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将来在社会的角落里，让他们像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傻子一样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在未来社会里，把这一想法变成现实，即教我们的孩子动手能力，及处理自己的一切事情，这不正是教给他们‘啊、啊’自杀的方法吗？要是真替我们的孩子考虑的话，为了避免在未来社会中被淘汰的现实，就必须教给他们武装自己进行自卫！这不但会污染当代世界，而且像我们的孩子们那样的残疾儿的数量会迅速增长，一旦我们的孩子多到令人瞩目的程度，就会被当作低下的先行者，成为人民憎恶的目标。将来，弱小民族、受歧视阶级成为必须生存在威胁下被憎恶的对象！然后，又有新的民族和阶级站立起来，可是，我们的教师教过我们的孩子们进行自我防卫的方法吗？”
在这篇小说中，即夸张语气的开头部分，写了一段残疾儿在东京车站迷路的故事。我在描写一个惊慌失措到处寻找孩子的父親的心里活动时，引用到布莱克的诗。在车站内的人群里寻找迷途的孩子，父親似乎觉得自己才是被遗弃的人。他嘟囔着“爸爸，你丢下我，到底要去哪儿呢？”“这么一说，我就像一个无信仰的人，在面对一个陌生人（啊，啊，是面对父親吗？）祈求帮助，发出了只有在那种场合下才有的祈求。father！father！whereareyougoing？odonotwalksofast．aspeak，father，speaktoyourlitterboy．／orelseishallbelost．我在东京车站内到处乱窜，急切寻找弃我的人，啊，啊，我终于追上了逃走的fater？”
要追溯到出版的两、三年前，我写这个长篇的时候义幺１０岁，那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与我小说里写的故事相似。事实上，义幺不单纯是迷了路，而是被人带走后，又甩掉了。我之所以没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写进小说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有被迫害妄想症，认为或许还会有跟上次一样蓄意誘拐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害怕报纸报道此事，就没向警察报告。当然，如果那天我们最后没有找到义幺，妻子肯定会给警察打电话的，我也绝不会阻止她。当时，妻子担心我的被迫害妄想症发作，最后如果是对方先挑衅，我会向别人施加被认为是防卫过当的暴力。
关于我的被害妄想症，本来我不想把责任归咎于别人；仅仅是作为故事的开始，我必须说出那件事发生之前，他们的执拗带给我的影响，即四、五年前开始的永无休止的电话和来信。起初，我以为每天给我打五、六次电话我一拿起电话他就默不作声的人和来信写明姓名和地址的人不是一个人，因为打电话的次数不确定，所以我还以为那是全社会对我表示的敌意。后来，不用多说，我知道绝大多数沉默的电话是写信人打的。
现在，这些已经成为永远的恶梦，我想省略故事的详细情节，写信和打电话的人是一所名牌大学商学系的学生。他说自己想当一名评论家，为走上文坛，请我给他一些帮助，他在桌前坐几天，也写不出来一行字，却对我说：“你教我开始写文章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信中始终流露出一种傲慢的自信，只有这才是对他的拯救，过了不久，他不仅给我写信，也开始给妻子写，说：“只看重残疾儿却拒绝健全人的要求，这是不应该的。”似乎表现出憎恨。一天内，屡次打电话和写信，差点儿把我们给折磨死，他还攻击我们说，“为什么只有自己才必须受苦呢？”甚至暗示出自杀的想法，我给他写信说：“不管是打算学习，还是要工作，首先，精神状态要恢复健康，为此只有找医生谈一谈。”事实上，我正是以此为根据，认为他就是打沉默电话的人，电话从早到晚不断地响——可能是这位学生的父母不在家吧——我用命令的口气低声说：“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后挂断了电话，于是新的方式开始了。妻子接电话告诉他我不在，他就说：“最近在电车上发生了一起案件，邻居的头被凶器打了。”我和妻子每次一听到电话铃响就紧张，它使我们回想起十年前政治意图明确的攻击电话。这似乎要把我推向被迫害妄想症的更深处。
