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不形掣肘矣。
以上六条，皆近今之要务，吝惜断难于奏效，迂缓非所以图功，应请敕议施行，又安海圉，边防既固，战守均确有把握。倭人屡经犯顺，当可照会各国，特伸天讨矣。该四岛毗连，不及中国行省之四，加以赋重民愁，势难终日，国债积至五千余万，通行楮币，穷蹙可知。然犹敢藐玩中朝，奋其螳臂。前此台湾之役，琉球之师，我皇上曲予包容，置不与校。今乃朵颐朝鲜矣，朝鲜国小民贫，揭竿之变，实因该夷所激而致。朝廷命将出师，假赀贴费，无非为字小睦邻起见，闻其兵船，不时来往朝鲜洋面，绘山川形势，测量汉江口一带，暨杨花港水势深浅，拟设对马岛至釜山浦电线，中藏叵测，意将撤我东藩。若非怵以兵威，难免不意图吞噬。该夷迭经逞志，近修国史，闻且讪及中华，迹其矢口称雄，不过夜郎自大。然外邦传播，未必不存轻量之心，种种行为，殊堪发指，应如何处心积虑，誓翦凶顽，将来有隙可乘，其曲在彼，自应兴师东渡，问罪虾夷，存琉球于已亡，维朝鲜之大局，兵以义动，何敌不摧，蕞尔岛邦，自能慑服。次第经营西贡，以固滇、粤之藩篱，索回库页岛，以存满洲之捍蔽。南洋各埔华民，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师船亦可游弋往来，联其声气，逐渐筹设领事，以系其不忘中土之心。从此职贡万方，远通声教，不独小邦效顺，即欧洲各国，亦莫不戴我威灵矣。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豫筹越南边防事宜疏（光绪九年）李鸿章
前大学士、署北洋通商大臣、一等肃毅伯臣李鸿章跪奏，为钦奉谕旨，豫筹越南边防事宜，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到籍后营葬甫毕，接奉三月十五日寄谕，着不必拘定假满，即回署任等因。钦此。旋准三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密寄，奉上谕，见闻法人在越，势更披猖。该国列在藩封，不能不为保护。且滇、粤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篱一撤，后患何可胜言。迭经谕令曾国荃等妥筹备御。惟此事操纵缓急，必须相机因应，亟须有威望素着，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禀承。着派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应调何路兵勇前往，着妥筹具奏等因。钦此。伏读之下，仰见圣明睠怀南服，倚任优隆，指示精切，感悚曷任。臣维用兵之道，贵先知彼知己；驭外之要，尤须慎始图终；越南地形情实，与法人交涉始末，臣素有访询，请得而详陈之。越之北圻沿边诸省，地本最瘠，万山丛杂，险阻易守，云南藩司唐炯，曾出边亲历其境，去冬奏称该处道路崎岖，水毒风恶，烟瘴终年不解，法人岂肯冒此危险，必非臆度之词。即越南陪臣范慎遹等在津面呈节略，内称北圻之山西、北宁、清化、义安诸省，地险可恃。至河内、海阳、南定、宁平诸省，或沿海滨，或近江道，防守颇难。江道未能与彼争长，而陆路则彼亦难于得志等语。诚以法兵非轮船不行，而轮船至三江口以上，水浅难进。臣前在沪，与洋兵共事日久，审知彼族用兵，素极稳慎，断不敢大队离船，冒险深入。若以零队入山鵰剿，则刘永福所部及滇、粤防军，尚可设法困之。近来法人攻陷河内、南定两城，皆由沿江轮船可至。其滇、粤各营扎堵之处，距江较远，虽兵力不甚精悍，而熟习道路情形，人自为守，似尚无虞窜越。致撤藩篱，曾纪泽电称闻边兵纪律不严，恐露弱象，转足召侮。又称法廷谓遣兵二千驻越，分据要隘，华越均无能为，皆西人夸诞之言，奚足深信。见奉旨饬滇、粤各挑选劲旅，扼要进扎，该督自必遵办。岑毓英等正月间，奏称滇省兵力有余；倪文蔚亦屡称前敌各营，同仇思奋。盖用本省之兵将，出境设防，情形较熟，呼应较灵，运费较省，似不必征调远省客军，致涉张皇烦费也。至法人之责言于越者，因甲戌订约，由红江通商云南，越南刘永福部众在红江上游阻扰，显违原约。故以进剿刘团为辞，而越人则谓法国商船之不能往，由于上游江道滩石险阻，轮船不能通行，并非刘永福阻之。