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望中失去理智，他向指导员“打黑枪”，又被说成“叛逃”结果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如果说，“老肥”的悲剧主要地还是被动地为政治所拨弄，离开部队也是有一些先天的原因在起作用，那么，李上进的悲剧就不大一样了。他几乎是完全地被吸引到那种政治机制的运转之中了。而他之所以被吸引，也几乎完全是农民文化心理在作怪。李上进的追求“政治进步”，与大家一样实际上没有任何超越农民文化心理的政治理想内涵，他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求入，最直接的目的与动机是要在未婚妻面前挣个面子。李上进的这一个念头是太强烈了：进一回部队，连都没有入，实在太丢脸。说来也是生活的恶作剧：越要面子，生活越不给这点面子。李上进当初为了面上有光而挎上刺刀去“相对象”，结果弄得入受阻；而入这个要面子的事，终于导致他锒铛入狱。这就是小说中所揭示的那种政治文化特有的一种怪异现象：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但是却堵塞实现这种价值的道路。如果不是这种机制，我倒以为要面子也还算不得什么很不好的事。问题就是在这种死要面子的农民文化心理的基础上，传统政治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运行机制，它用一种虚伪凶恶的价值标准来扭曲善良纯朴的青年人生道路，直到把他们引入绝境；它还用狡诈冷酷的运转方式吞噬充满人生憧憬的青年的魂灵，甚至把他们改造成为虎作伥的牺牲品。
应该说，与人生的绝境相比，灵魂的被侵蚀、被吞噬的悲剧一点儿也不差。由于作者所描写的这群人物的纯朴善良，小说中还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完全走上了这条悲剧道路的。但是，在全部新兵连生活中，这种悲剧气息却弥漫得很为广泛。小白脸王滴有时候是很能一针见血的，他在大家互赠笔记本时就说了这么一句怪话：“‘共勉’个屎！三个月下来，一个个跟仇人似的，还‘共勉’！”这倒也是，原本都是挺要好的老乡，一到了那种环境，在某种政治激素的作用下，这些青年农民们都成乌眼一般了。单看训练的场面吧，相互封锁、保密，真真挺可笑的。可是，在那种政治文化背景下，这才是常见的、必有的人际关系。最后一幕“批判会”，给这种政治文化添加了极好的一个阐释与注解。其中，“元首”的所作所为算是比较典型的了。谁也设想到是这小子在羊羔疯问题上告了密，致使“老肥”离队并最后惨死。在那样的氛围中，人就是靠这个“上进”的：打小报告、拍领导的马屁、搞小谋，等等。还不可怜可悲吗？
当然，农民文化心理是应当批判的，他们的自私、狭隘、猬琐与虚荣等都很讨厌。然而，我却想，是什么环境使得他们这些毛病充分表现并发作的呢？离开了土地，他们慢慢地不是农民了，可是他们往往倒是因此丢掉了农民的优点，反而将农民格中的弱点发展了。如果不是有一种与农民文化心理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在起作用，使得中的社会政治环境完全被毒化了，哪里就至于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情，哪会有这篇小说中的种种人生悲剧呢？
从经济基础与人格承担来看，中文化是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以农民文化为主的文化，从表现形态与内部结构来看，中文化又是为政治所统领、以政治文化为主干和魂灵的文化。可以这么说，不了解中的农民，就不了解中的政治；不了解中的政治，就不了解中的文化；而不了解农民的文化心理，也无以了解农民。这样一个三角架，我以为是中作家表现中社会生活的一个极为有力的观察支点。《新兵连》这篇小说，恰恰就一下子戳在了这个支点上，所以它于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与表现是极深刻极透彻的。从《塔铺》到《新兵连》，刘震云找到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创作道路。在这样的文学道路上，作者为我们提供的东西是一时让评论家难以以言尽意的。当文学作品无法还原为概念时，它才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这生命力让我赞叹，因为它的艺术的表现力是如此之强；这生命力让我不知所措，因为它的思想的内涵即使套在了概念中也还总嫌不妥帖，它从生活中直接汲取了这样的材料，即使是我们的思想家也还不曾认真发掘和思考过那些东西。
（原载《青年文学》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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