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了好几汽车人堵在学校门口，要和我辩论啊。驻军专门约我谈，说造反派要立新功，老造反就犯错误，现在正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那套话又上来了。校革委会就把我抛出来啦，意思说你跟人辩论去吧！亏得这时候我们还有几个确实从白色恐怖杀出来的，保护着我。我从那以后就退出一切组织，跟学校的关系特别拧。参加一个创作组写话剧，题目叫《春到长城》，大意就是定资派厂长怎么迫害工人，后来“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他，工厂就行啦。那时的小说、戏剧都这么个意思。
学校里肃静不下来，又抓起“三反分子”。尤其是反毛主席的。一个同学没事的时候在窗台上写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下边“毛泽东思想”没写，有人招呼他，他走了。后来，不知谁擦了没擦干净。过两天不知谁又在后面与了“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结果话就连上了。有个女同学见了大惊小怪地叫：唉呀，你们看，这是反标！那时候人人战战兢兢呀，已经动用专政机关啦。结果当天下午就把我们那个同学揪出来啦，反革命啊！我跟他在一屋睡了两年多，怎么反革命哪？全系一个一个开着批判会，那驻军呢在上面喊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已经深入到我们班里来，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六親不认，马列主义的实质就不能有任何私情。他胡解释。我接受不了，可是不敢言声呀，言声要揪出去怎么办？结果好多同学起来说：我揭发！我揭发！我纳闷儿你们都揭发什么呀就是。啊，六八年那阵，我觉得是开始革我们红卫兵的命了。结果那同学判刑十年，到处游斗啊，这是一个同学。还有一个同学也揪出来了，为嘛呢？他写大字报，写完涮笔水啊那么一甩，甩在毛主席像脸上一溜儿，吓坏啦。他赶紧叠巴叠巴，也不敢烧，压在自个褥子底下了。过些日子他给忘了。后来学校闹臭虫，挨屋打葯时发现，当场就揪出来了。驻军真狠呀，往公安局一送，马上进监狱，马上就判，快极了，也是十年。那真的太厉害了就是。比白色恐怖还厉害！对这“文化大革命”，由于这么没有良心的胡批乱斗，出自于个人私心的胡打乱凿，再加上白色恐怖，我真腻了。腻了这里边可能含着有更高的觉悟吧！再说岁数也大了，面临毕业了，差不多大家都有一种厌战的情绪。那个和我要好的女同学忽然和我吹了。大概怕我这人容易出事。忽然一个烈士子女，五大三粗的，找到我，说，我挺崇拜你。那时女子说话都跟男的一样。好像女的要有女子样儿就修了。说话都是“你奶奶的”，才有劲呐。袖子卷起来非得卷到胳膊肘以上，这是那时候的审美观点啊。那阵儿想起来也是够飒爽英姿的。看来我这件事也染上了“文革”色彩。我们非常密切的时候，已经到了“文革”后期，岁数也是二十四五了。人们没事干，这种事就很自然地发生起来了。可是临毕业的时候，我跟她又活活地让工宣队给拆散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工宣队进校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了。工人阶级再一伸进脚来真坏事呀。说老实话呀，驻军凶还讲点政策；那工人宣传队进校实在是毛主席最失策的地方了。工宣队什么东西呢，天不怕，地不怕，觉得自己是老大。这时红卫兵已经是老三位了，到后来就是老九了。我记得工宣队一进校就说，我们工人阶级是占领学校的，是毛主席派来的。一人手里还托着一个芒果，是拿塑料做的。讲话时说，我们工人阶级就是大老粗，“唰”地这个扣子开了，一条腿蹬在讲台上。这阵儿说起来难以置信就是。当然这里边有个别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而这种老工人正成了他们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的筹码。有个老工人来亿苦，那是宾苦，伸出手来没几个指头。亿苦为了嘛呢？7还得进一步斗知识分子。全被利用了。