两国各执一词，非中国所能排解。去冬宝海过津，请在保胜设关通商，亦欲中国为之设法疏通，而滇、粤各省，既不谓然，法国复自翻前议，度其添兵攻取南定，查封越粮，又遣新使赴越，勒订新约，无非胁越以逼从，非志在全吞越境也。甲戌之约，语多悖谬，当日越王既未请示，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谕旨派臣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臣受恩至深，久已以身许国，如果于事有济，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惟查广东并未派陆兵出防，仅吴全美所带轮船数艘，驻泊廉琼一带，遥作声势。其船只单薄，断不能与法国著名水师相敌。曾国荃等自能相机调度，臣即前往，势等赘疣。至广东距粤西边境数千里，粤西距云南边境又数千里，其间非驿站正道，文报往返，动须数月，声气隔绝，消息难通。若徒受节制之虚名，转以贻推诿之口实，诚恐误事不浅，应请朝廷仍责成滇粤各督抚自行钤束，妥为调度，随时商办，较有实济。谕旨令应调何路兵勇，妥筹具奏。臣查御外敌与防土匪情事不同，以防土匪之军，制御外敌，鲜能制胜。目今各路兵勇，自以南北洋军实较强，然仅足支海防要地。臣起家兵间，向用淮勇，乃廉颇用赵之意，迭经裁遣，所剩无多，分布直隶、江苏各处，方虞地广兵单，更难抽调大队。且淮勇籍隶北省，于越南水土恶劣卑湿瘴疠之区，甚不相宜。往年唐定奎所部，调防台湾，为瘴所侵，死亡过半，其明证也。淮将黄桂兰，见防粤边，所募皆系粤人，而非淮勇；又况数千里外调营，粮饷军火转运之难，百倍寻常。迨三数月而后到防，形势尚生，事机又变。若与法人开衅，彼此分遣兵船、扰我沿海各口，顾彼失此，尤与根本大局有妨。若无亲军随行，臣孑身前往，转失威重，而亵国体，亦非所以威敌致远矣。臣忧患余生，恨不能糜顶踵以图报君父，既承严命，拟即料理束装，克日起程，过金陵时，与左宗棠筹商，有无可以远拨之队。再至上海暂驻，就电报之迅速，察酌南北军情，再取进止，随时奏请圣裁。所有豫筹越南边防实在情形，谨由驿密陈，伏乞圣鉴
边情已亟宜定宸谋疏（附剖晰附陈片）（光绪九年）张佩纶
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讲学士臣张佩纶跪奏，为边情已亟，宜定宸谋，恭折仰祈圣鉴事。
臣惟法越之衅，论地势则偪于俄之争伊犁；论敌情则横于日之袭琉球；论海氛则等于西洋之驻澳门，英人之索香港；论边患则同于洪逆之起粤西，回匪之扰云南；此诚朝廷所宜长虑却顾熟思审处者也。顾河内之破，已逾一年，南定之扰，又且三月，问使臣则临事言病，问疆臣则临敌言和，问任人则枢臣曰才难，问筹饷则计臣曰财匮；中外扰扰，迄无成谋。瓮漏釜燋，熟视不救。微臣窃以为虞。方今法军新挫，法使复来，进退不能，殆将变计。我若善为箝制，法中悔而改盟，未可知也。朝廷于此，何以应之？夫制敌之方，驭军之略，未有谋不定于内，而能成功于外者。愿圣明垂意焉。
一、彼己宜并权也。论中国情势，新疆甫平，西饷告匮，海防初设，洋饷又告匮，重以大灾洊于西北，伏莽蕴于东南，略内政而务外攘，似非本计。且勋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年皆垂老，所部精锐，亦渐销亡，必有以船炮不及泰西，越南究非近服，为息兵保境之请者，然法自为德所熸，其力困于国债，贫乏殊不自支，君为虚器，政出多门，良将无人，邪士坐议。其图越也，主谋者特西贡之将臣，供饷者特巴黎之商户，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见小欲速，初无坚心。德之毕士麻睨其后，越之刘永福当其前，我滇、粤三省水陆各军首尾衔应，法大举则饷竭，孤立则援穷，势殆难久也。要之中国诚贫，法亦不富，中国诚弱，法亦不强，而地则主客异势，远近殊形，此而怯懦自居，游移不断，使属藩翦灭，列国生心，实为铸一大错耳。
