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衔冤无告者，以肺石达之；凡军役之家，宜令枢密院差官，随处与奥鲁官一同照户口产业再行定之。臣窃见军户有财竭力屈，丁壮俱无，而妇人婴孺承其门籍者；有壮夫百丁，良田千顷，而与贫人一例应军役者。或谓军籍不敢轻动，则是敢于苦贫逸富，而不敢行均一之政也。凡军役十年一定，限内皆不可改移，限至许告消乏。凡定军之法，但升降军籍之家，不得已而采工匠之上户以充之可也。若然，则财力之形势并壮，而德义之化靡有不从者焉。良由形势系于下民，而下民既均且逸矣，国家岂有不壮者乎！德义岂有不孚者乎！」(《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三)
杜利门策
天麟又曰：「臣闻仁义而已者，亚圣之法言；允执厥中者，圣人之极致。仁义合而为道，道者，利之利也。执中变而为过，过者，利之害也。何以言之？夫爱人利物谓之仁，见得思宜谓之义，以致民心悦顺，基绪坚长，如沧海泄于尾闾，而百川益以归之；如张弓当乎不足，而自然有以补之。此虽不言利，而利已在其中矣。夫取物限多谓之过，平限益求亦谓之过，以致民生朘削，恒业消耗。且下之于上，犹枝叶之系本，器物之在室；上之于下，犹本之统枝叶，室之贮器物，未有枝叶朘削而木独丰，器物消耗而室能满者也。此虽力征利，而害已在其中矣。超然上圣，鉴临万方，明义之当然，绝利之可欲，守以行己，推于教人，亦岂并绝其利之利者哉？盖矫枉过直，率之于中而后已也。今国家诛邪臣之好利者以谢兆人，其官吏之嗜利者以委宪职，可谓审乎义利之正矣。然而圣教流布尚未尽从者，利门未杜故也。臣窃以财货委有失漏，献言于上，亦正义也。乃有凶悖之徒，倾巧之子，平地风波，妄谓天下之财货可商计也，有欺蔽也，有羡余也。曲成微理，足移明圣之心；深饰辩言，足惑明圣之听。此等已恶于民，而其实岂欲增国家之利哉？但欲指名握节，侵剥刻除以自济，幸事之办，希功徼赏以自荣也。且自济自荣，亦何济荣之有哉？皆得珠藏腹毙身之类也。是故衅彰加戮，举遗业而并破矣。臣恐后之人昧未形之祸，贪望外之利，亦且仿献利者，此盖未尽从圣教之由也。
臣又以中外官吏，志道义者据道义而直行，志功名者念功名而自励，以富贵为傥来之物，以忠孝为天爵之金，岂肯浥下民之膏脂以润其尺寸之肤哉！臣恐有志富贵者，胁肩谄笑于权贵之前，昏夜乞哀于要津之下。其未得之，则患得之之难；及既得之，则仗市井之谋，乘君子之器，奸心大逞，欲窍旁开。苍蝇之技，闻臭而集；苟狗之心，忍羞而计。心计之不足，故口求之，口求之不足，不知身之赴之，手之攫之也。吾家何物未造，造之；吾家何物未完，完之。王事纷纭，委于后矣。若见廉者，则相顾而笑之曰：『愚也，拙也，俸薄而廉，徒自苦也。』既又相齐而疾之曰：『汝非原范，亦将廉邪？汝不和光同尘，将背吾徒邪？』而陷之，而胁之，遂使廉之固者受排沮于明时，廉之薄者变琳琅而土苴矣。彼一旦祸孽盈溢，闻诸宪职，于是计贿之多寡而之，而复任之，是用被无之徒复临良民也。如此而欲廉风行，奚自哉？彼习知被而复获守职，则益无所顾矣。此亦未尽从圣教之由也。故献商计羡余者，莫非怀秽之人；被笞杖复官者，例皆无之类。秽既怀矣，恶能清？既无矣，恶能廉？伏望陛下大开离耀，明示群方，凡财货委系未贡而无拘检者，许自陈告；凡献商计羡余之议者，并行禁绝，不须疑议，而利门自杜于上矣。凡中外掌政临民官吏，厚增其俸，有受一毫之赂，停锢其身，不假笞杖，而利门自杜于下矣。盖以欲心之起，小大无殊，临民之官，莫先于义也。然后能私弊息而公义自行，百姓足而君无不足矣。」(同上)
论用真儒而不弃文人
布衣赵天麟上策曰：「臣闻圣人之立教也，畅达情性而言《诗》，条理纪纲而定《书》，因天理人文以制《礼》，宣国风民俗以作《乐》，参天两地，发挥于阴阳而为《易》，尊上卑下，严示于名分而为《春秋》。自上古洪荒之时，节文虽未分，而此理未尝不具也。统言之为道，分之为五常，散之为五行，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可以平天下，此之谓真儒。昔者圣人之学，有诸内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口，蕴之为灵明，现之为英华，出言启语，莫非文之自然也。后世轻才浅见之徒，拾古人糟粕之余沥，以文章为极致，乃有聚萤积雪，孜孜汲汲，穷一经而皓首，成二篇而历年。粤自《诗》变而《骚》，《骚》变而汉魏六朝，至于唐末，儒风扫地矣。其间耀名千载，卓然不群者，皆《三都》、《两京》、《大人》、《长杨》之流，『春草池塘』、『枫冷吴江』之类，自以为儒者之宗师，而不知其已陷于俳优之小技矣。夫儒、文同宗而异派，举世莫之肯辨也。孔门四科之中，文学子游、子夏。臣尝就《鲁论》而考之，子游之为言曰：『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曰：『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之所谓文学，适所以务其本也，岂后世趋末失本之文哉！圣人以其文胜，犹抑之于政事之下，则知夫圣门文不可绝，而亦未尝贵之也。故因文传道，道传而文为筌蹄矣。道衰以来，昧道之人竞相推重，以文不加点为颜、孟，以咳唾珠玑为曾、闵，懵公政而弗精，委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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