仑山之阴，四时积雪。又北东至贵德州、隶河州、吐蕃等处，宣慰司所辖。然后抵积石，与禹贡导积石者合，上去星宿海盖六千七百余里。此据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遣招讨使笃什亲历而言。臣所以并纪此图，以知河源之远，宜其末流之盛大而难制也。
治河方略
臣窃谓：水之为利，生民之所不可阙，有国之所不可无，关于利害至重矣。历代之虞衡水部，本朝之都水监，所以总天下之水而重其事也。而黄河之水，又天下之至大者。今其溢为害，下病生民，上累国家，不可视为寻常细事明矣。必也重其事，委重于大臣，旁求良策，而后可以息弭患。臣虽不敏，既图陈于前，复谓所以息弭患者，必本于理势之自然，而其要则在于浚旧河、导新河二者而已。所以能息弭患者，又必仰于人力之使然，而其要则在于专委任、优工役二者而已。故敢以四事条列于后：
一、先浚旧河。合于上流淤塞处，约以十里二十里为率，挑出沙土令深，或底下见流沙，则缚木簰平置沙面，为河水立之地。仍于两旁立桔槔长竿，提出沙土，渐淘渐洗，使水得行。上流既通，则下流自然滔滔，有建瓴之势，不待施工而自顺。若河水已循其故道，或可使之全流入淮。则于河北岸，用竹络木柜等，盛石块垒成河堤，虽非久远之计，亦可救患于一时。故不如因其自之势，分为两道，最为得宜。要在察其逆顺，审其形势，随宜量度之耳。议者莫不以为旧河沙土壅积如此之高，新河水如此之深，岂能使之复于故道？此自今日所见之势而言也。然所积沙土，高者虽有一丈以来，低者不下五七尺，皆是近年淤积，非天生坚顽之物，固可以人力去之。其下既有流沙，乃是水?尚通，与河相平，故其余流浸渍，特以沙土壅隔，不得流耳。浚而治之，必有成功，是皆他日未形之势，人所未见者也。因谓龙门万仞之颠，四山皆石，禹尚以人力凿之，以通河道，今河行平地沙土之中，诸东方则东流，诸西方则西流者乎？此臣断断以为旧河有可浚之理也。
一、后导新河。浚旧河则始上流，导新河则始下流。盖旧河既浚，河流既分，泛滥之水渐平，于下流因其所穿之径，顺其势导一川，从北清河入梁山泊，合御河入海。又分一道入南清河，合泗水入淮。如此则南北闸河水增舟顺，可无启闭之劳，而国家永享其利。抑且桑土悉平，可以耕?，有倍收之获，而民蒙其利。议者莫不以为大河入梁山泊，则必冲坏闸河，直趋东平，为害不小。殊不知河流既分，力弱势缓，不足为害。且以旧事证之：前宋建绍时，鲁从济宁巨野入。其时全河入于济水，下流分为两道，一道从南清河入淮，一道从北清河入海，尚且不闻其破闸河害东平也。今于上流已分半水入汴河，其一半入济水者又分为南北，则入于梁山泊者仅四之一耳。而梁山泊八百里之宽，足以渟蓄其怒波，则下流自然平缓，可保其无患矣。此臣断断以为新河有可导之理也。
一、专委任。宜选在朝明达大臣一员，充总领河防使，一应河道，合于事务，便宜行事。仍选有学识、有材干之士，以为之属，同心讲究，务在兼采长，取人为善，参酌审量，底于功成。至如董工役，备器物，司出纳，掌簿书，则各有司存。
一、优工役。宜募民择丁壮者为河夫，十人为甲。前期给散雇工钱必令稍优，使之乐从，尽力工作。其有不趋事者，罚及甲长。仍禁有司，毋得因而差发扰重困一方。其铁匠、木匠常用制造器具，不致乏用。至如医工，亦所不可缺者。或河夫疾病伤损，必官为医疗，仍给半粮优恤之。凡连年被水去处，亦须赈赡之，使得以复业。
历代决河总论
臣窃谓洪水之害，莫甚于河；治水之功，莫难于河。凿龙门于上以疏其源，播九河于下以杀其流者，大禹敷治之功也。盖源疏则水性顺，流杀则水势分。臣所谓分河之说，实源于此。自禹功一立，地平天成，垂七百七十余载，无复为患。及商之祖乙始圯于耿，而河之经流固未尝改也。又九百四十余载，至周定王之五年，河徙砱砾，乃改其故渎。春秋战国，各私其地，壅防百川，以邻为壑，故葵丘之会，有曲防之戒意者。九河或湮或塞，皆在此时。以及汉之文帝，酸枣，溃金堤，尝兴卒塞之矣。武帝时徙顿邱，濮阳、瓠子，遂通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虽发卒十万塞之，辄复横溃。上去周定王又四百九十二年，然后益徙而东。田蚡乃狃于私田之利，以为江河之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由是二十年置弗治。及东封泰山，临河，沉白马玉璧，率群臣负薪，填河，筑宣防，导河北，行浚屯氏，以分大河，使复禹旧迹，八十年不为害，此则分河之明效也。成帝时，冯逡奏言：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九河今既难明，请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而丞相御史不以为意，后果大雨，水金堤，灌四郡三十二县，百姓多垫溺，败坏官亭室庐且四万区。盖屯氏一塞，下流不利，以致为害，此其验也。寻遣王延世为河堤使者，以竹络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二日堤成。其后李寻议以为常欲求索九河故道而穿之，今且因其自，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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