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奇龄则类《经》。冲於《传》有去取，奇龄於《经》则十二公事仍其旧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首条之下。又每条各附论说以阐发比事属词之义耳。其以《隐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六年》“春郑人来输平”、《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三条为一贯，盖据金履祥《通鉴前编》之说，以尹氏为郑尹氏。然尹氏非卿，其卒例不见《经》，与叔肸之以公弟书者不同。似巧合而实附会，是为不当合而合。至於《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七年》“秋公伐邾”、《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趡。秋八月，及宋人、卫人伐邾”，其间邦交离合，事亦相因，而归单简，是为不当分而分。以其体例而论，既於《经》文之首各题与某事相因，则何不仍《经》文旧第而逐条标识其故，脉络亦自可寻。又何必移后缀前，使相陵乱？奇龄说《春秋》诸书，颇有可观。惟此一编，则欲理之而反棼之，殆无取焉。
△《春秋大义》（无卷数，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希良撰。希良字石虹，黄安人。康熙乙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是编前有《自序》，谓：“善说《经》者莫若康侯。私心窃有所未满者，圣心忠恕，刻则离；圣心简直，曲则离；圣心明白而正大，纤则离。左氏即未亲见圣人，亦必窃窥鲁史。公、穀二氏得之传闻，难以依据。康侯据二氏以驳左，亦未为尽得。故一本左氏，错综当时之事势。平心以想圣人之心，而名字、人爵、时日诸例概所不取。”其持论甚确。然如《文公四年》“甯俞来聘”，谓以纳饘货医而书；《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谓以仲尼学官而纪。岂《成公三年》之孙良夫、《襄公元年》之公孙剽、《七年》之孙林父尽属卫之君子，而《春秋》书来朝者四十，皆因孔子之问乎？此又过执《左氏》，以《经》外附录之事横生议论者也。至《宣公八年》之“公子遂卒”、“夫人嬴氏薨”，谓八月之内同登鬼录，有阴夺其魄者。《春秋》之法，论是非，不论祸福。以是立义，所见弥浅矣。
△《春秋参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仍以胡安国《传》为宗。其所必不安者，亦间有附论一二，然必援朱子。盖恐人议其异於胡氏，故称朱子以证之。犹之《书经参义》恐人议其异於蔡氏，亦必称朱子以正之也。故卷首有《纲领》三十三条，於孔孟之说题曰“特标”，於诸儒题曰“汇辑”、“汇录”，惟於《朱子语录》六则题曰“遵录”。其宗旨可以概见云。
△《春秋事义慎考》·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是书凡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而附以《考前》、《考后》各一卷。《考》上曰《纪时》，曰《系名》。《考》中曰《正位》，曰《大婚》，曰《丧纪》，曰《祀典》，曰《赋税》，曰《工役》，曰《军旅》，曰《蒐狩》，曰《刑法》，曰《朝聘之属》，曰《会盟之属》，曰《侵伐之属》，曰《归遗之属》，曰《徵求之属》，曰《告假之属》，曰《取窃之属》，曰《游观之属》，曰《奔执之属》，曰《归入之属》，曰《削亡之属》，曰《弑杀之属》，曰《灾荒之属》，曰《变异之属》。《考下》曰《事词通义》，曰《事同书异》，曰《书同文异》，曰《释文明义》，曰《隐文存义》，曰《省文约义》，曰《互文推义》，曰《单文错义》，曰《阙文》，曰《衍文》，曰《误文》。《考前》曰《圣经本末》，曰《列传本末》，曰《王侯邦国》，曰《王侯世系》，曰《庶邦杂服》，曰《伯功本末》，曰《圣治本末》。《考后》曰《传有经无》。每条皆分晰辨论，大旨主於羽翼胡《传》。然《春秋》一书，古今聚讼，胡氏曲为之解，已多牴牾，兆锡复从而割裂分配，弥繁琐而失当也。
△《公穀汇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其书以《公》、《穀》二《传》主於发义，与《左传》主於纪事者不同。且《左氏》失诬，其事文与义不待言。至二《传》中有混其文以害义者，有泥其文以害义者，并有窜其文而事与义俱害者。惟正终以正始、贵道不贵惠之属，固卓乎道义之权衡、圣哲之轨范也，故择之宜慎焉。因汇编二《传》异同之处，别白其是非。而《左氏》发例释《经》之文亦附见焉。於三家褒贬之例，无所偏主，颇足以资参考，较兆锡所注诸经似为可取。然《春秋》事迹，二《传》多据传闻，《左氏》所述则皆据简策。兆锡驳二《传》之事迹，往往并《左氏》而驳之，则终不出宋人臆断之学也。
