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下的士大夫，对于他们的身心培养的完备程度竟然到此地步。进而又让他们了解天地事物的变化、古今治乱的道理，直至典章制度增补变化、废止创设、先行与后续、起始与终结的关键点，没有一处不清楚的。他们身处堂室门户之上，然而四海九州的大业，万事万物变化的道理，保持和巩固政权的方法，全都了然于胸。等到步入仕途，担当起天下的大任，位居百官的行列中，则他们对自己所处理的事情，没有一样是不知道如何应对的。为什么呢？这是他们平时所学习掌握的知识所造成的。
大体说来，平凡的人作息、饮食、日常活动这类小事，直至修养好自身，掌握治理国家天下的要领，都从学习中得出来，所以人们片刻也离不开教育啊！耳目四肢要做的事情，必然让它们同内心保持一致；在一开始就该谨慎对待的那些方面，必然让它彻底贯彻。用自然而然的方式，来使他们循序渐进，不断地学习以使他们完全符合要求。啊！古人教的多么周全啊！因此，风气一旦形成，刑罚就搁置不用了。一旦学有所成，三公百官就会得到有用的人；他们的做法坚持下去，中等资质的人就可以做到安分守己；思想观念在人的心目中之深，即使是世道衰微，人们也不会动乱。这就是教育的极致，鼓舞全天下，让他们自然而然地遵守礼法制度，这哪里还用得上动用强制性的力量呢？
等到夏、商、周三代衰落以后，圣人创设的教育制度全部被破坏。一千多年之间，学校虽然还保留着，但是已经不按古代的礼法授课了。人本身的性情、行为，也任由其自己放纵下去。当官为政，治理民众的方法，根本就不再学校讲解。学子们具备聪明和朴实厚道的资质，但是却没有循序渐进的人才培养过程，结果学校无法培养出理想的人才，这也是也情理当中的事情。让那些不曾真正学习、尚未造就的人才去做天下各地的官吏，在世道衰颓凋敝之后，强硬去治理未曾教化过的百姓。哎呀！仁政之所以得不到推行，贼寇强盗和国家刑罚之所以无法灭除，这种局面难道不是因为以上上述原因吗？
宋朝兴起已经几百年了。庆历三年（1043），圣明天子谋求当世的要务，而把振兴教育列为首位，在这时，天下各地的学校得以纷纷建立。可正值此时，抚州辖领的宜黄县，仍然不具备条件拥有学校。求学的学子们，都一个个借宿在抚州的州学，大家聚集在一起，讲论研习。第二年，天下各地的学校再次废止，学子们也都离散而去。但是春秋两季祭奠先圣先师的大事，那是写在法令上必须履行的事情，常常在孔庙祭祀孔子，但是孔庙得不到修缮。皇元年（1049）正赶上县令李详到任，开始讨论设立学校的事情。而县中士子某某以及他的追随者，都以为获得了奋发学习的机会，他们之间相互鼓励而且为建立学堂的事情出谋划策。所以，所需物料不摊派还有剩余，工匠不征调还远远超额。县学的建成，累计起房屋建筑区共有许多处，而门墙和先圣祭室、讲诵经典的厅堂，供学子住宿的房间，一样也不缺。累计的器物的数目共有若干种，而祭祀、饮水、睡觉、吃饭的用品，一件都不缺。校内的雕像与画像，从孔老夫子以下，直到陪从受祭的贤士，一个都不缺少。所需的图书，无论经子史集、诸子百家，还是历代文人墨客的文章，没有向外求借就已经很齐全了。从学堂的选址到施工，从头到尾才总共用了几天时间。这是多么周全和迅捷呀！
正当四方学校纲要废止时，朝廷主管部门的讨论意见坚持认为，兴建学校，属于人们普遍都不感兴趣的事情。观察宜黄县学的修建，恰恰是在那次废止兴建学校的决定之后几年发生的事，只不过该县的县令一倡导，全县境内就群起响应，并且共同出力谋划操办这件大事，县民都争先恐后地参与此事。由此来看，当初说人们普遍对办学校不感兴趣的人，他们的说法是不是错了呢？
宜黄县求学的人，本来就有很多优秀的学子。而李君担任该县县令，权威得到贯彻，仁爱得到树立，诉讼的官司日渐减少，政事大有起色，他把这个县治理得很好啊！趁贤良县令在任的时候，又随顺当地向往求学、发愤读书的习俗，修建了学堂，图书、器物、用具应有尽有，培养出来的优良士子，尽管古代距离今世已经很遥远了，然而圣人的典籍都还保存着，他们讲过的那些话仍可以考查，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则仍可以求取，特让士子共同学习并明确它。其中礼乐方面各种仪式的详细规定，固然存在着不能全部照办的东西，至于像能使内心纯正，修养好自身，学习治理国家天下的知识，就在于士子们自我追求了。先使一个人的品行得到完美，推广到一家去，一家品行得到修明，再推广到乡里邻居、同一族的亲属去。这样，整个县的风俗就形成了，人才就不断涌现了。教化的推行，道德的归属，并不远离世人呀！怎么能够不劝勉呢？宜黄县的士子前来请求说：“希望我写一篇记文。”这篇记文记于十二月的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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