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福，以折法将沙酋之锋。广西援兵，分为两路；左路提督刘玉成一军，趋太原北宁，以次进剿；右路则道员赵沃一军，由兴化、宣光等处，分击贼党，直抵安边河阳，破崇英等巢穴，尽歼渠魁。奉国威灵，将士用命，幸得保其东境，故法人寝谋，不敢遽吞交趾者，将逮一纪。然臣每询诸边境商民，知法人志在必得越南，以窥滇、粤之郊，而通楚、蜀之路。夙夜惴惴，惧其狡焉思启，所恃条约已定，国威日崇，开埠之外，当无异志；乃昨八月二十九日，接到两广督臣张树声来函云：法国海军卿，请于其主，增加水师经费，又中寄横滨书，报称于七月初九日，见英伦公历七月二十三日，我六月二十八日，发来电报云：法国下议院议准筹借二百五十万法郎，为越南东京海湾水师经费；军饷既储，师行在迩。十四日复见横滨巴得利法文报云：法海军卿格罗爱，见在逐日筹划东京用兵之事，所派统兵将军，本报馆已知其名，俟突尼斯案一结，即可起程。臣逖听之下，不胜惶骇。窃叹法人果蓄志而逆谋，嗜利而背约也。又闻造此谋者，乃法人伯朗手般，在越南西贡为巡检司，开埠之后，招徕土夷客民，众至百万，民情相洽，物产日增。柬埔寨所招商民，亦二百万，运米出洋，岁百万石，所征赋税，入西贡库藏者岁计法郎二百五十万。枚埔本荒薮，开成通衢，车路方轨，沟渠备浚。越南素奴视柬埔人，今柬人感法恩德，愿以六百万口，献地归附。故伯朗手般以越南可取情形，告其总统。今富良江一带，法人已驶船开市，议溯上流，以达澜沧江，通中国之货，结楢方诸夷，以窥滇、粤边境，筑西贡至柬埔寨铁路，以避海道之迂绕。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政治不修，兵赋不足，势已危如累卵。今复兴兵吞噬，加以柬埔之叛民，势必摧败，不可支拄。臣案同治十三年，法提督仅鸣炮示威，西三省已入于法；越南国王，许于红江通舟，地险已失，所立条约，惟不肯予以东京；国势岌岌，恃此为掎角。今复夺其东京，即不穷极兵力，图灭富春，已如赘疣，不能自立；而况豺狼之性，有不可测者乎？臣以为法人此举，志在陷取越南全境无疑；既得之后，或请立领事于蒙自等处，以攘金玉石锡之利；或取道川、粤以通江汉，据泰西诸国通商口岸之上游，计狡志邪，未有涯涘。况滇中自同治以来，平定逆回，或歼或降，其余党之桀黠者，类多潜窜越南，啸聚山谷；或南奔洋埠，为法人役使，不免告以军情虚实，边地情形；故时有夷人，阑入滇境，以觇形势。倘法人遂覆越南，则逆党必借凶焰，导之内寇，以逞其反噬之志。今云南地瘠民贫，铜政未复，疆宇孔棘，兵饷维艰，闻警忧惶，罔知所措。或以为西人唯利是营，唯通商是亟，则吐蕃求互市，而戎马践于汧渭之郊，先零盗牛马，而烽火遍于河湟之上，不能徇其一时之风声习俗，而以为不我寇掠也。我国家惠养黎元，覆帱无外，边关四启，荒裔来庭，虽德扩列圣之仁，而运承百王之敝，订盟海上，给以金钱，假以租地，而夷性荒忽，不知礼义，日在照临之中而不知感，已擅中土之利而不知餍，狃犾睢盱，寖以骄悖。法人之恶罪不胜诛。然臣以为此非法人之罪，而东夷日本之罪也。何者？春秋之法，罪必诛其首恶，书繻葛之战，所以诛郑伯之首犯王灵也。书齐侯之灭纪，所以诛桓公之首败王略也。下至友邦之国，六国御秦，先败纵约者则伐之，日本以嵚崟小岛，孤悬海中，名微俗陋，曾厕朝贡之列，自西人通商，乃顑颔蹙颐，以从诸国之后，设公司于沪上，本非有英、法之富，意、德之强，朝廷宽以待之，冀其安静帖服，联诸夷之盟好，乃鸱义不悛，首败盟约。同治之末，弄兵台湾，与生番造衅，以耀武西夷，尝试中国。毅皇帝贷而不诛。光绪二年，遂灭琉球，夷其宗社。夫中山王世受天朝职命，为我属国，见灭外夷，义在必讨。同为与国，恣其暴虐，即以西人所立万国公法而论，亦罪有必问；而英法各国，相视不发，无起而问其故者，则以蛮夷之性，本无仁义，见中土沃饶之利，久生戎心，惟以国威尚震，莫敢先动；有为戎首者，则视其祸福安危以为进退。国家既释倭人而不诛，则有以知中国之好安而恶战。国家既不问灭琉球之罪，则必不问灭越南之罪。故法人遂■〈忄间〉然自肆，翦我藩篱，窥我门户。