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儿他却断言他没法容忍那些黑小子。您吩咐我们别抓证人言语中的破绽，他这种奇怪举止我们听了就当耳旁风。可是科诺瓦洛夫本人却谈起这件事，长篇大论讲了半天。他说，就为这个背囊，律师在法庭上把人纠缠得疲惫不堪。为什么，干嘛，由于什么原因要这样？证人则肯定地说，他当时在看一本杂志，没有看清走到跟前的这个小伙子的嘴脸，因此才拿开背囊，空出位子。”
“然而科诺瓦洛夫不是应该拿开背囊，而是应该把它背上，因为下一站他就下车了。”斯坦尼斯拉夫说。
“不错，”聂斯捷伦科点点头说，“更奇怪的是他提前一个站下了车。他本该再坐一站，因为他住在沿公共汽车线路再往前的地方。科诺瓦洛夫对小伙子和他那个小背囊记得很清楚。为什么他的记性这么好，他解释说，小伙子长得很像个车臣人，而他的背囊则跟科诺瓦洛夫本人的背囊一模一样，只不过没有完全展开，只展开了三分之一。
“干得很出色。”斯坦尼斯拉夫说。
“科诺瓦洛夫的位子被伊夫列夫·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占了。当他坐下时，铁木尔的背囊碍事，于是小伙子把行李挪了一挪，稍稍压了一下邻座这位新乘客的脚。那人粗野地骂了一句，称铁木尔为‘黑屁股’，马上跳起身来，汽车一停就下了车。伊夫列大这人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他三十五岁，是个很内行的花匠，自种自卖，已婚，没有孩子，在多罗戈米洛沃公路边上有一个小小的别墅，种了0.12公顷的花，比植物园的花还漂亮。房子和花圃由两条大牧羊犬守卫，吃的东西不用从别人手上买。我们没有碰到伊夫列夫，他家里显然不和睦，女主人拒绝跟我们谈话。邻居们认为爱德华要么酗酒了，要么找女人去了，大约有一星期没见到他。来运花的是一辆‘伏尔加’汽车，花是批发出去的。我们未能查明汽车和司机。伊夫列夫有一辆‘莫斯科人’汽车，爆炸那一夭他干嘛要坐公共汽车，不清楚。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的花贩子对伊夫列夫非常熟悉，对他看法不错，他们对他‘出卖别人’感到惋惜，但都说他对花十分内行，没有人比得上他。
“现在讲铁木尔在普列斯尼亚站跳下汽车时站在车门口的那个证人，他肯定地说，小伙子下车时手里什么都没拿。这人叫费季索夫·尤里·尤里耶维奇，三十五岁，离了婚，做点买卖，他说他目前从一家小店里离了职，另一家还没安排下来，住宅里总有一些闲来无事的人在那里逛蕩，管段民警是他最好的朋友，因此这个费季索夫没法管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喝酒，交朋友，找女人。他似乎在阿富汗服过役，但未能核实。他邀请我们喝一杯，但断然拒绝谈恐怖活动和法院开庭的事，还试图打我的犹太朋友的耳光。他没有得逞，我看他的手得缠上绷带了。”
“斯坦尼斯拉夫，倒点茶，你只要不喝茶就会变得冷冰冰、干巴巴的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没让喝嘛。”斯坦尼斯拉夫往茶杯里斟满凉茶，“诸位同事，我跟你们一样，让我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我不开口。”
古罗夫听侦查员争吵时无动于衷，仿佛他不在场似的，即或在场，也一门心思在想别的事。斯坦尼斯拉夫早已习惯了朋友为人处世的态度，聂斯捷伦科和柯托夫却感到气恼，但外表上并未显露出来。
“最后一个证人跟铁木尔同时下车，他目睹了汽车爆炸，便把小伙子交给了两个特警队员，这两个人当时正在离车站两步远的地方喝罐装啤酒。”
“这个证人叫捷列霍夫·谢苗·西多罗维奇，四十一岁，已婚，有个女儿，本人在商业银行当职员，”斯坦尼斯拉夫接着他的话说，“他肯定有一辆小汽车，他怎么会坐公共汽车，谁也不清楚。”
“这事许多人都清楚，”聂斯捷伦科反驳道，“银行有一个长期客户过生日。我们核实过。人们都喝了酒。捷列霍夫把他的‘奥迪’车留在银行旁边有人守卫的停车场。我认为证人不是冒充的，这些人形形色色，毫无联系，也不可能是情报网或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人，因为从公羊身上挤奶是毫无价值的事。我这位永远流鼻涕的搭档观点不同，让他说说看。”
柯托夫小心地擤了擤鼻涕，沉吟地说：
“上校说的我都同意，但是对于结论我认为谨慎一点为好。看来上面说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属于在编人员，也不属于情报网，然而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受我们和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伙计们的支配，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们全都是冒充的，因为有人对他们施加压力。华连廷断言这些人形形色色，相互间毫无联系。所有的人都胆大包天，又都遵纪守法。斯坦尼斯拉夫，你看过侦查案卷，你说说看，询问过多少证人，发现了多少目击者？”
斯坦尼斯拉夫翻开记事本，瞥了一眼，说道：
“十六个。”
“可是受到询问的不应当少于一百人，而且只有在最理想、最顺利的情况下才能办到。”柯托夫停了一下。“我们每个人过去都寻找过证人。询问了十六人居然能找到五个，而且都是铁证。”
“捷列霍夫抓住了铁木尔，他是自己去民警局的，不是别人找他，”聂斯捷伦科反驳说。
“列夫·伊凡诺维奇，别再兜圈子了，您心中完全有数，原告一方是有意拼凑的！”柯托夫气愤了。“离车站几米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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