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把糖放进口里，用手掌擦了擦脸。“您在哪儿找到糖的？”
“我可是密探呀，老师，”古罗夫微微一笑。
“很高兴跟懂行的人打交道。可是您的老朋友呢，列夫·伊凡诺维奇，则是个寻常的无赖。”律师这么说，仿佛沙尔瓦不在书房似的。“请您把这话转告他！我的父親、祖父、曾祖父都是律师，曾祖父跟普列瓦科①本人共过事！可是，请恕我直言，您的老朋友却塞给我一大包钱，求我转给法官。”
①费·尼·普列瓦科（1842—1908），俄国著名法学家兼律师。
“岂有此理！我转告他。我一定转告。可是您呢，親爱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别见他的怪。沙尔瓦是个好人，只不过童年时多灾多难。”
“好吧”。主人又抿了一口，把酒壶还给古罗夫。“谢谢您，医生可是绝对禁止我喝酒。对了，请转告您的朋友，我再不生他的气了。”
“我一定转告，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坐到自己那把椅子上。“我听说您要去外地，请恕我冒昧，您要去很久么？”
“我哪儿也不去，”律师嘟囔道，“我那样说是为了讨个清静。列夫·伊凡诺维奇，我親爱的，眼下一个人要是不‘拿’人家一点儿，他能上哪儿去？得对当事人加以选择，谢绝那些两手空空、无依无靠的当事人。律师协会的同行们早就把我摸透了：谁要是一贫如洗，让他找博亚里诺夫去。”
古罗夫一眼就已看出，屋子里的陈设几乎是本世纪初购置的，而主人则消瘦得反常。
“明白了，明白了，”古罗夫喃喃说道，心里暗暗补了一句：“帝国遗老。”接着又说：“可是最近这个案子他们应该付给您丰厚的报酬，犯人家里并不穷。当然啰，您败诉了，可是您尽了力，干了工作。”
“您说这话怎么不害臊，列夫·伊凡诺维奇？我的当事人被判处死刑！我怎么能要钱？可耻！”
古罗夫看了沙尔瓦一眼。格鲁吉亚人吃力地在安乐椅上转动身子，本想开口讲话，但他抹了抹小胡子，转过头去。律师看出了古罗夫的眼神，赶紧说：
“他们曾经塞给我一个信封，可是我劳而无功是不收钱的，这事就别提了。而您，尊敬的先生，打算管这个案子吗？我看不必了。所有的证人都不止一次讯问过，在民警局，在检察院，在法庭也作了证……”
“我明白，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点头表示同意。“既然您哪儿也不去，可以给您打电话吗？”
“随时恭候。目前我手上的案子不复杂，还不知什么时候开庭。曾经有个时期买糊口的面包得排队，现在是等候开庭也要排队。没有法官，人手不够。列夫·伊凡诺维奇，您说说看，为什么一九一七年以后俄国经常短缺点儿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跟您讨论讨论，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站起身来，“请允许我感谢您，并就此告辞。”
“祝您诸事如意，有事请打电话。”律师打开前门，握了握古罗夫的手，转身对身躯庞大、塞在楼梯口的沙尔瓦说：“再见，”随即向他伸出枯瘦的手，“如果我失言了，那么请原谅。”
“谢谢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沙尔瓦抬眼一望，记下住宅号码。“祝您健康。”
沙尔瓦走到街上，再次回头望了望这幢房屋。
“公爵，你可别干傻事。”古罗夫说。
“这人家里连吃的都没有，你怎么啦，难道不明白？”
“他不会要你任何东西。”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教的这一套可真够我受的。”沙尔瓦深深叹了一口气，舒展一下肩膀。“你见过他门里有锁吗？我派几个伙计把东西送来，放下就走。”
“他那冰箱小不点儿，你可别太大手大脚。”古罗夫看了看表，他还来得及在家里见到玛丽亚，但他不想回去，他不喜欢送别。家里会来一些不认识的外人，他得对他们微笑，得找些话跟他们说。
“那么冰箱我们也送一台像样的来。你别教我怎么做人，列夫·伊凡诺维奇，”公爵长时间按捺自己没有做声，这下子突然发作了，“猪狗不如的生活，你的家里没有吃的，著名的律师在挨饿！”
“你不用为我担心，过两天我就发工资了。”古罗夫朝四周看了看，“上哪儿去找一台自动电话机？得打个电话。”
“在汽车里打，”公爵打开漆得铮亮的“梅尔谢杰斯”车门，拦住古罗夫，气鼓鼓地问道：“发工资前不借点钱用吗？”
“别纠缠了，公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古罗夫推开格鲁吉亚人，钻进汽车，拿起安在前排座位中间的电话听筒，拨了克里亚奇科的号码，不过他料想朋友还没回家。
“我洗耳恭听。”答话的是斯坦尼斯拉夫。
“好嘛，把我的俏皮话全都偷去了，”古罗夫说，“你怎么在家里，你这头大象病了吗？”
“大象没病，我的懒劲儿上来了，躺在安乐椅里看电视。”
“肉馅饼还没吃掉吧？”
“尝都没尝，等着你呐。”
“撒谎，”古罗夫满有把握地说，“你早就巴不得吃掉，是娜塔莎不让。行了，我给你解围。我马上就到。”他把地址告诉司机，又补了一句：“见到卖花的人请停一下。”
“这花你允许我帮你买吗？”沙尔瓦问道。
“允许，三支剑兰。”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以为我不知道送一桶玫瑰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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