一、和战当熟计。臣非讳言和也，和而存越固和，和而不通滇商亦和，即亡越通滇，而能使法人得越之后，不与越西争界，通商之后，不在滇南驻兵，则亦和。臣不知主和者能之乎？且疆臣亦但知和之易，不知和之难也。和则必偿法之兵费，中国偿之，耻也。使越南偿之，越南不听命；将若何？则必代逐刘永福；刘永福又不听命；将若何？臣窃谓我欲和则法必战，我能战则法自和耳。法人虽有增船增兵之说，而铁船不能入港，陆兵多不过三千，或居舟，或登岸，或守城，或出队；其势已分，越胜而法退，则惧我之纵军合击也。法胜则深入越境，则虑我之断其归路也。我屯军以养重，彼千里而馈粮，遣使求成，将在法国。奈何敝敝焉望脱利古颜色，而卑辞下气以求之乎？伏愿朝廷以款使交邻，责成总署；以防边存小，责成疆臣。和战两端，各有专属，庶疆臣不得以言和塞责，而诸军不致以言和弛防。
一、赏罚宜参用也。军无赏罚，则将不能用其卒，国无赏罚，则君不能驭其臣。自庚申以后，朝廷慎重洋务，如总署章京之保举，出洋使臣之官阶，海防将弁之饷项，赏皆从重，而事机贻误，罚则从轻，宜诸臣之乐于言和而惮于言兵也。今日之事，欲励戎行，作士气，宜自明赏罚始。曾国荃坐镇广东，一无布置，虽有前功，应请明诏开其署缺，并停伯俸。提督吴全美撤兵回境，畏缩不前，应请旨将该提督革职，遣戍军台。其它大臣疆吏徘徊观望者，重则革留以责后效，轻则申饬以示薄惩，然后特诏中外，凡在事诸臣，奋勉图功，则加以不赀之赏，玩泄从事，则予以不测之威，庶三省之疆臣，前敌之将士，无不感激用命矣。
一、水陆宜合防也。自广东以无船为解，而南北洋各守其封，兵船不愿通假，于是言兵者略不及琼廉。臣愚以为滇粤两军，终当以水师辅之也。夫中国水师，出海搏战，诚不如法之精捷，而扼守珠崖，以镇粤海，潜度顺化，以护越都；或捣锡根之虚，或断巴辣之尾；但粤督有人，皆可随时制变。若无水师，则广东西路，门户洞开，设有万分之一，法直以兵艘守之，又将奈何，于战为略，亦于守为疏，非十全之算也。见在滇、粤已议增兵，应将北洋之冲船，酌拨一艘，闽洋之兵船，酌拨三四艘，选良将统之，游驶琼廉以伺利便，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一、兵食宜交足也。法越之事，非如台湾之可以忽起忽止也，亦非如朝鲜之可以苟安无事也。将常为西南边患矣，故筹边当以经久为要策。如臣之计，就地募兵，无取远调也。就兵筹饷，无许过糜也。使兵可久戍，饷可久支，始足集事耳。顾筹饷更有难于筹兵者，滇富在铜，而利源未开，粤富在商，而弊端难绝，屯见在之兵，以待无着之饷，宜疆臣借口于绌饷，而计臣蹙额于用兵也。夫竭内帑以供边饷，诚为弊政，然借洋债以偿兵费，不益之辱乎？今宜以滇饷委之四川，以粤饷委之粤海，部臣前议拨川盐局二十万与滇，近又拨饷八万与粤，使不搜军实，则已多矣，实修边防，臣恐不足，应请敕丁宝桢议月协唐炯一军若干万，敕粤海关监督借拨粤西军饷三十万，并命三省疆臣于滇铜粤盐，浔梧厘税，兴利剔弊，以裕饷源，庶临敌不忧乏食，而事后不议裁兵矣。
一、大小宜协谋也。中国断不言战，法亦断不轻与中国战。彼此相持，以观法越之成败，久之则越终为法困耳。何以知其然也？刘永福之军，不患无人而患无饷，法在河内，则保胜一带，商旅不前，榷税必减，一可虑也。又不患无饷，而患无火器。各国枪炮，远莫能致，二可虑也。夫永福一战杀安业，再战杀利瓦伊业等，不独为越屏藩，亦足为我羽翼。唐炯前议谓器械暗资永福，足以制法，其言已有明征，应请密敕滇、粤两省疆吏，妥为料理。至法人所忌者，终在德之君相，毕士麻饶有雄略，岂尝须臾忘法哉。法得越南，如英有印度，非中国之利，亦非德国之利也。中国若真与德约从连盟，则德迫于欧洲公法，必不许我，但中国隐固其交，自今增战船，购枪炮，皆于德国征取，藉商务以笃邻谊，事远交以便近攻，毕士麻为德深谋，必且倾心相助。但使法人狼顾，越事自可转圜，吏部主事唐景崧远适异域，倍极艰劳，驻德使臣李凤苞，熟悉洋情，颇知窾要，若一则假以升阶，俾充越使，一则申以密敕，俾结德欢，于军事必有裨益。夫伐谋用间，军志所言，于越有晋戎掎角之形，于德有楚汉重轻之势，争雄斗智，岂尚迂谈；固非臣喜为纵横家言也。语曰猛虎之犹豫，不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局躅，不如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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