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亦未必皆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人所习为‘贵经’，自称为‘敝经’，尤可笑也。”
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难，则觊幸之人少。少一觊幸之人则少一营求患得之人，而士类可渐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难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则少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而士习可渐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诸侯于此，为政其国家也，曰：‘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曰：“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惧。”今若责士子以兼通《九经》，记《通鉴》历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为必好学能文之士喜，而不学无文之士惧也。然则为不可之说以挠吾法者，皆不学无文之人也，人主可以无听也。
今日欲革科举之弊，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暂停考试数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晋元帝从孔但之议，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古之人有行之者。○题切时事考试题目多有规切时事，亦虞帝“予违汝弼”之遗意也。《宋史·张洞传》“试开封进士，赋题曰《孝慈则忠》。时方议濮安懿王称皇事，英宗曰：‘张洞意讽朕。’宰相韩琦进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则尽官师之规，远则通乡校之论，此义立而争谏之途广也矣。
天启四年，应天乡试题《今夫奕之为数》一节，以魏忠贤始用事也，浙江乡试题《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以杖杀工部郎万憬也。七年江西乡试题《皓皓乎不可尚已》，其年监生陆万龄请以忠贤建祠国学也。崇帧三年，应天乡试题《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开帝聪而持国是者。当时季集，而污水鹤鸣之义犹存于士大夫，可以想见先朝之遗化。若崇祯九年应天乡试《春秋》题《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以公孙缰比陈启新，是以曹伯阳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启七年，顺天乡试《书经》题《我二人共贞》，以周公比魏忠贤，则又无将之渐，亦见之弹文者也。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边，边臣不纳，虽有社稷为重之说，然当时朝论即有以奉迎之缓为讥者。顺天乡试题《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节，盖有讽意。○试文格式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後，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後，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亻面矩矣乎？
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後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掳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
试录文字之体，首行曰“第一场”，顶格写。次行日“《四书》”，下一格。次行题目，又下一格。《五经》及二、三场皆然，至试文则不能再下，仍提起顶格。此题目所以下二格也。若岁考之卷，则首行日“《四书》”，顶格写，次行题目，止下一格，经论亦然，後来学政苟且成风，士子试卷省却“《四书》”、“《五经》”字，竟从题目写起，依大场之式概下二格。圣经反下，自作反高，于理为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异者，沿此之例不论古今，诗文概以下二格为题。万历以後，坊刻盛行，每题之文必注其人之名于下，而刻古书者亦化而同之。如题日《周郑交质》，下二格，其行未书“左丘明”。题曰《伯夷列传》，下二格，其行未书“司马迁”。变历代相传之古书，以肖时文之面貌，使古人见之，当为绝倒。
○程文自宋以来，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示为举人之式，试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录。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别胃之墨卷。《神宗实录》：“万历十四年正月，礼部议：‘试录程文宜照乡试例删，原卷不宜尽掩初意。’从之。”十五年八月，命礼部会同翰林院，取定开国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余篇，刊布学宫，以为准则。”时札部尚书为沈鲤，兼官翰林学士。
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後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未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而下。晁董公孙之对，所以独出千古者，以其无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异之才出矣。
○判举子第二场作判五条，犹用唐时铨试之遗意。至于近年，士不读律，止钞录旧本。入场时每人止记一律，或吏或户。记得五条，场中即可互换。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为可笑。“《通典·选人条例》：“其情人暗判，人间谓之判罗，此最无耻，请榜示以惩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书奏：“吏部南曹关，今年及第进士内《三礼》刘莹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勘状称：‘晚逼试期，偶拾得判草写净，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敕：“贡院擢科，考详所业，南曹试判，激劝为官。刘莹等既不攻文，只合直书其事，岂得相传稿草，侮渎公场。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夫以五代偏安丧乱之余，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统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换，至一二百年，目为通弊，不行觉察。传之後代，其不为笑谈乎！试判起于唐高宗时。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犊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後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谓之人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日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今国朝之制，以吏部选人之法而施之贡举，欲使一经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设甲乙，止据律文，尤为正大得体。但以五尺之童能强记者，旬日之力便可尽答而无难，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盖此法止可施于选人引试俄顷之间，而不可行之通场广众竟日之久。宜乎各记一曹，互相倒换。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实废者，此类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问以时事疑狱，令约律文断决，不乖经义”者乎？○回经文字体生员冒滥之弊，至今日而极。求其省记《四书》本经全文，百中无一。更求通晓六书，字合正体者，千中无一也。简汰之法，是亦非难，但分为二场：第一场令暗写《四书》一千字，经一千字，脱误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贴出除名；第二场乃考其文义，则矍相之射，仅有存者矣。或曰：此未节也，岂足为才士累？夫周官教国子以六艺，射御之後，继以六书。而汉世试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以周官童子之课，而责之成人；汉世椽史之长，而求之秀士。犹且不能，则退之陇亩，其何辞之有，北齐策孝、秀于朝堂，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後，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潜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王，而不思除弊之方，课实之效，与天下因循干溷浊之中，以是为顺人情而已。权文公有言：“常情为习所胜。避患安时，俾躬处休，以至老死，自为得计，岂复有揣摩古今风俗，整齐教化根不·原始要终，长辔远驭者邪？”古今一揆，可胜慨思。
○史学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言：“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通典·举人条例》：“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後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後魏、隋书《志》自宋以往，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徐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大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迸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惮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宫，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从之。
史言薛昂为大司成，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尝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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