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

　　张曙光，经济学教授。1939年9月8日生，陕西长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和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1959-1963年，在西北大学经济系学习：1963～1966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1979年被评定为助理研究员，1983～1984年借调至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985年晋升副研究员，1988年破格晋升研究员，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聘为博士生导师。曾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三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获第二届“十大中华经济英才”特别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曾参与“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2000年的中国、中国以及深圳和海南发展战略、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等重大课题的研究；亲自主持了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学科、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中国土地问题等重大课题。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著作20多部，英俄文译著5部（篇）。主要著作有：《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1982），《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副主笔，1990），Measuringthe Costs of Protection in China，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1Economics & Uniru1e Institute of Economics，Washington，DC20036—1207（《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合著，1998），《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1999），《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1999），《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2004），《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2005），《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主编，共6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主笔，共6集）等。

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最缺乏的东西是什么？有人说是资金，有人说是人才，有人说是技术，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缺。最为缺乏的是一种能够促进和激励创新的环境条件和制度规则。中国是一个缺少债信文化的国度，又是一个亟待建立和发展债信文化的国度。尽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也有“人无信义，无以立足”；“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以及“仁、义、礼、智、信、温、廉、恭、俭、让”之类的箴言，但这充其量只存在于乡土社区和乡亲熟人之间。因而，中国人往往在乡土社会是君子，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有可能变成小人。由于中国目前仍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今后一二十年内，仍将有数亿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其收入水平将会大大提高，其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经济仍将会继续保持快速的增长。民工流动对农民的影响“绝不亚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一次农民的文化启蒙运动。政府在民工流动过程中只需付出些许的管理成本，但其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经济上的高增长并不等于政治上的进步，也不等于社会上的成功和大发展，退一步讲，即使经济上的成功创造了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也尚未完善和定型，还有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