△《春秋义疏》（无卷数，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蒋家驹撰。家驹有《尚书义疏》，已著录。是书以胡《传》为蓝本，而稍以己意更正之，然终不出胡《传》苛刻之习。或自出新意，又往往未安。如谓孝公、惠公贤未著，隐为贤君，是以托始。且称隐亲亲而尊王，睦邻而守礼。夫让桓，可谓亲亲。若平王葬而不会，凡伯聘而不报，可谓尊王乎？无骇入极，翚伐郑，伐邾，败宋，可谓睦邻乎？易祊於郑，矢鱼于棠，可谓知礼乎？后文每事示讥，而开卷极词称善，是自相矛盾也。宰咺归仲子之赗。《左氏》但云子氏未薨耳。家驹谓以仲子为夫人，惠公宜死，仲子亦宜死，故天王并赗以示意。是以车马之锡为灰钉之赐，讽使仲子自裁也。有是情事耶？
△《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后事》·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储欣、蒋景祁同撰。欣字同人，康熙庚午举人。景祁字京少。皆宜兴人。是书於三《传》及胡氏《传》外多取冯梦龙《春秋指月》、《春秋衡库》二书，盖科举之学也。末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国语》之文；《后事》一卷，备录《左传》小邾射来奔以下诸事：亦用冯氏之例。
△《春秋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书大旨，事迹多取《左传》，而论断则多主胡《传》。间有与胡《传》异同者。如胡《传》以惠公欲立桓为邪心，隐公探其邪心而成之。觐祖则谓父之令可行於子，子之孝不当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事观之，不可以为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隐终让，可不谓之贤君？其论颇为平允。又如於孔父之死，则驳杜、孔从君於非之说；於滕子来朝，则从杜、孔时王所黜之说：亦时时自出己意。然徵引诸家，颇伤芜漫。又略於考证，而详於议论。如夏正、周正，累牍连篇，卒不得一言之要领。而《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传》，则又谓圣人笔削，宁为深求，不可泛视。存此意以说《春秋》，宜失之穿凿者多矣。
△《宋元春秋解提要》（无卷数，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编。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录。是篇杂采宋元诸家之说，而不加论断。前有《总论》、《凡例》，亦皆采集旧文。卷首有自注脱落未写者四十二条，书中亦多空白。盖与其《宋元易解提要》均未竟之稿也。
△《或庵评春秋三传》（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源撰。源字昆绳，号或庵，大兴人。康熙癸酉举人。是书本名《文章练要》，分六宗、百家。六宗以《左传》为首，百家以《公羊传》、《穀梁传》为首。然六宗仅《左传》有评本，百家亦惟评《公羊》、《穀梁》二传而已。经义、文章，虽非两事，三《传》要以《经》义传，不仅以文章传也。置《经》义而论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点论而去取之，抑又末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录《左传》，古无是例，源乃复沿其波乎？据其全书之例，当归《总集》。以其仅成三《传》，难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类焉。
△《春秋钞》·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撰。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不全载《经》文，但有所论说者标《经》文为题，而注某年於其下。其《叙》虽称“惟恪守胡《传》，间有词旨未畅及意有所未安者，始妄陈管窥之见”，然驳胡《传》者不一而足。