擢殿中侍御史，驾幸东南，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浚奏夺世忠观察使。”据《韩世忠传》，世忠乃左军统制，非后军统制。（案：《本纪》后军统制为张焕。《纪》又云后军将孙琦等作乱，逼左正言卢臣中坠水死，不言世忠。）又《滕康传》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赎金，康复论世忠无赫赫功，诏降世忠一官。是奏夺世忠观察使者乃滕康，非张浚。此传文前后之互异也。讥《宋史》者谓诸传载祖父之名而无事实，似志铭之体；详官阶之迁除而无所删节，似申状之文。然好之者或以为世系官资，转可藉以有考。及证以他书，则《宋史》诸传多不足凭。如《晁补之传》云：“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据黄庭坚为补之父端友撰《志铭》云：“晁氏世载远矣。有讳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谥文元。君之曾王父，讳迪，赠刑部侍郎。王父讳宗简，赠吏部尚书。父讳仲偃，库部员外郎，刑部视文元母弟也。”是补之实非迥五世孙。又《晁迥传》云：“迥子宗悫。”据曾巩《南丰集》，宗悫父名遘。是补之实非宗悫曾孙。《谢绛传》云：“祖懿文，父涛。”据范仲淹撰《谢涛志铭》“懿文生崇礼，崇礼生涛，涛生绛”。是谢绛实为懿文曾孙。然则所述世系，岂足尽信哉？《洪迈传》云：“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赣州，辛卯岁饥，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学士，淳熙改元，进焕章阁学士。”据《本纪》，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学士洪迈言，则淳熙改元当作绍熙改元。乾道无十三年。《传》云辛卯岁饥为乾道七年，则十三年上当加“淳熙”二字。又迈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今《瑞麻赞》、《姑孰帖》尚在太平，而传文阙载。然则所叙官资，又岂可尽信哉？至於宋师伐辽，高凤以易州来归，见《北盟会编》。而《宋史》误作郭药师。绍兴中赵鼎以奉国军节度使出知绍兴府，见《宰辅编年录》。而《宋史》误作忠武军。失载王坚之守城不降，与林同之题壁自尽。忠义之士，尚多阙落，尤为疏漏之大者矣。其所攻驳，皆一一切中其失，然其前后复沓牴牾，尚不止此，世泊亦不能悉举也。盖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纪载，故史传亦不具首尾。《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止载周彦等数人。《循吏传》则南宋更无一人。是其明证。至於南唐刘仁瞻之死节，欧阳修《五代史记》、司马光《通鉴》俱为之证明，而此书仍作“以城降”。李澣终於辽，未尝人宋，见《辽史》本传，而此书仍附於《李涛传》。是於久列学官之书，共在史局之稿，尚不及互相勘证，则其他抑可知矣。自柯维骐以下，屡有改修。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辽史》·一百十六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至正三年四月，诏儒臣分撰，於四年三月书成。为《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国语解》一卷。考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於境内；有传於邻境者，罪至死。（见沈括《梦溪笔谈》僧行均龙龛手镜条下。）盖国之虚实，不以示敌，用意至深。然以此不流播於天下。迨五京兵燹之后，遂至旧章散失，澌灭无遗。观袁桷《修三史议》、苏天爵《三史质疑》，知辽代载籍，可备修史之资者寥寥无几。故当时所据，惟耶律俨、陈大任二家之书。见闻既隘，又蒇功於一载之内，无暇旁搜，潦草成编，实多疏略。其间左支右诎，痕迹灼然。如每年游幸，既具书於《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於《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於《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於《纪》、《志》、《表》矣，复屡书於《列传》。《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此其重复琐碎，在史臣非不自知。特以无米之炊，足穷巧妇，故不得已而缕割分隶，以求卷帙之盈。势使之然，不足怪也。然辽典虽不足徵，宋籍非无可考。《东都事略》载辽太宗建国，号“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道宗咸雍二年，复改国号“大辽”。考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石刻今尚在古尔板苏巴尔汉。其文称“维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云云。与王偁所记合，而此书不载。是其於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文献通考》称辽道宗改元寿昌。洪遵《泉志》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天祚，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为乾统”。而此书作“寿隆”。殊不思圣宗讳隆绪，道宗为圣宗之孙，何至纪元而犯祖讳？考今兴中故城（即古尔板苏巴尔汉，译言三塔也，故土人亦称三座塔云）东南七十里柏山，有《安德州灵岩寺碑》，称寿昌初元，岁次乙亥。又有《玉石观音像倡和诗碑》，称寿昌五年九月。又易州有《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称寿昌四年七月。均与洪遵所引合。又《老学菴笔记》载圣宗改号重熙，后避天祚嫌名，追称重熙曰重和。考兴中故城铁塔旁，记有天庆二年《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称重和十五年铸铁塔，与陆游所记亦合。而此书均不载，是其於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称据《太子诞圣邑碑》诸人结衔，知辽制有知军州事、通判军州事、知县事之名。而《百官志》亦不载，是其於制度有遗阙也。至厉鹗《辽史拾遗》所摭，更不可以仆数。此则考证未详，不得委之文献无徵矣。然其书以实录为凭，无所粉饰。如《宋史》载太平兴国七年战於丰州，据此书则云“宋使请和”。《宋史·忠义传》有《康保裔》，据此书则云保裔被擒而降，后为昭顺军节度使。审其事势，《辽史》较可徵信。此三《史》所由并行而不可偏废欤。
