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1998年4月2日
采访地点：安顿家
姓名：王东
性别：男
年龄：35岁
大学外语专业毕业，任职于某外贸公司，后常驻法国，1994年回国后继续在该公司工作至今
有些错误可以改，“改了还是好同志”，有些错误永远没有机会改，而且“不改才是好同志”——从她答应离婚那天起，我发现她成了我想得最多的人——我们离婚确实是由于我有外遇造成的，我们俩的矛盾没有大到必须分开——女人如果嫁给了一个自己不佩服的丈夫她就不会幸福，男人如果娶的老婆不佩服自己，他也一样不会幸福——我如果是一个没良心的男人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可惜我不是，我希望能不伤害任何一个人，想在这种一上也能玲珑起来——我不算是大款，但也绝对不一是穷人。可是在她眼里，我就跟穷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幼稚的男人才会们我这样，在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就抛弃了可能正是我要的东西
四年前认识王东的时候，他刚刚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从法国搬家回来。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王东实在是太傻了，就连靠打工挣学费的自费留学生都不愿意回来，像他那样拿着国内和国外两份工资、又带着妻子一起驻外的人怎么居然还会主动打报告要求回国，真是“有毛病”。
王东说他没有对任何人做过关于自己“没有毛病”的解释，他说：“谁难受谁知道。”
今年春节见到王东，他的身边跟着一个极是清瘦的女孩子，他介绍说是他的妻子黎楠，在香港工作。女孩子很矜持地点头，同时一只手搭在王东的胳膊上。我没有看清她的长相，却对那一只手印象极深，手指很长、指甲很尖、瘦得吓人。
王东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黎楠的假期已经满了，回了香港。王东解释说：“我现在又是一个人了，跟没结婚差不多。”说到这里我们就都没有话了，一条电话线牵着他的尴尬和我的慾言又止。终于还是我先开口：“田珉有消息吗？”王东沉默了一下：“有。”
也许就是我的提问终于促成了我们的谈话。1998年4月2日，王东开着他的本田车来我家聊天。开门的一刹那，我忽然发现有一把细碎的鱼尾纹洒在他的眼角上，漂亮的眼镜也不能遮住岁月留下的痕迹，我又想到了那只瘦手，心里涌上一种说不出味道的失落。
我也是想说说这些年的这些事，真是那句话，谁难受谁知道。我记得那时候咱们开玩笑说“假如时光能倒流”就会怎么怎么样，现在看起来实在天真，时光怎么会倒流呢？假如老天爷总是给人机会改正错误，那世界上就不会有“经验”和“教训”这两个词了。有些错误可以改，“改了还是好同志”，有些错误永远没有机会改，而且“不改才是好同志”，我现在就是坚持错误的那种好同志，我要不坚持，错误不仅得不到纠正，而且还会越犯越大。
王东笑了一下，给自己点上一枝烟。他的脸在烟雾里显得很有棱角，我们曾经是一起耍贫嘴的朋友，于是我说：“你说话的时候特有水平，跟思想家似的。”他笑着摇头。
思想家？你知道吗？思想是有牙的。我为什么这么瘦？就是因为太有思想。
我忽然觉得这不太像是一次通常意义上的采访，在以往的采访中，我已经习惯了受访者的伤心落泪、语焉不详，习惯于做一个善解人意的角色，在别人哭泣的时候无声地送上一张纸巾。然而王东却是一个例外，他用他那种惯常的幽默左右了整个气氛，那是一种明明让人笑不出来还硬要笑的、别扭的轻松。
其实我特别想找个人说说的是我和田珉的事，而且我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原来我们俩讨论离婚的时候，我几乎可以对她视而不见，可是从她答应离婚那天起，我发现她成了我想得最多的人，每次想起她都特别难受。你知道什么人是能够让你一辈子忘不了的吗？我告诉你，就是让你为了她后悔的那个人。所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田珉了。
86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个部委的资料室，当时田珉已经是那儿的图书管理员了，她比我小4岁。同志关系，最多的接触就是在一个食堂吃饭、办公室在隔壁和偶尔一起瞎扯一会儿。我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份工作上。我一个学外语的大学毕业生，干的活儿就是抄抄卡片、给资料分分类，我觉得特别委屈。所以千方百计地调工作。那时候调工作也难，但是没有现在这么难。那时候大学生还“紧俏”呢。
大概我的机遇算是不错的，只在那个资料室耽误了一年多一点儿就找到了现在这家公司。我办完手续那天去跟大伙儿告别，同事一场怎么说也是个缘分。大家跟往常一样开一些不咸不淡的玩笑，说诸如“别把我们给忘了”之类的话。田氓也在，站在一边儿看着，什么也不说。我主动过去跟她说话，她忽然低下头哭了。
如果说有什么感觉的话，恐怕所有的感觉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么细致的东西了，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谈恋爱的时候我和她都特别开心、特别认真，我们跟所有的情人一样是抱着白头偕老的理想结婚的。
王东双手交叉从后面抱注头，半仰着脸靠在沙发里。他的样子多了几分颓唐，少了几分戏滤。找想他一定是非常想表现得无所谓，尽管他心里的感受正相反。
从什么时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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