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以前说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说到鬼神，似乎隐怪，不知如何接逗。曰宗庙社稷即人伦之极致处，不说到此，如何得完人伦分量？”又云：“无声臭即以无极言之亦无弊，然却落空，不如以天无心而成化言之。”又云：“无声无臭谓天命本然，莫说入於玄妙。”其宗旨可见。《孟子》一卷最简略，疑其未成之书，然总非近时讲章所有也。
△《此木轩四书说》·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著录。是书据其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残稿、补缀成编者十之四，故与所作《经说》偶有重复，然较《经说》多可取。其中强傅古义者，如《大学章句》中“常目在之”，自为所在之在，乃从《尚书》训为察。《中庸》“如鼓瑟琴”，即本诗亦但言声和耳，乃以为琴属阳，瑟属阴，喻阴阳之和。《论语》“女弗能救”，自是匡救，乃引《周礼·司救注》，解为防禁。“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自取觉世之义，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铎”，谓夫子当有天下。“达巷党人”本无名氏，乃因《史记》有“童子”二字，指为项橐。虽不免贤智之过，然其他皆疏理简明，引据典确。间与《章句集注》小有出入，要能厘然有当於人心。自明以来讲《四书》者，多为时文而设。袁熹是书，独能深求於学问。原《序》称其心师陆陇其，终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门。盖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笃实矣。
△《乡党图考》·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经传中制度名物有涉於乡党者，分为九类：曰《图谱》，曰《圣迹》，曰《朝聘》，曰《宫室》，曰《衣服》，曰《饮食》，曰《器用》，曰《容貌》，曰《杂典》。考核最为精密。其中若深衣、车制及宫室制度尤为专门，非诸家之所及。间有研究未尽者。若谓“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寝门外，与群臣相揖而已。既毕朝，若有所议，则入内朝。”引《左传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韩献子将新中军，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於寝庭”为内朝议政之证。谓“郑注《太仆》燕朝王图宗人嘉事者，特举其一隅，非谓宗人得入，异姓之臣不得入。后儒误会《太仆注》，以异姓之臣不得入路门，遂谓摄齐升堂为升路门外之堂，其实路门之外无堂”云云。今考永谓异姓之臣得入内朝，永说为是。若谓路门之外无所议，欲有所议必入内朝，则永未详考。《鲁语》曰：“天子及诸侯合民事於外朝。”注：“言与百官合考民事於外朝也。”又曰：“合神事於内朝。”注：“内朝在路门内。”是则路门以外之朝，天子诸侯於以合考民事，岂谓无所议耶？永又谓“《礼纬》‘天子外屏’乃树屏於应门之外，‘诸侯内屏’，乃树屏於应门之内，以内屏为在路门内者误”云云。今考《曲礼、尔雅疏》俱云诸侯内屏为在路门内，且《尔雅》曰：“门屏之间谓之宁。”此门既据路门，则屏之内外亦自据路门内外可知。《晋语》曰：“骊姬之谗，尔射予於屏内。”韦昭《注》“树谓之屏。礼，诸侯内屏。”亦谓路门内也。《吴语》：“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韦昭《注》：“屏，寝门内屏也。妇人礼，送迎不出门。”据此，则诸侯之屏明在寝门内矣。《淮南子·主术篇》：“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诱注：“诸侯在内，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若诸侯亦设屏於朝门外，其何以别天子之自障乎？但考《大戴礼·武王践阼篇》：“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云下堂，则路寝也。奉书而入，则入路门也。其内有屏，则似天子亦内屏。不知《释名》曰：“罘罳在门外。罘，复也。罳，思也。臣将请事，於此复重思之。”又曰：“萧墙在门内，萧，肃也。将入於此，自肃敬之处也。”《论语》孔安国《注》：“萧墙，屏也。”则门内萧墙亦通名屏。崔豹《古今注》：“罘罳，屏之遗象。行至门内屏外，复应思惟。”则门内之墙，《古今注》又名曰罘罳，天子外屏，乃《释名》所云门外罘罳也。《大戴礼》所云“负屏”，则又《古今注》所云门内罘罳也。《古今注》又谓西京门阙殿舍前皆有罘罳，盖天子非若诸侯内屏，门内堂前，亦宜有隐蔽之处，故路门内外俱有屏。证诸《大戴礼》、《释名》等书，最确凿。今永谓天子屏在应门外，则未知所据。考《三辅黄图》，汉未央宫拟於路寝。《五行志》未央宫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则拟於路门。罘罳在东阙外，则天子外屏在路门外，汉时犹存遗制。《觐礼》：“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适门西，遂入门左。”则庙门外有屏也。《管子》：“明日皆朝於太庙之门。”则庙门外之朝宁与路门外之朝宁同。天子庙门外之朝宁有屏，则路门外之朝宁亦当有屏，故可以庙门例路门也。郑氏於《觐礼》引“天子外屏”为证，实有精义。而永必易之，仍不若依郑之为得也。然全书数十百条，其偶尔疏漏者不过此类，亦可谓邃於三《礼》者矣。
△《四书逸笺》·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大中撰。大中字拳时，号是庵，应城人。乾隆丁丑进士。是编采辑诸书之文与《四书》相发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语有舛误，或《集注》所未发而义可参订，皆为之笺其出处。其与《集注》小异者，则为《附录》。其他书中所载四子书文与今本异者，则为《附记》。第六卷中则专考《四书》人物遗事。又杂事数十条，别为《杂记》。援据颇极详明。中如“束带”一条，不引《玉藻》“肄束及带，勤者有事则收之”之文；“朋友死，无所归”一条，引《白虎通》而不引《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馆，死於我乎殡”之文；“廛无夫里之布”一条，《集注》止引《载师职》，而此不引《闾师职》“凡无职者出夫布”之文以补之：未免疏漏。至《杂记》内因《论语》有“梦周公”一语，遍引尧、舜、禹、文诸梦事，如《梦书》、《六帖》皆为引入，亦稍涉泛滥。然词皆有据，虽不能与阎若璩《四书释地》并驾齐驱，较张存中之《通证》、詹道传之《纂笺》，要无所让也。
──右“四书类”六十三部，七百二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四书》定於朱子《章句集注》，积平生之力为之，至垂没之日，犹改定《大学》“诚意”章《注》，凡以明圣学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阐明理道之书遂渐为弋取功名之路。然其时经义、经疑并用，故学者犹有研究古义之功。今所传袁俊翁《四书疑节》、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詹道传《四书纂笺》之类，犹可见其梗概。至明永乐中，《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且所谓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测其虚字语气以备临文之摹拟，并不问注意何如也。盖自高头讲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今所采录，惟取先儒发明经义之言，其为揣摩举业而作者则概从删汰。惟胡广《大全》既为前代之功令，又为经义明晦、学术升降之大关，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馀年士习文风之所以弊。盖示戒，非示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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