工宣队一来，马上与驻军闹矛盾。而且工宣队一进来，准有一拨人哭诉去，我们怎么受压，这个那个，工宣队就有事干了。有个工宣队头头，出个主意，把我们拉出去，到农村改造思想。解放军的军训队、军宣队和工宣队跟着。唉呀，那时真是活活要把人给折腾死。一声哨儿，一二三，“唰”地下稻田。好多女同学都在例假期啊，都不敢言声，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儿。每天早晨累得都起不来，大家还得站在毛主席像跟前说，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我想干什么，我想遵照您哪条思想怎么干；后晌儿回来，临睡之前，累得根本直不起腿来，又得对着毛主席像说，毛主席我今天又犯嘛错了。早请示，晚汇报啊。工宣队说要搞“红海洋——毛泽东思想一片红”，全学校能刷的地方一律刷红油漆，大家什么也不干，天天不是刷漆就是刻葵花。黑夜没事总备战。你刚睡熟觉，就喊起来急行军。不开灯，摸着黑打背包，一跑就是三十几里地。我真火，第二天没起，我说这不是折腾死人了吗，是不是？你们看不见女同学她们怎么受？我仗义直言地说了。我说我不干了，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这一讲，军宣队那连长还通情达理；工宣队就急了，“啪”地一下把手里的个镰刀柄撅折了，说，你太猖狂了，我看你比修正主义还修正主义。我说你呀，甭来这套，告诉你，我爸爸当工人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那连长吓唬我，把我拉到一边儿，对我说明天上午写检查，一定写，我保你没事；我说不写，他说你混蛋，一下子这拳头就打我肩上。咱明白他这是为我，要不是他，那次非把我揪出来不可。那次要揪出来就环了，罪名小不了：反工人阶级啊！我们这红卫兵多窝囊！
一九七０年春天临分配时，学校里突然间没头没脑地传来这么一件事，说我爸爸是特务。这一下工宣队就直接渗入，找我那个烈士子女的女朋友，不下十几次谈话……这是我的隐私啦，当时在一个老师家，她跟我整整哭了两个小时，我也不能往深处问。据别人悄悄告诉我，她和一个工宣队好上了。唉，我的一切一切啊，都接上了“文革”色彩。他们多强大啊，又是工，又是军。那工宣队说，这人不可靠，他爸爸是特务。你有理受屈也没法争。分配的时候哪，工宣队定了一个原则，叫做“远分对，近分赘，不远不近分光棍。”这就是谁有恋爱关系就照顾你俩，远处干革命去；近分赘，累赘，有残有疾的；不远不近分光棍。他们就把我搁到不远不近分光棍这一类了。那天晚上念分配名单那阵，简直跟宣判一样。张三哪个村，李四哪个县，决定你的命运呀就是。那阵儿毛主席不是有条指示吗，统统分下去。临走的头天晚上，那女朋友又跟我谈了多半夜。我这个人说老实话呢，总觉得素质还比较好，历经这么多事从来没因为什么神经错乱，为什么事死了活了的。我说，咱是合则聚，不合则散。我说今后你去跟你的工宣队吧，我回去耪地去，扭头就走，眼泪总是掉了。我拽着几个纸箱子，穷学生没有什么别的财产呀，都是书啊！我们老师送了送我，我还说我要到贫下中农那里接受再教育，好好干活好好表现，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来再来见你们。总是那么个劲儿。如果说前边这几年是被动过来的，后几年遇见的事呀，真是更不可思议了。
我们一下来就分配在县里。真虔诚啊，我自己打天津过，把书都搁家里了，把自己好一点的衣服都放下了，专门买了一双洒鞋穿上，以示和贫下中农没有区别。还叫我媽专门拿白布做了一个钉绊子的褂子，那是真坚决呀。一到县里，七十个大学生，交大的，科技大学的，北大的，清华的，复旦的。说老实话都是人才呀，那里不光有我们七０届的，还有六七届、六八届、六九届的，有的真棒呀。县里没留一个。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讲话说，同志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要到东边的大洼去。那是真穷呀，房子都盖在河坡子上。一到那里，我们非常虔诚地找到了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主任就说了，大家在这儿都要好好表现，不好好表现上边追下来我可不好办，啊，要批谁一盘，我可负责不了。