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击，遽废是书矣。
△《兰亭续考》·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俞松撰。松字寿翁（案，俞庭椿亦字寿翁，二人同姓同字，同在宋末，而实非一人，谨附识於此），自署曰吴山，盖钱塘人。后有自跋称甲辰书於景欧堂，盖淳祐四年也。其仕履无考。惟高宗临本跋内有“承议郎臣松”之语。其终於是官与否，亦莫得而详焉。是书盖继桑世昌而作，故名曰《续考》。跋内所称“近岁士人作《兰亭考》，凡数万言，名流品题，登载略尽”者，即指世昌之书。然书中体例与世昌迥异。上卷兼载松所自藏与他家藏本，下卷则皆松所自藏。经李心传题跋者，其跋皆淳祐元年至三年所题。以《宋史》心传本传考之，盖其罢祠之后、寓居临安时也。前卷所载跋语，知辨永嘉之误，而仍沿《笔阵图》所云羲之三十三岁书兰亭之说。其无所断制，与世昌相等。然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称其跋语条畅，不类董逌辈之晦涩。则赏鉴家固亦取之。至心传诸跋，尤熟於史事。如“宋祁摹碑”、“青社谥法”诸条，皆足以备考核，非徒纪书画也。又《宋史》心传本传，载其淳祐元年罢祠，而其初入史馆，因言者论罢职，则不载其岁月。今是书跋内有“绍定之季，罢史职归岩居”语，则知其罢在绍定末年，亦足以补史阙焉。
△《宝刻丛编》·二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宋陈思撰。思，临安人。所著《小字录》，前有结衔称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蒐访，又有《海棠谱》自序，题开庆元年，则理宗时人也。是书蒐录古碑，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其石刻地理之可考者，案各路编纂。未详所在者，附於卷末。兼采诸家辨证审定之语，具著於下。今以《元丰九域志》及《宋史·地理志》互相参核，其中改并地名，往往未能画一。即卷内所载与目录所题，亦不尽相合。如目称镇江，而卷内称润州；目称建康，而卷内称昇州之类，不一而足。盖诸家著录，多据古碑之旧额，思所编次，又皆仍诸家之旧文，故有是讹异。至於所引诸说，不称某书某集，但称其字，如蔡君谟、王厚之之类。又有但称其别号，如碧岫野人、养浩书室之类。茫不知为何人者，尤宋元坊肆之陋习。然当南北隔绝之日，不得如欧、赵诸家多见拓本，而能?绎前闻，博稽方志，於徵文考献之中，寓补葺图经之意，其用力良勤。且宋时因志地而兼志碑刻者，莫详於王象之《舆地碑目》。而河、淮以北，概属阙如。惟是书於诸道郡邑，纲分目析，沿革厘然，较象之特为赅备。朱彝尊尝欲取所引《隶续》诸条，以补原书二十一卷之阙。今考所引，如曾南丰《集古录》，施氏《大观帖总释序》、《集古后录》、《诸道石刻录》、《复斋碑录》、《京兆金石录》、《访碑录》、《元丰碑目》、《资古绍志录》诸种，今皆散佚不传，犹藉是以见崖略。又《汝帖》十二卷，《慈恩雁塔唐人题名》十卷，以及《越州石氏帖目》，则他书所不载，而亦藉是书以觇其大凡，亦可云有资考证者矣。钞本流传第四卷京东北路，第九卷京兆府下，十一卷廉凤路、河东路，十二卷淮南东路、西路，十六卷荆湖南路、北路，十七卷成都路，并已阙佚。十五卷江南东路饶州以下至江南西路，亦佚其半。十八卷梓州利川路惟有渠、巴、文三州，而错入京东西路、京西北路、淮南路诸碑。其馀亦多错简，如魏三体石经遗字条下，文义未竟，忽接“石藏高绅家，绅死，其子弟以石质钱”云云。乃是王羲之书《乐毅论》跋语，传写者窜置於是。朱彝尊《经义考》於刊石门内魏石经条下，引欧阳棐、赵明诚石藏高绅家云云，盖未详究原书，故沿其误。今一一厘正。其阙卷则无从考补，姑仍其旧焉。
