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酌量散放，勇丁待领欠饷无期，惟有衔恨，或弃此他适，因而填沟壑作不轨者往往有之。统兵者既有虚冒名粮之实，反贻国家欠饷之名，转索欠饷于朝廷。贪鄙欺饰莫此为甚。此宜禁者三也。
四曰刑诛过当。故犯军法，勇丁固有难逃之罪；误犯军法，将帅应有可原之情。乃有法非故犯，亦非误犯。以帑项养育之勇为将帅自营其私，而勇丁无所沾润。既苦鞭策过严，又苦克剥太甚，欲留不愿，欲归不得，度日无计，度岁无资，怨气所结，谤 交作。乃或杀数人以示威，或至杀数百人以绝祸，又或以烹调未善遂斩庖人，或以谀媚未工竟诛近侍。贪残暴刻耳不忍闻。此宜严禁者四也。
以上宜严禁四端，有各军通弊，有此军所有彼军所无之弊，尚有未得其详，或虽知其详而难以言语形容者。总之，有以恤士卒之苦，乃可以制裁减虚冒之宜也。
王教习与上篇中、西有心世道者所论中国军营弊窦已阐发无遗，惟裁夫而不增工兵，去弊而不恤勇士，亦未言训练之法，终难致强。
近读南皮张香帅创设两江自强军奏稿，洋洋数千言，不独言军营诸弊，并陈练兵之所以必用洋操者，其故有七，实深中时弊，为前人所未发也。当此时艰孔迫，尚循故辙，或俟武备院人材肄业泰西、已经历练回国，而后变法讲求，恐为时已晚，缓难济急。朝廷既已知各省督、抚心怀畛域，各自为谋，且有外重内轻之虑，是以京都特设军务王大臣，藉以握其枢机，然何不奏请通饬各省督、抚悉照香帅办法，切实讲练，就地取材，免致秦越相视，水土不宜，别户分门，党同伐异。（从来风气必囿于一方，湘军多与淮军不相能，淮军则视湘军彼非我族，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潮军、豫军亦何独不然。）
既能效法泰西，而又合万众为一心，无异家人、父子互相策应，自然转弱为强，不特日人不敢生窥伺之心，即泰西诸邦亦何致蔑视中朝为积弱之邦哉？
东征前敌后路粮台周少逸观察由辽东返沪，谓：“海疆士大夫只知中国兵船于有事之时不傍炮台左右，而匿于炮台之后，未知陆军竟有甚于此者。”
据去岁日人掳去之兵弁逃回者云：“中日之战，日兵进则生，退则死，盖有兵官督阵，临阵退缩者立斩也。华兵进则死，退则生，盖兵官不上前督阵，似愿兵溃，藉领口粮肥己也。平时毫无纪律，故溃散之后到处掳掠滋甚。至侦探敌情全赖重赏，闻所赏不过数元，故鲜有认真探报敌情，至为敌人所算。查所领枪、炮名为新式，实则外国废弃不用之物。闻日兵开仗时加给口粮，华兵匪独不加，虽胜仗亦无奖赏。营官如此，督帅无人，赏罚不严，安得不败？非日兵之强也。”
又据吴清帅前路粮台沈效卿大令云：“前山西太原镇何总戎驻扎锦州之勇，所用前膛枪皆锈，惟所佩烟枪颇洁。见有日船在口外测水，离锦州岸尚有二十余里，即惊惶放枪不绝。日船才答炮二响，而勇丁即时溃散，到处抢劫矣。是秋“拱北”轮船在锦州失慎，咎在勇弁身上佩有药包随处倒卧、开灯吸烟之故。（西例所载勇了丁准携带枪、刀、药弹等物，中国营律不及西人之严，更宜仿行，以昭慎重。）又有所用抬枪施放数响，非枪口卷缺，即机器不灵，盖其升放之机，非软钢条乃铁片也。闻各省就地所造抬枪不少，无论其远、准、速率不及新式洋枪，纵使远于洋枪，只施放数响即废。况其笨重如此，以之击土寇犹无全胜之理，安能与洋人争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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