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市场。即便是百年老字号，也有被他人假冒之虞。如“王朝”酒的原生产地天津市场就曾出现为数不少的假“王朝”酒，且来势汹汹，有铺天盖地之势。一些企业甚至因为假冒商品的恶性竞争，面临倒闭命运。
东莞龙城服装公司的遭遇就是假货驱逐真货的明显例证。1992年东莞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龙城服装有限公司向市场隆重推出“kasala”（嘉士拿）名牌服装，由于该品牌的服装款式新、料子好，做工考究，大受海内外客户欢迎，产品刚一出来，就被要货者抢走，无需地方堆放产品，成了近些年来罕见的“无仓库企业”。但好景不常，福建石狮、广东普宁等地马上就有大量的“嘉士拿”服装抛向全国各地市场，因仿制品质量低劣，消费者大呼上当。仅仅只有几个月时间，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的“嘉士拿”服装，在假冒商品的冲击下，成了滞销商品，积压了4000多套服装，只得将食堂改作仓库，井外租场地堆放积压商品。以后该公司先后创出“火箭船”、“老爷车”、“健唛”等数种产品，无一不遭到同样的命运。该公司负责人叫苦连天：“这老冒（假冒者）也是太厉害了，我们是惹不起也躲不掉。现如今我们连广告也不敢做了。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实在是和他们拼不起。”
1995年8月，号称“全国首家、北京唯一”的一家保真商城。因为坚持“真”而难以经营，只好结束了它仅维持了400天的生命。这一事例给人的启示是深刻的，远远超出了商业的内涵。因为“保真”与不受商品危害本是消费者起码的权益和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交易成立的基本理由；人家付了钱，你就得保证商品的质量，凡是信息不对称的交易，就包含着道德风险。商家开设“保真商场”，以“保真”作为特色招徕顾客，这一事实本身说明，目前中国消费者连这点最基本的需求都满足不了，商业信誉已经蕩然无存。而“保真商场”的倒闭，更说明中国消费市场已形成了“坏车市场”模型，市场失效。而导致市场失效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信用失常。
上述这些现象都可以称之为经济信用失常。
中国近年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现象，已有许多文章讨论过，并总结了几条原因，认为某些不适合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因素，成了经济信用失常的温床，如历史原因造成企业自有资金缺乏，高负债经营从而导致企业硬性违约；宏观调控波动性与信用约束软化的矛盾；大量资金体外循环；金融机构的不良信贷；银行间占汇压汇，等等。由于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通过占压别人的资金解决自己的困难，其结果就导致大家陷入“三角债”旋涡。
上述分析其实都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因为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这个问题由国家出面，采用放松银根等方法，还不是不可解决的。但是中国经济信用失常的深层次原因并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简单，而是关涉到一个民族的经济伦理观念劣变的问题。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饼，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到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这方面的例子近年来经常见诸报端，如湖南岳阳县荣家湾一些党政单位，自1992年开始，根本不理会政府有关“党政单位不许办公司”的规定。兴起一股办实体“搞创收”的风气，逼着工商部门发执照，开办大量皮包公司，由于这些机关工作人员根本不懂如何经营企业，便从社会上聘请了一些无业游民来搞经营，或是将公司承包给他们，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这些被聘请者当中，有许多本来就声誉不佳的骗子，却被这些党政单位视为“能人”。有了“国有企业”这块牌以后，这些骗子则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面日四处出击，采用五花八门的骗术，在全国各地骗货、骗钱。全国许多追债者近年来云集岳阳县讨债。其中一些惯骗经常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办法，今天是这个公司的经理，明天可能是另外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而且行踪不定，有的已经把公司办到外地去了。荣家湾亦因此得到“骗子湾”的“美誉”。
这类事情在目前的中国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试举几例：1995年3月深圳市劳动局、公安局、工商局联合发出“整顿社会职业介绍机构的通告”，该通告就是针对许多职业介绍所收取求职者“介绍费”以后，不履行职责，有部分介绍所还对上门讲理的求职者大打出手的恶劣现象而发。但这种现象屡禁不绝，到了四96年3月，传媒又呼吁要整顿劳务市场。（见《深圳特区报》1995年11月17日“鹏城今版”，《深圳晚报》1996年3月11日《我市劳务市场鱼龙混杂，宰施统一管理刻不容缓》）1995年下半年深圳市开始整顿旅游市场，因为该市旅游市场出现许多“旅游业非法经营机构”，即所谓“野旅”，这些旅游公司坑骗游客，假冒证照，牟取暴利，而且自成网络。（见《深圳特区报》1995年11月22日“鹏城今版”）上述这些人大多是内地来深圳找工作无着者。又加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子1995年处理了一宗这样的案子：深圳天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某欠另一家企业70余万不还，自己却坐豪华奔驰，住别墅，孩子上贵族学校。（《深圳晚报》1995年11月22日）正因为生活中这类人大多，才导致一些青年人在看《白毛女》时，竟认为杨白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因为这些青年人见到的多是现在这批欠债不还的无赖，无法理解杨白劳的欠债是怎么回事。