△《舆地碑记目》·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王象之撰。象之，金华人。尝知江宁县。所著有《舆地纪胜》二百卷，今未见传本，此即其中之四卷也。以天下碑刻地志之目，分郡编次，而各注其年月姓氏大略於下。起临安，讫龙州，皆南渡后疆域。其中颇有考订精确者，如镇江府丹徒《梁太祖文皇神道碑》，辨其为梁武帝父。《成都府殿柱记》作於汉兴平初年，知其非锺会书。嘉定府《移水记》有“嘉州”二字，知其非郭璞书。台州临海庆恩院、定光院、明智院、明恩院，婺州义乌真如院诸碑，福州乌石《宣威感应王庙碑》，并书会同，则知吴越实曾用契丹年号。皆确有证据。至如上霄峰夏禹石刻，南康军已载之，又载於江州。孔子《延陵十字碑》，镇江府既两载，又载於江阴军，又载於昌州。又如徽州则载歙州折绢本末一事，澧州则载杮木成文太平字。皆於碑志无涉，颇属不伦。又思州下独载《夏总幹墓志略》一篇，大书附入，体例更为庞杂。然所采金石文字，与他书互有出入，可以订正异同。而图经舆记亦较史志著录为详。虽残阙之本，要未尝无裨於考证也。
△《宝刻类编》·八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不载其名，诸家书目亦未著录，惟《文渊阁书目》有之。然世无传本，仅见於《永乐大典》中。核其编写次第，断自周、秦，迄於五季，并记及宣和、靖康年号，知为南宋人所撰。又宋理宗宝庆初，始改筠州为瑞州，而是编多以瑞州标目，则理宗以后人矣。其书为类者八：曰《帝王》，曰《太子诸王》，曰《国主》，曰《名臣》，曰《释氏》，曰《道士》，曰《妇人》，曰《姓名残阙》。每类以人名为纲，而载所书碑目。其下各系以年月地名。且於《名臣类》取历官先后之见於石刻者，胪载姓氏下方，以备参考，诠次具有条理。其间如书碑篆额之出自二手者，即两系其人，近於重复。又如欧阳询终於唐，而系之隋。郭忠恕终於宋，而系之五季。只就所书最初一碑为定，时代岁月前后，未免混淆，於体例皆为未密。然金石目录自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三家以外，惟陈思《宝刻丛编》颇为该洽，而又多残佚不完。独此书蒐采赡博，叙述详明，视郑樵《金石略》、王象之《舆地碑目》，增广殆至数倍。前代金石著录之富，未有过於此者。深足为考据审定之资，固嗜古者之所取证也。原本屡经传写，讹脱颇多。谨详加订证，厘次如左。其《名臣类》十三之三，《永乐大典》原阙，故自唐天宝迄肃、代两朝碑目未全，今亦仍其旧焉。
△《古刻丛钞》·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陶宗仪编。宗仪有《国风尊经》，已著录。是编前后无序跋。所抄碑刻凡七十一种：汉一，后汉二，晋一，宋三，梁三，隋二，唐四十九，南唐一，北宋二，南宋一，无年月者六。皆全录其文，以原额为题。无所考辨，亦无先后次序。盖随得随抄，非著书也。然所载诸碑，传於世者甚罕。惟汉建平郫县刻石见於《隶续》、《汉隶字源》，唐薛王府典军《李无虑墓志》见於《金石录》。其馀如宋之《临澧侯刘袭墓志》、梁之《永阳敬太妃王氏墓志》、唐之《汝南公主墓志》、《尉州刺史马纡墓志》，多与史传相发明。又载唐人曹汾等《别东林寺》，徐浩《题宝林寺》及《谒禹庙》，释元孚与王謩《游天台诗》，共七首，亦自来录唐诗者所未及。古人著作，托金石以垂於后，然金石有时而销泐。其幸而存者，不贵存目，贵录其文，而后可传於无穷。故洪适《隶释》、《隶续》，较《金石》、《集古》诸录更为有资於考证。是书摭拾佚文，首尾完具，非惟补金石家之阙漏，即读史谈艺，亦均为有所裨矣。
△《名迹录》·六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朱珪编。珪字伯盛，昆山人。旧本或题曰元人。观其首列洪武二年昆山城隍神诰，升於元代玺书之上，即徐坚作《初学记》，以唐太宗诗冠前代诸诗之例。又顾阿瑛至洪武中尚随其子徙临濠，而书中有其墓志铭，其为明人确矣。称元人者，误也。珪善篆籀，工於刻印，杨维桢为作《方寸铁志》。郑元祐、李孝光、张翥、陆友仁、谢应芳、倪瓒、张雨、顾阿瑛诸人，亦多作诗歌赠之。又工於摹勒石刻，因裒其生平所镌，编为此集。题曰“名迹”者，其序谓取《穆天子传》“为名迹於弇兹石上”之义。考《穆天子传》，称乃“为铭迹於元圃之上”。其字作“铭”不作“名”，珪殆以《说文》无“铭”字，故改“铭”为“名”。然铭非弇兹所称，乃记其迹於弇山之石，又无名字，不知珪所据何本也。汉代诸碑，多不著撰人、书人，刻工尤不显名氏。自《魏受禅碑》，邯郸淳撰文，梁鹄书，锺繇刻字，是为士大夫自镌之始。欧阳修、赵明诚等辑录金石，仅标题跋尾而已。