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次不那么顺。连找好几天，才算找到一份校内图书馆的差事。
工作简单得呆子都能干——把还回来的图书再放回到书架上去。工资当然也极低。
伍珍推着四轮小车，从早到晚在书架间穿行，除了那些暑期用功的学生、教授，成天就是书，书，书。
这个图书馆的书几乎全部开架。为了防止学生离开时忘记关灯，所有书架的灯都是在拧亮后三分钟自动熄灭。有时伍珍正在长长的两行书架当中放还图书，灯会突然熄灭。站在骤合的黑暗中，四下里死寂一片，只有她一个人手扶推车静静仁立。这使她联想到矿工在漆黑的井下巷道里运煤，不由得替自己生出一丝凄然来。
两周以后，伍珍找到一份在歌剧院售票的工作。她立即辞掉了这暗无天日的工作。
售票当然很简单，也是呆子都能干的事。而且身旁没有上司整日盯着，客多时忙一阵，客少时虽然不允许喝茶、看报那一类享受，东张西望、出神发呆的自由谁也无法限制。工资也比图书馆稍高。
对伍珍来说，歌剧院售票厅是窥视美国上流社会的窗口。在她眼里，除了那些花三五块钱买后排站票的穷学生外，所有的歌剧观众都是这个社会里的成功者。别看偶尔冒出个穿牛仔装的，那也一看便知是名牌货。至于那些盛装而来的绅士淑女，那些长年包订包厢、前排的富翁贵婦人，他们的一举一动就更为伍珍注意。即使这些人——从售票窗前伍珍的眼皮下走过，他们那种高视阔步的神气也冷然拒伍珍于千里之外。嗅着大厅里绰约漫延的香水味，看着大腹便便的男人们殷勤地为高胸丰臀的女士们拉门让道，伍珍凝望的目光里充满露骨的敬慕与羡嫉。各种幻想会从她的脑袋里冒出来：时而她把这些人想像成了一块块浸满金钱、教养、荣华、幸福的海绵；时而又想像一些恐怖的灾难突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比如一群黑人抢走了他们的钱啊，他们从歌剧院回去发现房子被烧了呵，诸如此类。不过这种又爱又恨的幻想总是在一个千篇一律的梦想中结束：她自己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且是他们当中最富有、最迷人的一员。
每当伍珍沉浸于这种白日梦中时，她都本能地想像出一个意外而突然的机遇，这机遇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她整个生活：或者中了lottery的头奖；或者嫁了一个百万富翁；甚至突然继承了一笔巨大的遗产；甚至鼻梁增高，眼睛变蓝，脱胎换骨，成了一个高贵的美国人。
出国以前，伍珍做梦也想不到，贫富的对照将会造成如此强烈的心理震蕩。天平倾斜得太厉害了。为了给自己的生存增加意义与分量，她只能借梦想的翅膀向自己头上空运来大把大把的金钱。
半月以后，一位熟人介绍伍珍到唐人街一家中国餐馆端盘子。熟人预先警告说那里老板用人狠，活计累，下班晚。但小费多。伍珍算了算，每个星期能比售票厅多赚好几百。
她一口应下来。
“很累的噢！”熟人再次警告她。
伍珍笑了：“我在大陆揷过好多年队。”
熟人是从父母辈就移了民的老纽约，便问：“什么叫‘揷队’？”
伍珍想了想说：“就是做苦力。”
熟人这回懂了，点头说：“那你行。”
6
一个夏天的辛苦，到手几千块钱。加上银行里几千块的存款，一年的学费、饭钱算有了着落。虽然没顾上去欣赏中央公园里的莎士比亚剧，没去过一次长岛的海滩，更没像有的中国留学生那样买辆大破车开出去满世界“穷”玩，伍珍心里却十分地踏实。她甚至享受着一种艰苦创业的快乐与自豪。别看有的人现在活得潇洒，放浪，无羁无绊，那是先甜后苦，而伍珍孜孜以求的，是先苦后甜。
商学院并不好读。伍珍要补的课太多了。从微积分到电脑语言，市场原理，微观宏观经济学，统计，会计……一门门课程像一门门顽症，把她拖得狼狈不堪。
她觉得一生中从没有这么疲乏过。甚至连下乡那些年，相比之下，也不过是一种简单的体力疲劳。而一学期的商学院使她几乎心力交瘁。
第二学期她不得不减到只修两门课。
苦。但她深信是走在正道上，所以一定要走下去。要成正果。哪怕一步一趔趄，一步一滴血汗。
虽然是走在正道上，她现在突然意识到自己已是30几岁的人了。不论看什么书，时间一长脑袋就疼，有时简直如要裂开一般。要不然就是坐在图书馆里昏昏慾睡。
