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的湖南省，其省委书记王茂林在1996年2月9日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湖南投资环境不被看好，主要不是“软”“硬”件问题，而是人文因素的缺陷。他指出：“一条107国道本是湖南的经济动脉，可一些人设关立卡，屡禁不止，名曰查走私，其实是敲诈勒索。车一停，这个上来强卖矿泉水，那个硬行卖雞蛋，弄得过往客人怕在湖南段落脚。广东某报一个版，登了我省某某市某某镇还有多少骗子的文章，湖南人脸上有光？某某市人脸上有光？如此，湖南对外开放能扩大吗？”“做生意要讲信用，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可早一段，好几家外省公司写情给我，说我们省几个公司收了他们的款不发货，意思是要我帮助解决。省地市各级法院也受理了不少这样的案件。”这位省委书记在这里讲的“人文因素”，实际上就是包括经营哲学、企业文化、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在内的经济伦理观念。
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法制经济。一个国家的管理者和人民如果容忍甚至纵容这种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注定要陷入过度投机之中，只能是第二流乃至未流的。在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漠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第三点讲的实际上就是“信用”两字。如果再详加分解，“信用”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为了生存需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某商品信誉好，购买这一商品的消费者就会增加，有利于生产该商品的厂家发展。但是如果信誉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上，容易导致人和人之间互相利用的短期化行为，所以信用还必须上升到更高层次来认识，建立超越个人利益、体现信誉和正义的规则，即法治。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信誉”尚有待建立，更不用说所谓行之有效的“法治”（不是法制）。
1996年全国的工商业企业一窝蜂地推出“承诺制”，但观看那承诺内容，有许多其实只是将外在的强制性内容纳入承诺范围内，如反腐倡廉、正确使用行政权力、不乱收费、不吃卡拿要。不收受礼品等，本是由党纪政纪约束的内容，有纪委、监察、审计部门主管；如水质与燃气热值等指标，本来有国家、行业标准甚至还有国际标准与有关质检部门管着；如不销售伪劣商品、不短斤缺两，保证商品质量不出问题、出了问题派人上门维修，服务态度一定好等等，这些本有行业与部门规章管着。上述这些承诺有如母雞下蛋保证雞蛋有壳有皮有蛋黄蛋白一样，本是商业或社会行为应有之义，现在却要作为“承诺”的内容推出，这一事实正好可以作为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畸变的有力佐证。如果将“信用就是金钱”这些资本主义信条与现在中国信用失常的情况对比，很难相信这种信用失常状况会使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并使中国社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调查结果显示的商业道德危机
1996年，由新加坡昂记科技公司委托零点调查公司进行了一项名为《中国企业家的商业伦理指南调查报告》的活动。在调查中，调查人员采用了分层抽样的方法，电话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300家国有、民营、三资、个体企业的负责人，调查内容涉及到商业伦理的作用，对不道德行为的容忍程度，企业经营者心目中的理想伦理规则及其道德实践，经营者个人信念等。根据本次调查结果，该公司研究人员概括了中伺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尚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调查表明，只有34％的人听说过“商业伦理”这一说法，且多将“商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等同视之，只有约15％的企业经营者能较全面地理解“商业伦理”这一概念的内涵。
虽然多达85％的企业经营者强调商业伦理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性，但调查人员提供的非道德行为测试结果又令人担忧：企业经营者中对相当一部分非道德行为采取高度容忍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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