自洪适《隶续》备列碑文，是为全录刻词之始。若自刻其字而自辑其文为一书，则古无此例，自珪是编始也。首诰一篇，御制祭文五篇，玺书七篇。盖尊帝王之作，不敢与臣庶相杂，虽篇页无多，而自为一卷。用元好问《中州集》冠以御制两页自为一卷例也。次碑十四篇，记二十九篇，墓表一篇，墓碣五篇，行状一篇，圹志二十三篇，墓志铭二十四篇，杂刻字画二十六种。末为《附录》一卷，则皆一时赠言也。原目注阙者，凡《石室铭》、《三佳铭》、《灵槎诗》、柯敬仲《题桃花鸟诗》四篇。今有录无书者，又御制祭文五篇，玺书七篇，碑八篇，记十四篇，碣一篇，行状一篇，圹志十四篇，墓志铭二篇，杂刻六种。其元《故处士易府君圹志》一篇在《故宜人李氏圹志》前，而目录列《青村场典史沈公圹志》后。又《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后有《故王子厚墓志铭》一篇，而目不载。盖传写讹脱，非其旧本矣。魏张晏注《史记·儒林传》，据《伏生碑》，知其名胜。晋灼注《汉书·地理志》，据《山上碑》，知黎阳在黎山之阴。其曰阳者，兼取河水在其阳之义。唐司马贞注《史记·高祖本纪》，据班固《泗上亭长碑》，知“母媪”当为“母温”。宋方崧卿作《韩文举正》，亦皆以石本为据。而欧阳、赵、洪诸家，以碑证史传舛误者，尤不一而足。是编所录，皆珪手镌，固愈於年祀绵邈，搜求於磨灭之馀者。如元末郭翼，诸书载其洪武中出为学官，非得是书载卢熊所作翼墓志，不知其卒於至正二十四年，未尝改节仕明也。足见其有资考证矣。
△《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暐撰。暐字耀卿，河南人。弘治中官苏州通判，与吴县知县邝璠，举人浦应祥、祝允明等，采郡中石刻，汇而录之。自学校、官宇、仓驿、水利、桥梁以及祠庙、寺观诸碑碣，分类编辑。区为七目，凡一百馀篇，皆具载全文，用朱珪《名迹录》之例。采辑金石文字者，原主於搜剔幽隐，考核旧闻。故欧阳、赵、洪诸家惟主於搜求古刻。是编以汉唐旧迹多见诸书，独取明初诸碑，体例虽不免少隘；然其所录，如济农、永农仓诸记，则备陈积贮之经；许浦、湖川塘诸记，亦具列疏浚之要。皆取其有关郡中利弊者。而於颂德之文，谀墓之作，并削而不登。其用意颇为谨严。且多有志乘、文集所未载，独赖此以获传者，亦颇足为守土者考镜之资。以是作舆记外篇，固未尝无所裨益也。
△《金薤琳琅》·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著录。是书仿《隶释》之例，取金石文字，蒐辑编次，各为辨证。凡周刻二、秦刻六、汉刻二十三、隋刻五、唐刻二十七，於古碑皆录原文。其剥落不完者，则取洪适《隶释》补之，不尽据石本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论其载《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不知《隶释》所录但有碑阴而无两侧，乃误合两侧於碑阴，更讥洪适之阙漏。又论其所释两侧之文，以“河南匽师”为“河浦退师”，“任城亢父”为“俟成交父”，舛谬殊甚。今考其中若第七石鼓内“斿”字下一字石鼓作“”，薛尚功作“忧”，此乃作“夏”。《会稽石刻》“无辠”之“辠”即“罪”字，此作“辜”字。书体颇误。又《泰山石刻》“既天下”句，《秦篆谱》“既”字下有“平”字，与史合。而此碑於“既”字下不注阙文，疏略尚往往而有。然所录碑刻，具载全文，今或不能悉见。《金石文跋尾》谓所载贞元九年《姜嫄公刘庙碑》，今已损失三十馀字，是可以备参核矣。穆别有《南濠文略》六卷，其后二卷即此书。所载诸碑跋，盖用《集古录》跋尾编入本集之例，然穆之文章，在可传可不传之间，不若以此本孤行也。
△《法帖释文考异》·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顾从义撰。从义字汝和，上海人。嘉靖中诏选善书者入直，授中书舍人、直文华殿。隆庆初，以预修国史成，擢大理寺评事。此乃所作《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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