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癸未四月（案《明史》称睦以万历五年举宗正，又三年卒，则其卒当在万历八年。癸未乃万历十一年，与史文不合，疑史误也。）杜门谢客，乃取四经，时披阅焉。或有疑者，参订诸家而折衷之。且述且作，得若干卷”云云。据其所言，绝不及《春秋经传辨疑》一字。殆初注《春秋》四卷，名以《经传辨疑》，先行於世。后乃足成《五经》，并为一帙，统改今名。著录家各据所见之本，遂析而为二耳。《明史·睦传》但称作《五经稽疑》六卷，不及《春秋经传辨疑》，从其最后之定本也。《春秋》乃其初稿，盖以全力为之。大旨取直书其事、美恶自见之义。其中如误以邾仪父为邾命卿，盖沿程端学之曲说，不思及晋处父盟，《经》自有例。未免伤於武断。然如“春正月”不书王，“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天，“谭子”不书名，“柯之盟”不书日“祭叔来聘”不书使之类，以为传写脱误，非孔子有意笔削。旁引曲证，足破穿凿附会之论。又谓“穀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二“朝”字当作“奔”；“郑游速帅师灭许”，“灭”当作“入”。又辨《左氏》以“城小穀”为“城穀”之非，《公羊》谓“晦不书事”之误。则精核者居多。《易》、《书》、《诗》、《礼》所说殊略。《易》多误采郭京之本。书既以古文为疑，又以《大禹谟》、《皋陶谟》篇首之语为后人所加。又用程子之说，引“文命允迪”之文以驳“放勋”之非号。亦颇涉矛盾。《诗》多采用《小序》，亦乏新义。《礼》则所辨后儒增益之词，颇为有见。而末附以所定八条，则亘古说经无此体例矣。以其考证古义，尚时有可取，亦并录之。钞本不分卷帙，今约其篇页，以四经各为一卷，《春秋》为两卷，仍合於《明史》所载之卷数焉。
△《经典稽疑》·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耀文撰。耀文字晦伯，确山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按察司副使。此书取汉、唐以来说经之异於宋儒者，分条辑载。上卷为《四书》，下卷为《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先儒专门之学，各有师承，非同臆说。耀文欲存诸经古训，但当采郑、王、贾、孔遗言，不应杂以明人议论。又如“宰予昼寝”，但取《七经小传》寝为内寝之说，而不引《资暇集》所载梁武帝绘画寝室一条。“窃比老彭”，但取《经典释文》所引郑云“老，老聃。彭，彭祖”之说，而不引《礼记疏》、《文选注》所载郑注“老聃，周之太史。彭，彭咸也”一条。“乾，元亨利贞”，但取《子夏传》始、通、和、正之说，而不引《义海撮要》所载梁武帝义“始为元，遂为亨，益为利，不私为贞”一条。此类颇多，亦伤漏略。又如《周礼》备载宋元诸儒攻驳之语，则徒启纷纷。《孟子》备载《笔谈》所纪王圣美因何却见梁惠王之言，则更涉谐谑。盖耀文因当时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为裒集异同，以存古义，而不必一一悉从其朔，故所采亦未尽精纯。然嘉、隆之间，心学盛而经学衰，耀文独能远讨遐搜，潜心训诂，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
△《钦定繙译五经》·五十八卷、《四书》·二十九卷
乾隆二十年初，钦定繙译《四书》，续繙译《易》、《书》、《诗》三经，续又繙译《春秋》、《礼记》二经。至乾隆四十七年，而圣贤典籍释以国书者，灿然备焉。案郑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书，自中国而东则朝鲜，西则凉夏，南则交阯，北则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书不通。何瞿昙之书能入诸夏，而宣尼之书不能至跋提河，声音之道有障碍耳。”其说良是，然文字之声音，越数郡而或不同；文字之义理，则纵而引之，千古上下无所异；横而推之，四海内外无所异；苟能宣其意旨，通以语言，自有契若符节者，又何声音之能障碍乎哉？考《隋书》载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译《孝经》之旨，教於国人，谓之《国语孝经》，《经籍志》载其书作一卷。是古人已有行之者。特其学其识，均未窥六艺之阃奥，故能译者仅文句浅显之《孝经》，而诸经则未之及耳。我国家肇兴东土，创作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复御定《清文鉴》，联字成语，括一切义。精微巧妙，实小学家所未有。故六书之形声训诂，皆可比类以通之。而列圣以来，表章经学，天下从风，莫不研究微言，讲求古义，尤非前代之所及。故先译《四书》，示初学之津梁。至於《五经》，《易》则略象数之迹，示其吉凶；《书》则疏佶屈之词，归於显易；《诗》则曲摹其咏叹，而句外之寄托可想；《春秋》则细核其异同，而一字之劝惩毕见；《礼记》则名物度数，考订必详，精理名言，推求必当，尤足破讲家之聚讼。盖先儒之诂经，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鲜通；此编之诂经，则疏通其意，故明白而无误。不立笺传之名，不用注疏之体，而唇吻轻重之间，自然契删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学者守是一编，或因经义以通国书，而同文之圣化被於四方；或因国书以通经义，而明道之遗编彰於万世。其有裨於文教，均为至大。虽尧帝之文章，尼山之删定，又何以加於兹哉！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百九十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原本题“西条掌书记山井鼎撰，东都讲官物观校勘”。详其《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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