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君侧身修行天意必回【篇名系编者所加。】
天心仁，爱人君，故以变示儆。譬如慈父于子，爱则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则父怒必释。人君侧身修行，则天意必回。(录自《元史》卷一百四十三《□□传》)
王思诚
论应天以实不以文 【篇名系编者所加。】
京畿去年秋不雨，冬无雪，方春首月蝗生，黄河水溢。盖不雨者，阳之亢，水涌者，阴之盛也。尝闻一妇衔冤，三年大旱。往岁伯颜专擅威福，雠杀不辜，郯王之狱，燕铁木儿宗党死者，不可胜数，非直一妇之冤而已，岂不感伤和气耶！宜雪其罪。敕有司行祷百神，陈牲币，祭河伯，发卒塞其缺，被之家，死者给葬具，庶几可以召阴阳之和，消水旱之变，此应天以实不以文也。(录自《元史》卷一百八十三《王思诚传》)
苏天爵
建言刑狱五事
盖闻刑者辅治之具，非恃刑以为治者也。钦惟国家列圣临御，其用刑也，本之以宽仁，施之以忠厚，内则论议付之刑曹，外则纠察责之风纪，故治功表着，德泽涵濡。然法之所立，或有所未周，吏之奉行，或有所未至当。职猥以谫材，窃食重禄，粗有闻见，略具敷陈。
一、到选官员年六十五以上者，先行诠注，此国家优恤臣僚，宣力既久，恐其年不逮，恩德至渥也。照得各处推官，专掌刑名。夫案牍之冗，全藉乎精神；审谳之详，悉资乎耳目。案牍不差，则吏无所欺；推审既详，则囚无冤抑。今路府推官，往往年老，或视听不明，或神思昏耄，苟图俸禄，姑俟引年，欲望刑政肃清，盖亦难矣。夫先行铨注，固明时之厚恩，而刑罚不中，亦圣人之明训。今后各处推官有阙，当选吏通儒术，儒习吏事，材力明敏，别无过举，方许为之。其年六十五以上者，铨注别职，如此则庶几刑罚得中，官无旷职矣。
一、民之犯罪，具有常刑，苟肆攘夺，理宜禁治。窃见各处人民，或称窝藏盗贼，或言收寄赃物，或因伪钞扳援，或为私盐致讼，凡一切刑狱等事，有司公吏巡捕人等，往往因其捕获，乘隙肆为抢夺。所犯罪有轻重，家赀为之一空，甚至取其赃仗，其家因为得罪，盖亦不敢告陈，有司亦不受理。江淮之南，此风尤甚。照得旧例，诸被囚禁，不得告举他事。其为狱官酷己者听之。夫在狱被酷，犹许陈告，民之罪状未明，一家已被其虐，不亦甚可恤乎！今后有犯此者，许其家人明立证佐，具状陈告，合无比依抢夺民财估赃定论。官吏失于约束，亦合量情究治。如或挟雠妄告，抵罪反坐。如此，庶几愚民不至甚受其害，而巡捕之人，亦知有所警畏矣。
一、至元三年七月内，中书省奏准节该：「除人命重事外，偷大头疋等一切罪犯，赃仗完备，不须候五府官审理，令拘该衙门依例归结。钦此。」夫民之犯刑，或不得已。累朝钦恤，具有宪章。向者，三年一次，遣官审理，本为罪囚在禁淹滞。今次奏准，偷大头疋等罪，许令拘该衙门归结，则是人命重事，直待三年五府官处，诚恐狱囚繁伙，愈见淹延。照得立御史台条画一款：「所在重刑，每上下半年，亲行参照文案，察之以情，当面审问，若无异情，行移本路总管府结案，申部待报。其有番异及别有疑似者，即行推鞫。若关中人，卒难归结者，行移附近，不干碍官司，再行磨问实情。若更有可疑，亦听复行推问，无致冤枉。若有冤滞，随即改正疏放。钦此。」今后内外重囚，拟合照依旧例，令廉访司审录，果无冤抑，移牒总管府结案，申覆详断。其三年一次遣官审理，既不得人，徒增烦扰，并合住罢。如此，庶几狱无淹滞，刑政肃清矣。
一、伏至元二年八月内宣谕圣旨节文：「内外有司官，不为用心捕捉盗贼，纵有挐获贼徒，取讫招伏，赃仗明白，指以小节不完，不行归断。今后但有捉获强盗、伪造宝钞贼徒，半年之内依例结案。偷大头疋，三个月内须要结案。合该杖罪，依例断。违者，在内监察御史，在外廉访司，验事轻重究治。钦此。」谨按《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盖言狱者，不得已而设，民有罪而入，不可留滞淹久也。今各处在禁重囚，或为盗贼，寄赃仗于别所；或即伪钞，藏板具于他乡；或指为首同，伴在某处居止；或称家属，证佐在某家隐藏。果有堪信显事发，官司即须移文勾取，不得因而妄指平民。彼处官司，倚恃不相统摄，往往不即追捕，以致贼徒在逃，又令毁弃赃仗，迁延岁月，虚调文移。盖因官吏舞弄作弊万端，以致刑狱淹延不能杜绝。江南州郡，此弊尤甚。今后如有承受各处公文，即当划时追捕。若令贼徒等展转在逃，赃仗亦不到官，合无比依不即捕盗等例定立罪名。如此，庶几事得结绝，吏知畏惧，而州郡亦无留狱矣。