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已经过了午夜，家人都睡了，暖气阀门也关了，我就把穿着的防风茄克连头包上，扣上袖口，还在继续工作。屋外总是传来说话声，起初我以为是两个人在谈话，可并非如此，好像曾叫过我的名字。我从大门的窗口往外窥视，有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门边，对着破旧的对讲机在说话。我便问：“有何贵干？”对方好像是喝醉了，用年轻人骄纵的口气说：“说‘贵干’可担当不起呀。”我说：“如果没有什么急事儿，夜已经深了，还是等明天再说吧。”说完就关上了门。可是门外的年轻人还是对着对讲机说个没完。我无法再工作下去。那二、三年，为了治疗失眠症，我每天在睡前三十分钟做负重体操，因为做操，我还保持着年轻时代的体魄，甚至显出从未有过的强壮。三十分钟的锻炼结束后，他还在对着对讲机发议论，我感到压抑不住的愤怒，操的前襟，把他拽到车站去。那时，我已读昭吉尔克里斯多写的《布莱克评传》，我想可能是受布莱克在费尔潘时那件事的影响吧。我走出大门，当我用防风茄克蒙头的模样一出现在门灯的灯光下时，前后都发出了惊叫。后面的惊叫声是妻子发出来的，她正从卧室往门的方向看，因为看到我的样子而受到惊吓，前边那个惊叫的人已经一溜烟儿地逃掉了。考虑到被害妄想症，妻子担心我伤害别人，造成防卫过当，直到那时我还是那种样子，正是她深感不安的原因。
在我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很充分的证据说明我对外来者是不封闭的。一天，有两个学生来访，在那之后，他们对我们做了一件事，这对义幺来说是最痛苦的体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使我的行为脱离了正常的轨迹。
宇波君是从关西来的学生，带他来的是沉默寡言的稻田君，他们从同一高中毕业后，稻田君考入东京的大学。那时候，我在忧郁中写下长长的日记，记录下我们的谈话。借助当时的日记，我回想起他们来拜访我那天发生的事。我起得很晚，从书房兼卧室的那个房间下来时，发觉客厅里义幺跟来客在玩。他们从莫扎特作品集中读出克歇尔目录，让义幺猜曲名和调子。我曾就这种游戏写过短文并发表过。妻子在厨房高高兴兴地忙着准备午饭。想做雞肉雞蛋盖饭，够客人和家里所有的人吃的。妻子一边做饭一边告诉我说，两个学生是w老师介绍来的。能说会道的那个是“公明党市议员”类型，另一位是忧郁不善谈的人。那天早上义幺身体不舒服，没去上学，那二个人很巧妙地让义幺打起精神来玩游戏。其中一人好像是在残疾儿班级搞教育实习的学生……
帮妻子端完饭后，我也走进客厅，我和他们边吃边聊。受妻子的热情感染，宇波君面带微笑，当时正流行长发，可他却把头发剪短，露出光泽的头皮。看来义幺想玩，不愿意回到和母親两个人同住的卧室去，于是妻子和他一起玩。从他的年龄来看，义幺很少这么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构成大家快乐气氛的一环。宇波君来了之后没多久，不仅是义幺，连妻子也加入到快乐的谈话中来，可另一位稻田君就像是左翼运动中的一类，隂郁着不知如何是好。
那天，跟学生们，更确切地说是跟宇波君的谈话，他像一个演员，表现出了精湛的演技，有三个情景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饭后，妻子和义幺还没走，宇波君显出一种很受老师们喜欢的样子，谈到几位著名学者的近况。当我问到他们在w老师家里都谈了什么时，他就开始谈介绍他俩来的w老师。几年来，w老师多次让一部分学生把有关左翼运动的书从研究室里搬出来，到旧书铺去卖，所以未必能受到学生活动家的信赖。
宇波君说：“我们去的时候，w老师正在半张席子大小的水池边给竹屉刷油漆、上面撒满冬日的阳光，京都有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家里有‘能乐舞台’，w老师的生活比他的更简朴，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个印象。他还喜欢bricolage，若无其事地在读还没翻译成日语的莱维·斯特劳斯的《野蛮的思想》。
宇波君说经京都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介绍，他们去了w老师的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复印我的毕业论文的法语梗概，在鼓吹麦卡锡旋风的时代结束时，一位加拿大前外交官哈佛·诺曼在开罗自杀了，他也是一位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是他把w老师介绍给跟自己有交情的政治学家m教授的。w老师说，m教授有病在身，不好介绍，既然是我的论文，还是直接跟本人联系一下吧……