△《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厉鹗撰。鹗字太鸿，钱塘人，康熙庚子举人，是书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於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国语解》先后次第与《目录》有不合者，亦悉为釐正。又补辑辽境四至，及风俗物产诸条於后。其中如刘守光自为节度使，《唐书》及《五代史》列传载之最详，乃独取《资治通鉴》一条。李嗣源之救幽州，不引《契丹国志》，亦仅引《通鉴》。王都破唐兵，《五代史》与诸书互有同异，而不加考辨。金克中京，《大金国志》叙次最悉，乃独取《松漠纪闻》数言。保大以后，辽事载於《宋史》纪传者最多，皆略而不取。似此之类，皆颇有所遗。又兰亭石刻之类，蔓延铺叙，与史事毫无所关，亦未免嗜博爱奇，伤於泛滥。然元修三《史》，莫繁冗於《宋》，莫疏略於《辽》。鹗采摭群书，至三百馀种，均以旁见侧出之文，参考而求其端绪，年月事迹，一一钩稽。其补唐中和诸人之传，及《礼志》之补幡胜、《乐志》之补聒帐、《舆服志》之补金冠窄袍、《食货志》之补赋税名目，皆采辑散佚，足备考证。鹗《樊榭诗集》中自称所注《辽史》，比於裴松之之《三国史注》，亦不诬也。至於卷末《国语解》，对音舛误，名义多乖。由作史者昧於翻译，故因仍故牍，致失其真。鹗虽釐正其次第，而索伦旧语，既非所知，故旧史驳文，未能考定。今《三史国语》悉蒙钦定，一洗前代之讹，足以昭示万古。鹗所附赘，存而不论可矣。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凡《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金人肇基东海，奄有中原。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徵文考献，具有所资。即如大金吊伐一录，自天辅七年交割燕云，及天会三年再举伐宋，五年废宋立楚，至康王南渡，所有国书、誓诰、册表、文状、指挥牒檄，以载於故府案牍者具有年月，得以编次成书。是自开国之初即已遗闻不坠。《文艺传》称元好问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制，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於张，愿为撰述。既因有阻而止，乃构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片纸细字为记，录至百馀万言。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又称刘祁撰《归潜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是相承纂述，复不乏人。且考托克托等《进书表》，称张柔归《金史》於其前，王鹗辑金事於其后。是以纂修之命，见诸敷遗之谋，延祐申举而未遑，天历推行而弗竟。是元人之於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如载《世纪》於卷首，而列景宣帝、睿宗、显宗於《世纪补》，则酌取《魏书》之例。《历志》则采赵知微之《大明历》，而兼考浑象之存亡。《礼志》则掇韩企先等之《大金集礼》，而兼及杂仪之品节。《河渠志》之详於二十五埽。《百官志》之首叙建国诸官。咸本本元元，具有条理。《食货志》则因物力之微，而叹其初法之不慎。《选举志》则因令史之正班，而推言仕进之末弊。《交聘表》则数宋人三失而惜其不知守险，不能自强。皆切中事机，意存殷鉴。卓然有良史之风。惟其《列传》之中，颇多疏舛。如杨朴佐太祖开基，见於《辽史》，而不为立传。晋王宗翰之上书乞免，见《北盟会编》。渖王宗弼之遗令处分，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有关国政，而本传不书。海陵之失德既见於《本纪》，而诸嬖之猥亵，复详述於《后妃传》。王伦以奉使被留，未尝受职，而传列於《郦琼》、《李成》之后。《张邦昌传》既云《宋史》有传，事具《宗翰》等传，而复引《本纪》之文，列於《刘豫》之前。皆乖体例。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谋，宇文虚中之谤讪，传闻异辞，皆未能核定。亦由於只据实录，未暇旁考诸书。然《宋史》载两国兵事，多采摭宋人所记，不免浮词。如采石之战，其时海陵士卒，闻大定改元，离心自溃。虞允文攘以为功，殊非事实。此书所载，独得其真。泰和以后诸臣传，尤能悉其情事。盖好问等得诸目睹，与传闻异词者殊也。卷三十三、卷七十六中有阙文，盖明代监版之脱误。今以内府所藏元版校补，仍为完帙云。
△《元史》·二百十卷（内府刊本）
明宋濂等奉敕撰。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以濂及王祎为总裁。二月，开局天宁寺。八月，书成，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其遗事。明年二月，诏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为《纪》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九十七卷。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迨后来递相考证，纰漏弥彰。顾炎武《日知录》摘其《赵孟頫》诸传，备书上世赠官，仍志铭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言耿参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牍之语，失於翦裁。朱彝尊《曝书亭集》又谓其急於成书，故前后复出。因举其一人两传者，条其篇目，为仓猝失检之病。然《元史》之舛驳不在於蒇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骤。以后世论之，元人载籍之存者，说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种。以订史传，时见牴牾，不能不咎考订之未密。其在当日，则重开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后世所谓古书，皆当日时人之书也。其时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势不能裒合众说，参定异同。考徐一夔《始丰稿》，有《重开史局时与王祎书》云：“近代论史者莫过於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设，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元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稽，廑而成书。若顺帝二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言未必驯，首尾未必贯穿也”云云。则是书之疏漏，未经属草以前，一夔已预知之，非尽濂等之过矣。惟是事迹虽难以遽详，其体例则不难自定，其讹脱则不难自校也。今观是书，三公宰相，分为两表；《礼乐》合为一志，又分《祭祀》、《舆服》为两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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