如“春王正月”即驳夏时之说，“伯姬归于纪”即驳诸侯亲迎之说，“州吁弑其君完”即驳不称公子为责君之说，桓公、宜公书“有年”即驳变异之说，“诸侯盟于幽”即驳首叛盟之说，“楚宜申来献捷”即驳当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说，“齐人侵西鄙，公追齐师”即驳书人见示弱、书师见伏众之说，“阳处父救江”即驳责晋不合诸侯之说，“齐人弑其君商人”即驳归罪国人之说，“楚子围郑”即驳嘉楚讨贼之说，“新宫灾”即驳神主未入哭为非礼之说，“甯喜弑其君剽”即驳废立之说，“叔孙豹会虢”即驳尚信之说，“公如晋，至河乃复”即驳从权适变之说，“暨齐平”即驳暨为不得已之说，“季孙意如会厥慭”即驳力不能加之说，“盗杀卫侯之兄絷”即驳归狱宗鲁之说，“从祀先公”即驳出于阳虎之说。如斯之类，不可殚数。所谓恪守胡《传》，盖逊词耳。至於攻击《左传》，则颇伤臆断。如以郑叔段“餬口四方”为诡词，谓段果出奔，郑庄岂置之不问？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为凡伯忍辱而自归，非戎挟之以去；以“楚执蔡世子有用之”为犹后世执盖行酒之类，断无杀而用祭之理；以《哀公八年》“宋执曹伯阳”为未尝灭曹：揆之古书，皆无佐证；核以事理，亦未尽安。他如“以成宋乱”之说，从刘敞而驳杜预。然圣《经》之意，正以始於义而终於利，两节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书先公之助乱，暴扬国恶，《春秋》无此法也。“许叔入许”，责其不告於王，不知乘隙复国，机在呼吸，往反告王，不衣冠而救焚溺乎？召陵之役，不声楚僣王之罪，自以王樵之说为定，而必谓苟以去王号责楚，迫於大义，当无不从，似非当日之事势。至首止之会，责王世子不能为伯夷、泰伯，抑又强天下以所难矣。其持论大旨，往往类此。虽驳胡《传》，实仍在胡《传》门径之中，不及所作《周易传义合订》远矣。
△《春秋比事目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苞既作《春秋通论》，恐学者三《传》未熟，不能骤寻其端绪。乃取其事同而书法互异者，分类汇录，凡八十有五类。然宋沈棐、元赵汸皆已先有此著。沈书仅有钞本，赵书亦近日始刊行。苞在康熙中，二书未出，故不知而为此屋下之屋。犹之顾栋高未见程公说书，乃作《春秋大事表》也。
△《春秋三传纂凡表》·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卢轩撰。轩字六以，海宁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其书以三《传》所言书法之例，汇而为表。《经》文直书为经，《传》文横书为纬。凡分三格，以《左氏》居上格，《公羊》居中格，《穀梁》居下格。皆但列旧文，而於其同异是非不加考证。盖轩欲作《三传择善》一书，故先纂此表，以便检阅，尚未及订正其得失也。
△《左传拾遗》·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师晦，上元人。康熙己丑进士。是书摘取《左传》一百一十事，为文一百一十有一，盖仿《东菜博议》之体。惟《博议》多阐《经》义，此则颇订《传》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过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元英则以不日为特笔，讥《左氏》不知圣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请观周乐，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语，元英以为训诂之失，而引《九章算法》，谓差分为衰分。其说皆不能确也。
△《春秋说》·十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田嘉穀撰。嘉穀有《易说》，已著录。是书以胡《传》为主，三《传》有为胡《传》所采者，亦附录之。胡《传》所引事实，则依《春秋大全》小注录之。卷首兼论作文之法。盖其书专为举业而设。至於遣调练词，皆入《凡例》，与说经之体远矣。
△《春秋义》·十五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嘉淦撰。嘉淦字锡公，兴县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定，嘉淦以《春秋》一书比事属辞，《经》本甚明，无藉於《传》，乃尽去各《传》，反覆《经》文，就事之前后比而属之，寻其起止，通其脉络。其事俱存，义亦可见。至日月、名氏、爵谥之间，则不复为之穿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书之说为根本，於《春秋》本旨未能尽惬。后自觉其失，旋毁其版。此犹其初刊时所印行云（语详杨方达《春秋义补注》条下）。
△《春秋集传》·十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文炤有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