我很注意听宇波君的话，发现虽说“被介绍”，也是很含糊其词的，暂且不论这些。宇波君从关西到东京来的几天里，见到了很多学者、作家和评论家，这些就是所谓的靠学院派和新闻界来支持的战后民主主义人士——当然，我属于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从青年时代成长过来的人。
“正在斗争的人和周围的同情者把民主主义形式化的责任推到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人身上。当然了，他们从前是被敌视的人，已经失败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批判这些空谈家，用英语说就是laughingmatter，我引用您的短文作论据。我们看到了这种你争我斗的情景。我们想引爆双方间的吊桥，现在，距离成功还很遥远，对对方来说，或许有必要进行修复。我们在京都见到的这些老师们说：“如果我们为此提出了方案，我们将对你们暗淡的前途给予支持。”我们已收集了介绍信。
我在日记中，按宇波君的态度变化过程，分１、２、３三个部分，把他的谈话清楚地记录下来，在第２部分的开头，记下了上面一段话。妻子和义幺听不懂这些，回起居室去了，只剩下我和两个学生还在谈话。宇波君非常有礼貌地谈老师们的情况，当讲到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时，没有比他说得再中肯的了。
“尽管我们把您的随笔当作laughingmatter——这是事实，可您既不是跟政治理论有缘的人，也不是政治上的活动家，所谓教条的批评，一开始前提就错了。可是，我们对您的处世之道感到忧虑。当左翼运动现场的人对您冷言冷语，甚至拿您当笑柄，虽说最近没对您说什么，可是我们的立场或者我们的职责是动摇不了他们的，我们在高中时代就读您的作品，那时曾写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即使他们要威逼我们的理论和行动，我们也不去当现实主义者，所以说，从战后民主主义的幻影出发，即使被说成是不自量力，我们也决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或许今后再过十年，到那时，您的想法和现在的还不是一样吗？这实在是没法读，我们焦急呀。不管什么时候，您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可是，您这么想的依据何在？我们站在您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您有一个残疾儿子。让残疾儿上普通班级运动跟我们搞的运动很相似。您知道吧！可是，您并没有参加这个运动。您们把儿子送入特殊班级进行教育。如果我们批评您说这是助长歧视、再创造歧视，您还会写这种没法读的文章吗？残疾儿有许多种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残疾儿去普通班级，就有问题了。可是，您不是说过：“让自己的孩子去特殊班级。”吗？总之，您们把自己的儿子置于生活的中心，根据自己的体验来作判断，所以，作为外人，批评你们是很得不偿失的呀。我们能读懂《洪水……》，你认为不管社会制度怎么变化，也只能让残疾儿自己照顾自己，对吧？既然这么说，您就不会参加运动。这，怎么说呢，这是您做得很妙的地方。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无法忍受呀。”
宇波君停住了话头，想看看我的反应，这时，我问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
“他说‘我们’的时候，包括你吗？宇波君说的话，你也同意吗？”
“同意，因为他说的是我们的想法。”这几乎是那天稻田君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没说什么。只是在日记的第２部分里记录下宇波君的谈话，现在读起来，他的话好像是对我那一时期处世方式的奉承。不一会儿，宇波君由前面谈话时的那种语气陡然转变成血腥、挑逗性的谈话方式。
“您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书的版税委托给‘被轰炸二世’组织了吧？他们为了在全国游说，买了辆车，在报纸上发表讲话，可实际上，他们只用五分之一的钱买了辆破车。在出发前发生了一起事故，说是没有修理费就走不了，这钱又是从您那拿的吧？剩下的钱干什么了？您不认为他们送到同党上级组织那里了吗？那时，听说来东京游行的学生被逮捕了，所以有的人坐飞机逃跑了，有的向您和h大学的代理校长请愿，结果都被赶跑了，是这样的吧。您害怕敌对党派的实力斗争，于是就从羽田逃到您上级组织的膝下啦，您花了冤枉钱，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