一、法制之立既有成规，奸伪之滋理宜严禁。照得旧例，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者二十日；以刀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参详。此法古今遵守，别难更易。今江淮以南，或辜限已满，其被殴者身死，有司往往比依元贞元年孟福被死事例，加等科断。若皆如此遵行，是辜限为不可用，破已成之法，开奸弊之门，诚恐刑狱日滋，深为未便。照得孟福事例，通例既已不载，有司似难奉行。今后殴伤人者，止合依辜限之制。或在限外，虽无他故死者，合无止依本殴治罪。其孟福例，拟合遍行禁止。如此，庶几奸伪不滋，法制归一矣。(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清抄本，并据元刻残本校。下同)
修功臣列传
古者史官，所以论著君臣善恶得失，以为监戒者也。钦惟圣朝龙兴朔方，灭金平宋，遂一华夏。而阀阅勋旧之臣，谋猷才能之士，苟不载之简策，何以垂示方来？夫祖宗大典，既严金匮石室之藏，而功臣列传独无片简只字之纪，诚为阙典。然自大德以来，史臣屡请采辑，有司视为泛常，迄今未尽送官当职。昔尝备员史官，谨具四事，以备采择。
一、史有二体：编年始于左氏，纪传始于太史公。考一时之得失，则编年为优；论一人之始终，则纪传为备。要之二者皆不可阙。近代作为实录，大抵类乎编年；又于诸臣薨卒之下，复为传以系之，所以备二者之体也。我国家至元间初撰祖宗实录，于时诸臣多在。及元贞初，诏修世祖实录，命中外百司、大小臣僚各具事录送史馆，更欲纪述一代之事，寓修诸臣列传。然以进史日期太迫，诸臣事实不完，迁延至今，竟不果作。向修《经世大典》，臣事之见于简册者十居二三。矧令翰林职专笔削，若复旷日引年，不复纪载，将见勋旧盛烈泯汲无闻，为史官者无所逃其责矣。此列传之所当修也。
一、昔司马迁为太史令，网罗天下放失旧闻，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是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宣布于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焉。夫史固欲其核实，事尤贵于网罗。今史馆修书，不过行之有司，俾之采录。或功臣子孙衰替而无人供报，或有司惮烦而不尽施行，事之卒不能具者，此也。今史官先当取具国初以来至于某年中间功臣当立传者若干人，各具姓名，或即其子孙宗族，或即其亲旧故吏，或即其居官之所，指名取索。其人自当具报，不许有司因而烦扰。又诸公遗文，各处或已刊行，开具模印。未刊板者，令有司即其家抄录，校雠无讹，申达史馆。严立程限，违者，罪及提调官吏。庶几事无所遗，汗青有日矣！
一、官品固有高低，人材则无贵贱。且作史者，本欲纪载贤能，以为后世之法，初岂别其贵贱而辄以为等差。故赵周既贵，姓名止见于当时；黄宪虽微，善行永传于后世。近自金源以来，始以官至三品者行事得登于史，是使忠烈隐逸之士，凡在下位者，皆不得文书，何以劝善乎？其法之谬，以至如此！今二品以上，虽有官爵，别无事，自可削去。三品以下，或守令之贤，政绩可纪；或隐逸之善，著述可传；或人子之事亲，若王祥之孝感；或义士之赴难，若南霁云之杀身，并宜登载于编，以为将来之劝。
一、史之为书，善恶并载，盖善者所以为劝，恶者所以为戒也。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后世史臣亦云：「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今修史条例，止见采取嘉言善行，则奸臣贼子之事，将不复登于书欤？彼奸臣者，固不恤其书与否也，今从而泯灭之，是使奸计暴行，得快于一时，无所垂戒于后世，彼又何惮而不为恶乎？且如阿合马、桑哥、帖失、倒剌沙之流，皆当明着其欺罔之罪，弒逆之谋，庶几奸邪之徒有所警畏。然诸家所具事迹，多出于孝子慈孙之言，门人故吏之手，恐有不实，又当参以刑曹之过簿，吏部之行止。如此，则善恶备而无虚美恶之讥矣！(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河南胁从诖误
