笔也。公子翚之宠自以翼戴之故，华氏之立自以赂故，两不相谋。而奎光谓立华氏为翚之私，华氏立而翚遂命为公子。夫国君树其私人，岂必援邻国之例？不立华氏，翚将终身不命乎？郑灭虢、桧，晋灭魏、霍，其事旧矣。而奎光谓灭国自齐桓始，何不考也？纪叔姬归于酅，自重叔姬之节。而奎光谓以酅存纪，是牵陈灭书陈灾之《传》。庄公之娶哀姜，奎光谓因其色美，已为臆度之词，而又谓庄公未闻好色。彼筑台以临党氏，割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证欤？公子友败莒于郦，奎光以为与翚帅师、庆父帅师其专相等。此无论莒人责赂而来，居於必应之势，非出军疆外者比。且核以《传》文，绝无专行之证，何所据而断非君命也？子卒不书弑，自与隐公不书弑一例。而奎光以为史臣之曲笔，岂《春秋》亦曲笔乎？敬嬴雨不克葬，自是适值其时。《公羊》以为咎徵，已出附会，而奎光乃借以明天道，岂弑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褒贬为赏罚，不以果报为劝戒，此非《经》义也。如斯之类，瑕颣盖所不免。然如谓《春秋》例从义起，非义从例生。谓《春秋》有达例，有特笔，然亦须理会大处，不可苛细缴绕。谓春秋时天子仅守府，方伯亦失职，说者乃於小国见伐，责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谓《春秋》将以治世之无王者，而胡氏於宰咺归赗则曰贬而书名，於荣叔归含及赗则曰王不称天，如此则无王自《春秋》始矣。谓说《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为贤者讳，又曰责贤者备；既曰隐公为摄，又曰桓公为篡：何者为是？皆深中《春秋》家苛刻迂谬之弊，故其所论多能得笔削之旨。奎光尝撰《然疑录》，所载说《春秋》诸条，与此相同。其为先有此本，又编於《然疑录》中，或先载《录》中，又摘出别为此本，均不可考。然《然疑录》颇为琐杂，论其菁华，则已尽此两卷中矣。
○附录
△《春秋繁露》·十七卷（永乐大典本）
汉董仲舒撰。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繁露》、《玉杯》、《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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