她实在有点学不动了。
她纯粹是在为将来吃苦受罪。而这个将来，隐在一条遥遥之路的尽头，需要长久的艰难跋涉。
深秋时节，余宝发来了一封信，告诉她离婚手续已基本办妥了。
离婚是由余宝发作提议的一方，伍珍作同意的一方。既然宝发的经济地位远低于伍珍，又无第三者介入，表面上并不存在任何“抛弃”的问题。但手续还是拖了很久，伍珍已被召到领事馆去谈过多次。因为心里发虚，她每次解释情况听上去倒像交代问题。
现在终于办妥了。虽然“基本”不是“最后”，但在精神上心理上，伍珍霎时有了一种解放的轻松感。至于那一纸正式公文的到来，只是早晚的问题了。
来美之后，余宝发与伍珍一直保持着稀疏的通信。宝发的信要么谈谈工作，要么问问冷暖，但基调永远是哀而不怨。
也诉上两句苦。供销科里那些烦恼事儿，以前伍珍倒极少听到。大约是那时有老婆在身旁，凡事可以一忍再忍，一了百了。如今打着光棍，反而在心里压不住，万里迢迢地也要有个抒发寄托。当然，喜庆事儿宝发也少不了写上两句。大到县委副书记的儿子因投机倒把给处分了，小到今年过春节发了几斤鱼几斤肉。
这些事乍听上去有种古怪的感觉：既像遥远极了陌生极了，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又像近在眼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有时能使伍珍在一瞬间感觉她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陕北。
对他们临别前的“君子协定”，宝发可以说是忠诚得一丝不苟。伍珍前脚到了美国，宝发后脚就进了法院。提议离婚的理由是“缺少共同语言，长期感情不和”。既然如此，他们的通信也就不能写得太像夫妻。宝发来信中除了一般性的问寒问暖，从没有过一句親热话。只除了一次，是他回京探親时托一个访美的熟人捎过来的。那也不过是一张条子：
“我还是想你。有时候想得厉害。不过你只管放心学习，往前走吧。水总要往下流，人总要朝上走。只要你活得好，我在这边总是替你高兴，替你祝福。我本来配不上你，强命总不能强一辈子。这些年老天爷已经惠赐我够多的了，够我下半辈子用的。我很知足，很感激。望你多多保重。”
这个条子伍珍一直保存着。心情不好、孤独寂寞时，拿出来看看，独自一个人能掉好久眼泪。掉过以后还忍不住纳罕：如此痴情的一个男人，他心中所感受到的，也许就是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伟大爱情”吧。自己可从未体验过这种感情。可惜这份对自己的伟大爱情发生在宝发这么个愚蠢狭隘、其貌不扬的男人身上。这难道真是命？伍珍每想到此，不禁惋然长叹，为宝发，更为自己。
幸好，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只出现在周期性的烦恼时刻。在正常情况下，伍珍是不认命的。她不信自己这辈子会克在这么个男人身上。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7
深思熟虑了好几天之后，伍珍决定去找柴荣。
柴荣是这里唯一知道伍珍结过婚的人。
他即将成为唯一知道伍珍离婚消息的人。
偌大一个纽约城，柴荣是伍珍唯一信得过的朋友。
说起来，他们的关系也理应特殊些。伍珍刚到纽约就认识了柴荣，认识不久就一起上了床。
在伍珍，当时一来是初入异国，有股排遣不开的孤独；二来是多少年来首次得了独居独行的自由，失了防人监视、窥探、议论、诬蔑之忧。这种自由于是成了一种誘惑，誘她渴望尝一尝以前想都不敢多想的“禁果”。
柴荣成了她的第一枚“禁果”。
从第一次目光的对视，到伍珍“同意”去他公寓里看照片，到上床。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柴荣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极为轻松流畅、游刃有余，该叹气便叹气，该耳语便耳语，堪比任何一位驾轻就熟的艺术家。这使伍珍确信自己决非柴荣的第一枚“禁果”。当她拐弯抹角地套问柴荣的其它浪漫经历时，柴荣笑着反问：“怎么回事，难道你爱上我了不成？”