臣知法人此举，皇上闻之，亦必赫然震怒，恭行天罚。然即出援师，禁侵暴，所向克捷，而法人犹得藉日本为辞，无以摄其骄悍之气，不若及法师未出，东京未灭之时，先讨日本之复琉球，则时雨之师，足以下俘囚之涕。九伐之法，足以慑逆夷之心。是不战而存越南也。其或怙过不改出师问罪，亦名正而罪当。臣极知皇上以息兵养民为心，不欲劳师涉远，而诸国桀骜如此，尤而效之，日引月长，藩篱尽去，亦终不能弭兵而省费，所用之兵赋，将有什伯于今日者。故臣愿皇上奋其天断，亟正倭人之罪，而杜诸夷之奸也。夫两利相权则取其重，两害相权则取其轻，日本赖中国通商以为国计，今其财力已自虚耗，峻法黩武，民怨其上，数戕官吏，已有乱萌，及此时而不日本之讨，坐待越南之亡，则美国久訹朝鲜，必起而掠之；英人已通缅甸，必劫而持之；暹罗与缅人构衅，法国将诱而服之。倭人以为莫我讨，则将求台湾而牧之；俄国与新疆交界，其壤未定，又将窥我之瑕而侵越之。因利乘便，同时并举，则不惟滇、粤之忧，而欲求如今日之但谋东征，亦不可得也。遑言安坐而无事哉！故臣以为寝兵而祸大，不如急征而患小也。顷者琉球遣臣，潜来中国，畏倭人之势，不敢控告。匿名敛迹，泣于天津，而日本使臣，乃敢以犷气强词，于通商衙门，譊譊置辩，无礼已甚。臣远在边隅，不胜愤懑，逮闻俄国和约已成，私心庆幸，以为北边既安，可以移防北之师，出而东讨；旋闻有旨裁撤防军，知皇上深仁涵育，已赦倭罪而不问。臣愚即思以夷情入告，求伸天讨，犹冀他国之不相顾而起，则息兵亦所以怀远；不谓俄防始撤之时，即为法兵伺隙之始；不正日本之罪，何以折法国之谋？不止法国之奸，何以肃诸国之志？伏乞皇上先暴日本之罪恶于天下，布告西人，绝海上通商之东使，倭人已可坐困。简大臣宿将有威望者，起东三省之兵，出朝鲜以扼其西；选明习韬略，娴熟水师之将，由宁波、定海率舟师趋长崎以攻其南；倭人离贰已久，必当自溃，即负嵎抗拒，而我朝师武臣力，必无挠败之虞；或虑来扰海滨，则东南沿海，久设练军，亦自有防御之具。琉球臣民，喜复疆土，必将有助顺之师，凭庙算之长，海外有捷，则天戈远震，四夷戢兵。朝鲜、暹罗、缅甸诸国，可免蚕食，不独越南也。若虑兵端一开，挑衅诸国，则倭人、法人，背万国之公法，即聚西人于海上而议之，亦不能巧为解说。党恶而崇寇，以中国全力，诛一日本何患不济。春秋传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国家以睦邻之道，兴问罪之师，诸国闻风，无敢置喙；或有惩元世祖日本之役，及明嘉靖倭寇之患者，以为东夷伉劲，势不可撄；则不知元世祖好勤远略，所用者骄兵，非义兵也。明倭寇之杀掠江浙，衅始妖僧罗海，为乱者汉奸，非今日逆夷也。以顺讨逆罔不克，以义攻骄无不破，臣愿皇上熟计而审行之也，且用同治以来，讲求洋务，设立海防，习水师，修炮台，购铁船，造枪炮，费帑藏以百万计，而曾不得一日之用，亦安知兵力之果精与否？彼四夷之环坐而观听者，又乌知朝廷宽大之德，而不以为怀安之计耶？况自南海议和以来，三十余年矣，未闻守其前议，不进而要求。口岸之设，岁进而日加，诸国之衅，循生而迭起，其虚立公法，不能自守明矣。即欲长保和约，亦必有以固其藩篱，示以武略，而后不为外夷之所轻，甘于从我之约束。昔汉有阎盘伊吾之胜，而后匈奴无焉耆之使。唐有李晟西川之捷，而后南诏有点苍之盟；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本末先后，古今一体。若复隐忍自安，匿罪不讨，顿兵竭饷，岁月若流，宿将凋谢，诸夷日骄；拒之则敌益众，听之则病益深；兵食愈繁，祸乱愈甚，则何如先发而弭未来之患，惩一而戢诸国之谋耶？臣以菲材，受国厚恩，老病之余，精力衰耗，先后引疾，皆蒙圣旨慰留，尝憾旷职边疆，无以报三朝之殊遇，而遐陬僻处，闻见每迟，见在倭人曾否悔惧，或朝廷已有成算，皆弗克知，区区愚忱，方怀远虑，适闻外患近在南藩，何敢缄默不告？所有熟审边情，敬陈管见缘由，谨具折密奏，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保小捍边当谋自强疏（光绪八年）张佩纶
