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日后道德劣变的隐性因子，只是研究者过多地注意到表面上的“道德”状态，没有进行更深的内在挖掘而已。
被破坏的市场道德秩序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是邓场经济运作的基石和市场有序化的保证。而我国到了80～90年代，各行各业出现了职业道德危机，许多人获取财富不是依靠履行其职业责任，而是依杖职权、破坏其职业的基本道德准则得以实现的。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种，一是经济合同失效，导致经济信用严重梗阻；二是假冒伪劣商品亢斥市场，形成了“坏车市场模型”，市场失效。这种情况导致我国经济陷入过度投机之中。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但现在的中国，这两者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职业道德感的缺乏和行业风气的败坏
所谓职业，从本质上来看，是社会职能专业化和人的角色社会化的统一。由于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决定了每种职业在道德上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做官有官德，行医有医德，从艺有艺德，经商有商德，执教有教德，从事学术研究有学德。各行各业都有与本行业相一致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可以说，职业道德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它与经济信用一样，同属于第一层次，是整个经济伦理体系的基石。
所谓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简单他说，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如遵守职业规则程序、承担职权范围内社会后果的责任，实现和保持本岗位、本职业与其它岗位、其它职业有序合作的责任等；“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即职权，如使用、操作、管理或支配某些社会资源的权力，通过职务报酬获得社会财富的权力。这些职权是社会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在如何承担和行使职业权力上，体现着社会公共道德；“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尤其是那些以公众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都是社会利益（或国家利益）、公众利益、行业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集结点。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是职业的责任和权力所在，也是职业内在的道德内容。
从中国的现状看来，在处理职业的责、权、利三者关系上，恰恰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可以说无论在何种职业群体中，都没有多少人认识到自己的职业责任，对职业的“权”和“利”倒是有着特别清楚的认识。从社会实践来看，许多人获取财富不是依靠履行其职业责任，而正是依仗职权、破坏其职业的基本道德准则得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分配的砝码自然是朝个人利益和行业集体利益倾斜，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成了牺牲品。少数人从事所谓“第二职业”，如一些资源部门的官员到企业兼职，出任董事或名誉董事长之类，恰好是因其第一职业的便利和权利，因之这些“第二职业”往往是以损害第一职业的责任和道德为前提的。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许多行业如房管、电力、电话、医疗、教育等行业都具有一种垄断性，至于工商、税务等更是凡开办企业者都需仰其鼻息的职业。由于生存需要，老百姓需要和这些行业打交道的时候很多。而这些行业中，几乎每一职位都有“权”可资利用，所以老百姓谈到“电老虎”、“房老虎”以及某些行政执法人员的劣行时都很愤怒，对许多行业滥用“职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看病动手术要给红包，小孩上学要送札，要满足学校里各种各样不合理要求，盖章批条要行贿等劣行，无不切齿痛恨却又无可奈何。
下面这一例是没有职业道德的典型例证。1996年1月2日，福建省周宁县小儿科主任阮诗锡值晚班，置病危小儿和家长多次哀恳于不顾，只管启己烤火睡大觉，根本不给病儿施治，导致病儿死亡。而这病儿只要及时施治，本不会死亡。（见《南方周未》1996年3月8日报道）类似事情在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医疗卫生部门医德之差，从80年代开始可算是“有口皆碑”，温州日报社记者周新曾在1990年发表过《病房察访记》一文，专门将其在温州某医院调查来的事实公之于世。该调查表明，医生向病人索要红包是常见的事。各地常呼唤纠正医德医风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职业道德败坏的极端例子为河北省雄县电力局副局长李玉成，这位李副局长1995年8月某夭到该县一家酒店跳舞被婉拒，他遂利用职权编造谎言下令有关人员停电，造成4座35千伏变电站、15个乡镇企业及大半个县城停电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恶性事件，使该县工农业生产蒙受了巨大损失，最后在调查组查实此事后，这位李副局长却只受到撤销行政职务及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中国青年报》曾载有一篇《行业风气问卷调查数据》，该文谈到，公众最为痛恨的八种行业不正之风是：用公款大吃大喝；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收费；利用特权索要财物；乱罚款；乱摊派；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元偿占用下属单位和企业的钱物。社会公众痛骂这类行为“比「妓」女还不如”，认为「妓」女拿了钱还要提供服务，还要讲“职业道德”，而这类人拿了钱，连起码的职业道德都不讲，还要破坏这一职业的声誉。比如在政府中担任公职本不是一种纯粹的雇佣关系，有其伦理上的精神意义，即要求担任者有个人献身精神。但现在不少政府工作人员拿了国家的工资，亦即人民的血汗钱，不但没有“为人民服务”，还要贪污腐化，挖政府的墙脚，破坏政府声誉，削弱了政府计划的实施，甚至还破坏了许多社会公共政策的原定目标。