唉呀，这意思我们不过比四类强点儿就是。住的那屋满是乱七八糟的鱼网。晚上在炕上垫几层厚草根子，睡不了觉啊。各种各样叫不上名字的虫子往上爬，那蚊子就像轰炸机似的嗡嗡嗡嗡地叫。到了那种情况，你还想什么？还是虔诚地想，我呀应该这样改造。第二天我们几个男的，小褲衩一穿，一下跳坑里就挖河泥去了，可根本干不了！挖河那苦就别提了。反正干过这活的不止千千万。我现在反而特别感谢那一段呀，虽然说苦，我觉得只有在那段时间里，我才特别体会中国农民受着世界上最重最深的苦。他们得到的最少，而且最没有怨言。有时候我跟农民们谈心，我说你们心里觉着怎么样？他们说，瞎，又不是咱们一个人，不都这样吗！听到这话真是千万种滋味上心头呀就是。这时候县里听说我挖河比较卖劲，还听说我以前写嘛写嘛以后，教育局就调我去写。我这人生来就没有留在机关工作的命。上来以后干嘛呢，给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写讲用材料。把积极分子请上来，座谈，我再编。比方一个小伙子，烧战备砖，你就说他烧砖怎么苦，手上烧出多少燎泡，还要写他烧战备砖那时从窑里看到了五洲四海风云，看到世界革命烈火。纯粹是胡编乱造，这叫嘛玩艺儿呢？我心里这东西憋不住露出来了，教育局的头头就跟我谈，说你啊，工作还不错，但还是要下去锻炼一阵子更好。我心里当然很明白啊，我说我的铺盖卷都卷好了，又回去了。
那阵子农民知道我爱看老书，天天叫我后晌讲一段。我不敢跟他们说《济公传》呀，《薛仁贵征东》蚜，《三侠剑》呀乱七八糟的什么，就变着法把它变成现代的事，每天刚吃完饭，那个炕头啊就围满了，我一开口，有人就给弄热水，还有的打家里带来炒瓜子，实在没瓜子就弄点儿棒子花子炒炒。有的时候讲到半截停场啦，他们就拿一块纸呀给我卷一颗烟。农民非常纯朴，卷完后给你舔好了。他不懂传染病之类的事啊，到那时你就根本不用犹豫，拿过喇叭筒子来就抽。人到那时候，不会有多大上进。我也没书看呀，就马列和毛主席那几本，再有就看《人民日报》。有时候连那个犄角旮旯儿的地方都看了。要不怎么会买《朝霞》、《虹南作战史》那些没劲的书看？精神上真是很饥饿呀，农民也精神饥饿。可是我一跟农民在一块，盘腿上炕一讲，好像互相满足了。这事就有人汇报大队主任那里，主任找我说你讲啥了，我说讲两条路线斗争史啊，你也听听去呀。一天打完草大伙儿在草场上一躺下，我说主任哪您过来。这时他提过来一桶水，人们就像马喝水似的喝了一通，我呢抹抹嘴就开讲。原来，主任他也爱听。后来他就说了，再讲咱就在屋里讲，别上外边讲去啊。那天讲的全是瞎编的，我把那古人都变成现代人了。里边再揷上定资派网，再揷上地富什么的。说老实话呀，我给他们讲，自己也是个享受，因为我这个人精力特别旺盛，没有发泄的地方啊。
往后村里号召学哲学。你说那时候真是拿农民糟改着玩儿呀，农民知道啥哲学呀！主任学哲学回来了，召集农民传达，怔了半天就是一句话，“大伙学大寨，好好干，完了。”然后就叫我讲啥是哲学？我说我没改造好。主任说你别扯淡了，快讲讲。我就开讲哲学，可没讲两旬，那底下婦女纳着鞋底子就说，“咱不讲这个啦，接着昨后晌的讲吧！”
在村里叫农民开会可不易。大喇叭叫，打六点钟叫，到八点，一会ǒ刁着烟袋出来一个，一会又出来一个。农民不怕上纲，因为农民在最底层，你说开除他哪去？公社大队就决定每天开会给“二成”。一天十分，晚上算二分，所以开会就是挣那二成去的。坐着瞎扯淡呗。干部也是两头唬弄，他也知道上面是胡折腾，对下面呢又不敢深说，就支撑着吧！那阵没有一个村子不瞒产私分的，粮食不够吃啊。上边净是瞎指挥，一律种“反修七号”。那“反修七号”不好吃。公社叫种不种不行啊。农民也有法，外圈全种“反修七号”，里圈种本地高梁。上边检查的干部一来，大队早把酒肉准备好了。不堵他们的嘴，自己嘴里更没嘛啦！
我在这儿改造完了，临走时主任对我说，我看你还真不像个大城市的伢子是吧，你心直口快，不行啊这个，到哪恶帐的话别说，叫人硌硬的话别说，犯忌的话别说。这是这一段。
七二年我分配到一个公社的中学教书。说老实话在农民里头呀，要是弄错一步几十年也翻不过身来。因这里比较封闭。大城市一下班，大家到点蹬上自行车人就散了；彼此住在单元房子里人与人没啥联系。在农村，多少年来，都是守在一堆儿。连你祖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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