一句话就把伍珍噎住了。因为她知道自己根本没爱上他，而且知道他对此也根本不在乎。
伍珍在品尝自由与解放的同时，品尝到一丝惆怅。
可是后来，在伍珍终于告诉柴荣，她不想再继续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时，柴荣双手揷在褲兜里，在房里踱了几个来回，然后一挥手：“明白了。那咱们也好聚好散，还做个朋友。大家都在外边混，不容易，相互还是有个照应好。”这话差点没把伍珍给感动哭了。柴荣到底不是那种庸俗小人。伍珍甚至考虑过再跟他上床。
成了朋友，柴荣倒跟她有些无话不谈起来。当时柴荣已经拿到了国际贸易的硕士学位，正在向全美各大公司以毛遂自荐方式全线进攻。他告诉伍珍他最终还是要回到中国去的。否则他在这边玩命干的一切就没有积极的意义。不过非先混出个人模狗样来再说。伍珍问怎样才算人模狗样。柴荣答比如说百万富翁吧。伍珍笑说百万富翁的钱拿到中国去可没地方花。柴荣吹胡子瞪眼说这是什么话？我到中国去办他媽一所大学，我这辈子最终的梦想就是当大学校长。我倒要试试中国人的脑袋瓜儿是什么物质做的，除了孔夫子和共产主义，能不能他媽往里塞点别的玩艺儿。伍珍问你想往里塞什么？柴荣说比如弗洛依德、尼采之类。伍珍笑说你出来早了几年，已经不通中国国情啦，弗洛依德在中国时髦得都快过时了，尼采“五四”时就进口过，早已被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了。柴荣挠头说那就输送法兰克福学派。伍珍问什么是法兰克福学派。柴荣解释一番。伍珍说那你得自己先把它批倒批臭，然后输送。柴荣说你这人比我大不了两岁，怎么这么悲观？伍珍说你是没在中国的小县城里长期呆过。柴荣也就不再往下问，大孩子似地用手支着下巴，看着伍珍的神气里仿佛流出极深的同情。
也是这个柴荣，没过多久就又有了新的女朋友，而且对伍珍毫不掩饰。当伍珍摆出一副朋友的架式问他：“你爱上她了吗？”柴荣又是做着鬼脸道：“你这人怎么说起话来像老祖母。你难道没听过一位美国歌手讲的这么一句话吗？”然后他就戏剧性十足地用英文说：“shemakesmefeelgood，andimakeherfeelgood，isthatlove？”（“她使我感觉良好，我使她感觉良好，这是不是爱？”）朗诵完还自己一叠连声说：“棒极了！棒极了！”弄得伍珍也搞不清到底是歌手棒极了还是柴荣对他的新情人感觉棒极了。
这还不算，伍珍又被柴荣灌了两耳朵关于开放的、富有建设性的男女关系的教育课。什么因势利导啊，疏引结合啊，建立主干道支干道啊，好像他在谈治洪理水。柴荣借题发挥，大骂了一通他认识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和进修学者的道貌岸然。“其实他媽哪个没去看过性电影？我就知道一个酸文假醋的学者，周末恨不得长在红灯区里，可你要正经八百跟他讨论性问题，或者问他对美国女人有没有过慾望，哧，他表情圣洁得好像头顶上都放射光圈儿。你要再让他知道你抽过几次大麻，那他恨不得拿你当妖魔鬼怪……”
有时伍珍觉得柴荣相当成熟犀利，有时又觉得他幼稚肤浅得可笑。她心里很能理解那些遮遮掩掩去看性电影、脱衣舞的访问学者。人嘛，都是环境的产物。马克思在这点上太正确了。要是你柴荣马上就要回国，回原单位，我看你夹不夹起尾巴来做人。
不过不管怎么说，她承认柴荣是她生平结识的活得最轻松痛快的中国人。
但柴荣永远不会为伍珍选中做丈夫，恐怕也是由于他太潇洒太轻松了。伍珍至今无法接受他这种厚颜无耻的喜新厌旧，这种欢天喜地的伊壁鸠鲁的信徒。虽然她决绝地离了婚，但余宝发在她对男人与爱情的观念上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某种意义上，余宝发的爱情将永远成为她衡量性爱的一种标准，一个楷模。这精神上的惨烈胜利，不仅他自己浑然不知，连伍珍也还没有充分的认识。
她把柴荣归结为那类一帆风顺的理想主义者。
现在这位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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