署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臣张佩纶跪奏，为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恭折沥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伏处田间，侧闻朝廷以俄人要盟，遣使改约，勒兵备边，相持一年，仅而无事。妄意自今伊始，国家稍得敌情，于驭外之规，筹边之要，必将有改弦更张，可久可大者。奈何其犹阒然也。日本既废琉球，更乘俄约未定，为分岛拓商之请，使怒而去，我初未有责言，外洋量中国谋一矣。法兰西越境而图越南，使者嗫嚅，不能责以侵小之罪；越南私与法盟，思假滇中以通商道，我亦未遑诘问。外洋量中国谋二矣。互市四十年，而水师多中舰，少西舰，沿海数千里，而各营有防兵，无战兵。外洋量中国力三矣。内者量吾之谋不过一和，外者量吾之力不过一守，宜倭、法之披猖，而诸国之窃睨其旁也。夫环地球各国，俄最大，英最富，德暴兴，兵最精，彼若协以谋我，斯为大敌。今俄内乱而新与我平，英畏俄、德猜法、美自雄一洲，夙亲中国，仅不戢将焚之倭，收合余烬之法，妄思席卷小邦，蚕食属国，譬诸徐偃王、宋襄公之求霸耳。此殆天之所以资中国也。乌可纵敌贻患，长寇启戎也哉？况日本之于琉球，法兰西之于越南，谋之豫而发之也锐，此必非口舌所能争也。争以口舌，虽仪、奏在前，贾、何在后，不能得之。谋日本者，且曰吾防吾海耳，然日本安然而得琉球，愿已足矣。我苟无存邢、封卫之心，彼庸有得陇、望蜀之想。徒防示怯，何足以复琉球哉？然则驭倭之策，虽无伐之之力，当有伐之之心，虽无伐之之心，当有伐之之势；欲集其势，则莫如大设水师。论者谓水师当以北洋为一军，江、浙为一军，闽、粤为一军。臣以为北洋三口，可自为一军，江南可自为一军，浙与闽可合为一军，而粤似宜异军特起者也。何以言之？论形势者，当视都城为轻重，天津东连旅顺，南控登州，庙岛林立，扃钥深固，所以拱卫京国，萦带陪都，诚隩区也。雍正间，设都统等官驻新城，肄水师，乾隆间裁缺，嘉庆之季，复设总兵。今营汛又多改并，宜参用前制，设北海水师提督一员，以直隶天津、通永、山东登莱、奉天金州为四镇，属之提督，师船当分驻旅顺、烟台、大连湾，以控天险。李鸿章昔尝亲历烟台，七年冬，又复履勘旅顺，知之必审也。庚申之役，病在弃登州、旅顺不守，故敌得征粮登州，取水庙岛，屯煤米大孤山，以逼天津，而无内顾之忧。今自沽塘迤逦以及旅顺，炮台建制，渐精渐密，而烟台仅通伸冈，炮台为丁宝桢所筑，历任抚臣，不复过问。大孤山、小平岛、水深泉美，沙性融和，无有蕴孽，于铁甲船最宜，洋人颇垂涎之，自非作军谋帅，集资造舟，起而据外海外岛，不足以联三省为一。都城重则天津重，天津重则连湾各岛重，不可忽也。曾国藩既下金陵，长江水师，定为经制，而沿海水师，颇仍其旧，舟敝师羸，与各省水师，同不可用。夫自鄂规吴，则当习舟师于长江，以收建瓴之效；居中制外，则当习水战于外海，以张挞伐之威。上海为洋商窟穴，南北喉衿，一隅实系天下之重。故论今日江南形势，当先海而后江，乃长江于提督之上，又简大臣巡阅，则节制五省水师之权已分，而江流入海，脉络钩连，门堂夹锁，狼山一镇，虽隶长江，崇明福山，沿海水师，仍归江南提督统辖，新创轮船水师，亦奏归江南提督统带，是节制一省水师之权亦不能合。李朝斌本以水师建节，近亦深居简出，巡海不过至畲山而止。且于上海造提镇行馆，尤非水师所宜。防俄之役，吴元炳请彭玉麟兼筦江海，抑朝斌也。然玉麟以七十之年，巡江有暇，复令操海，非所以体恤劳臣。此特一时权宜，岂经久至计乎？宜改长江水师提督为江海水师提督，驻上海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镇均隶之，专领兵轮出洋聚操，淮扬水师与瓜州镇，亦宜改用西式江船，演习棉药水电，以为后拒。责大臣以巡江，兼顾五省；责提督以巡海，专顾一省；移江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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