如果说上述行为可冠之以“不正之风”，那么下述行为就只可以用“反社会、反道德”这类词来形容了。如走私贩毒、制假贩假、卖婬设赌以及设立各种骗局等等。不少长途汽车。的乘客都受过“车匪路霸”坑害，不少旅客上车之前说好票价，等拉到半途，司乘人员强行加价，稍不依从，就是一顿毒打；或是半途甩客，旅客如有异议，就会被饱以老拳。一些路边店强行拦截过往车辆，用打骂等威胁手段要求旅客花高价“买”他们供给的饭菜，一辆车上只要有一个旅客不买，就坚不放行。有的旅客坐上一天车，被拦截7次，强迫吃饭5次民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些没有办法从公有财产中分一杯羹的官员，为了捞钱而设置“色情陷阱”誘人入局。如江西省上饶地区万年县石镇政法办，在206国道线万年境内路段，与沿线部分路边店老板及「妓」女串通，利用卖婬婦女在店内或上路搭车等方式勾引过往驾驶员、货主或旅客嫖娼，店老板随即向石镇政法办“报案”，政法办派人到路上拦车将嫖客抓获处以罚款。自1992年11月至1993年9月止，石镇政法办人员采用上述手段共“抓获”嫖娼案118件，对161名嫖客处以罚款，总共罚没款项34．86万元。像这种设局骗陷他人谋取财物的行为，竟出自基层执法者，可见世风之坏民这一类行为早已不是正常的买和卖，和打劫已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企业经营者监守自盗的腐败行为属于权力制衡的范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职业便利谋私属于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问题，那么这类强买强卖和设置“色情陷阱”之类则说明部分人已根本无视他人生命、财产的权利，根本不想付出市场交换中的“交易费用”，而用准暴力强制性地将别人的财富占为己有。上述种种行为。的扩散，败坏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起中坚作用或者说主导型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格守遵循的道德规范。从1995年开始，中国舆论对几个先进人物如徐虎、李素丽进行大规模表彰，这几个人的先进事迹主要是对本身职业规则高度自觉地信奉，职业操守非常好，体现了爱心。从对这几个平常人的表彰内容来看，可以反观出社会职业道德的紊乱己达到何种可怕的程度。据某份调查资料显示，1993年有87.1％、1994年有93．3％、1995年有89．6％的被调查者对社会风气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哈那克认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就是“责任惑”，这种责任感源于每个人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没有基于道德感基础之上的责任感，任何职业都将失去它的社会价值：对于社会，它不能有效地实现职业职能、创造效益、组织社会结构、稳定社会的价值；对于个人，它不能实现长期谋生，进行个人技能的积累，为社会创造服务与作出贡献的价值。要言之，完全丧失了责任感的人，已不能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一员。由无数多个这种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其生存意蕴也将降低到一种非常可怕的程度。
经济信用的失常状态
所谓“经济信用”，和职业道德一样，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最低层次，是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任何社会中经济实体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道德资本。因而它的要求往往十分明确、具体、清楚，甚至一目了然，使从事交易者很容易识别、理解并遵循。如货到款讫、不销售伪劣制品等。关于经济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有一句著名的话，即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反复强调的那句“信用就是金钱”。中国传统也非常强调信用是个人品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古语中有“人无信不立”这句话。基于此，可以将人力资源分成两部分，一是人的能力，二是人的道德素质，后者构成经济信用的载体，其高下决定了物质资源是否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所以经济信用被视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基石，是市场有序化的基本保证。
然而，中国到了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的现象。其中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行为，一是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货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已导致经济信用严重粳阻，社会经济无法正常运行。二是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各个市场，绝大多数消费者都受过假冒伪劣商品之害。
以“三角债”为例，到1991年6月1日“三角债”被提到总理办公会议时，实际上已处于国家不能不管的被动局面。当时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元：在工商银行开户的4万户企业，三项资金占用达3523亿元，其中产成品占用1306亿元。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国家共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清理了拖欠款2190亿元，达到了注入1元清欠4元的效果。虽然经过这几次大规模的清欠，但拖欠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形成“三角债”的因素在1992年仍在发展。近两年相互拖欠的“网”越织越密，越拉越紧，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困难境地。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组数据：1994年底，中国工业应收而未能收回的账款净额为6314亿元，比1993年末增长了51％，相当于工业企业全年销售总收入的15．8％。若与1991年的“三角债”相比，1994年多出1600亿元。1995年上半年，拖欠的情况仍有增元减，截至5月末，已超过7000亿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大量追债公司应运而生，以黑社会手法追讨债务的事例屡见不鲜。
另一经济信用失常的表现就是伪劣商品与各种假货充斥市场。由于中国市场自我调节功能较弱，市场准人制度很不严格，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人，获得成功的几率比失败的几率要大得多，高额利润使不少人趋之若骛。统计数字表明，1993年初至1995年一季度，在全国共查出假冒伪劣商品标值52．4亿元；销毁假冒伪劣商品标值15．8亿元；全国共立假冒伪劣案件21万多起；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人4145人，判刑1127人，其中死刑12人，无期徒刑16人；参与、包庇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国家干部受党纪处理的111人，追究刑事责任的8人。伪劣商品中，数量最多、对社会公众危害最大的是各种伪劣葯品。《中国消费者报》公布了一项调查数据，宣布95％以上的消费者都买过假货。从各类传媒披露的情况中不难看出，今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可以说找不到一个没被伪劣商品和假货污染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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