这类以行骗为目标的公司目前在中国绝不是少数，仅是传媒公开曝光的就不知凡几。《深圳法制报》（1996年9月1日）登载了一篇《万业骗你没商量》的文章，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广东陆河县人彭云辉成立了一家挂牌为“全民所有制驻外企业”，表面上看来仓库、办公室、商场齐备的公司，公司成立伊始，就以行骗为目的。表面上他们总是按法律要求，手续齐备地和供货者签订合同。一旦货物清点人库之后，便以各种理由拒付款。不少被骗的单位从此就开始了漫长的追债过程。该公司从1993年到1996年案发时止，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共诈骗16家企业，涉及金额301万元，诈骗金额达277万元。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骗子公司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群体现象。就在万业所在的龙岗龙昌街上，还有由广东陆河人办的类似几家公司，进行同样的诈骗活动。宝安区龙华镇的万福利更绝，大宗诈骗活动一成功，“总经理”就逃之夭夭，杏如黄鹤，法院连人都找不着。
《南方周未》1995年12月15日在《碉堡楼里大骗局》一文里，披露了河北平山钢铁公司承包者（即该公司总经理）梁泽生专门从事合同诈骗的案件，诈骗总额将近一亿。这一案件最能揭示中国现在经济交往中信用危机的根源。“平钢”自80年代未被梁泽生承包后，就开始进行这种诈骗活动。他们每次和交易对方订立合同，均以骗取对方货款为目的，当被骗者醒悟后要求偿还货款，梁泽生往往还要求被骗者帮他们再去骗人上钩，允诺将骗来的货款双方按比例分成。由于梁泽生为公司所在地的革命老区作了一些经济上的“贡献”，所以他可以毫不遮掩地对受骗者讲：“你们来平钢讨债，我可以为你们指点两条死路、三条活路。一、去公安局告我诈骗。可我们这里是革命老区，老区人民肯定不会答应让我这个财神被抓，平钢的上千工人也不会答应，你看见我那块功德碑了吗？公安局也怕老区人民闹事啊，所以这是条死路；二、去法院告我。我比你更懂法律，法院经济庭审理经济案件，从调解到审理，判决下来至少要6个月，说到执行嘛，你去问问位在钢花宾馆（即平钢附近的一个宾馆）二楼的宜宾法院刘副院长就知道了。再说三条活路：一、我正在向国务院扶贫办申请5000万扶贫贷款，到手后我或迟或早可以还你那400万；二、我在某中央级大报上刊有销售生铁现货的大幅广告，你去为我再拉几家客户来，只要对方的货款划到平钢的账户上，划来800万，我就还你400万，我提成50ok；三、你干脆不要向我讨什么钱了，反正那钱都是银行贷款，你让银行来找我，我自有办法搪塞，你们那400万嘛，可以算作平钢入股，年底我按35％分给你生铁……”后来前来执法的四川刑警，在太行山中被梁的人围攻，抓回平钢的碉堡中被毒打和非法拘押，其中一位当事人至此事见报时为止，还被拘押在平钢。
上述这类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如安徽省阜阳市农副产品经营处负责人王某某多次利用库存的少量商品作样品，与外地签订标值额较大的合同，一旦合同签订，他就千方百计刁难对方，想方设法制造纠纷，然后以对方“违约”为由向阜阳市地方法烷起诉。由于他采用贿赂行为买通法院一群法官，所以他每件案子都能胜诉八湖北省工商局1996年7月进行的一项企业合同专项调查表明，合同欺诈活动严重。1995年这个省1929个企业中，发生合同欺诈案件274起，被骗金额3079万元。据公安部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天津、沈阳、大连、深圳等一些计划单列市每年因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均在2亿元以上，全国每年损失约几十亿元。其中被公安部门追回的仅占40％，大部分不是被犯罪分子挥霍、侵占，就是流出国境。更令人深思的是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一些地方政府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1996年11月北京市工商局在一份情况通报中透露，以签订经济合同作幌子的违法活动非常突出，名目繁多，花样迭出，主要手法有18种之多。这18种手法大致可分成五大类：一是移花接木，假冒或惜用他人名义或货物，骗取对方信任；二是利用广告、信函、传单等媒介，散发虚假信息；三是虚构货源，伪造文书，如伪造执照、私刻公章，或者内外勾结，窃取合同文书等；四是利用回收产品、包销产品、低价销售、夸大产品真实价值等利誘手段；五是利用对方法律素质低或法律不健全，在合同中设下种种陷饼，或恶意串通，骗取对方财物。
由于合同欺诈事件屡屡发生，一些企业因此陷入停产、半停产困境。为了避免上当，在一些地方和一些行业，出现了由现代信用交易向以货易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等传统交易方式倒退的现象，合同交易只占整体经济活动中交易量的30％左右，合同履约率亦不足50％，严重妨碍了大生产、大流通。原因很简单：没有游戏规则的市场无法获得发展。1996年，全国共查处合同违法案件9000余件，为合同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48．9亿元。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这一点，中国政府也早已看出。1996年1月，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分子气焰嚣张，以暴力抗拒执法。近年来，在广西、云南、山东、河北、河南等地都曾发生过暴力抗拒执法的恶性事件。徐鹏程认为，这里不仅有个认识问题，也有个利益机制问题，还有少数干部的腐败问题。少数地方存在“假冒得利”“假冒出效益”的错误认识，把造假售假视为发展经济的一条出路，把打假和搞活经济对立起来人有些传媒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经济伦理关系是否失常，关系到一个地方投资软环境的好坏。近年来经济发展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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