自昔国家信赏必罚，敷扬治化，惟务安辑于九有；宣布号令，是欲彰信于兆民。夫治化清谧，则民宴然受惠；号令反复，则事纷然不宁。故治大国若烹小鲜，夫鱼扰之则乱，民抚之则安，此古人之格言，实有国之明鉴。钦惟皇元，奄有中夏，列圣相继，于今百年，盖以忠厚得民心，以安静养民力，中外无间，号称治平。
近因至元五年，盗起河南之境，造谋起意，不过范孟等十余辈，胁从诖误，连及赵文铎等七百人。赖上天垂佑民社，而渠魁旋即诛夷。惟余诖误之徒，迄今议拟未绝。比者承诏奉使京畿，询民疾苦，疏涤冤滞，省部时政一二，耳目之所见闻，若复循然不言，是负朝廷委托。夫事或涉疑人误犯者，则情有可矜；法已至明，人故犯之，则罪在不宥。然时有变通，人有寡，而为治者，亦未尝不致察焉。昔者中统之初，李叛乱，震惊河朔，残扰山东。伏读当时诏赦节文有曰：「岂期逆，几陷全齐。遂愚尔，咸蹈祸机。顾其势之使然，岂吾民之得已。今者天讨既平，人心尚惑，奚暇偏枯之恤，庶令反侧之安。除将逆贼李父子，并同谋者，并正典刑讫外，知情胁从诖误，及逃移他所、流亡外界之人，赦书到日，并皆原免。」盖当是时，中原初定，江南未附，国家仁厚宽大，海涵养育，所以收人心安反侧者如此。迩者，河南范孟之徒，伪造中书之奏目，矫为行省之文符，路下之州，州行之县，诈称朝廷之使者，未尝明言其叛谋。一言之出，其事急于星火，数日之内，何暇辨其伪真？是以圣天子上体世祖之宽仁，下轸民庶之昏愚，至元六年三月十八日，因颁诏令于天下，特出专条以赦之。河南之民，欢呼鼓舞，帖然安定，始获更生之赐。经今已是数年，议拟犹或未。窃虑远近民有未安；诚恐中间事有未定。《书》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号令之出，不可壅逆而不行也。《礼》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言其已行，而不可反也。
又至元四年正月初一日，钦奉诏书内一款：「反贼棒胡、朱光卿、韩法师等，明正典刑外，其余未获诖误之徒，并免其罪。」盖有国家者，本欲百姓治安而已，故或罹水旱之，则加赈恤之恩，视之惟恐其如伤也；或遭过误之罪，则行宽宥之典，抚之惟恐不至也。且以李之叛，其知情胁从诖误者，并皆原免；棒胡之反，未获胁从诖误之徒，亦免其罪；今范孟等，盗杀宰臣，亦已伏诛，而胁从诖误之人既已赦之，又复罪之，是反汗也，是示以不信也。夫以堂堂朝廷之尊，而号令反复若此，既有损于国体，又轻失其人心，岂惟致疑于多方，复恐贻讥于后世。宜从都省早为明白闻奏，将河南胁从诖误之徒，钦依已行诏书，并许赦原，以断天下之疑，以绝四方之惑，使海内之民，信朝廷之号令，而无反侧之心，沐国家之德泽，而安承平之治，不胜幸甚！(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论不可数赦
自昔国家，务明刑政。苟或赦宥之数行，必致纪纲之多紊。是以先王既兴礼乐以教民，严法制以惩恶。盖礼乐兴则教化洽，法制严则奸贪惧，未尝数赦以病民也。唐太宗贞观二年谓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轨之辈。古语有云：『君子不幸，小人之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凶者，贼良人。朕有天下以来，尝须慎赦。盖数赦，则愚人尝冀侥幸，唯欲犯法，不复能改过矣。」诚哉，太宗之斯言也！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初，未尝肆赦。临御既久，圣德深仁，丕冒天下，是以刑政肃清，礼乐修举，奸贪知惧，善良获伸。故中统至元之治，比隆前古。钦惟圣天子承顺天心，子爱百姓，发号施令，必先至仁，践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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